在苏联，预先规定，对于无论什么事情，都不许有一种以上的意见。而且那里的人，精神也被调练成这个样子，使得这个附和主义对于他们竟成为容易的、自然的、不觉得的，以至于我不敢设想这里面含有虚伪的成分。这些人果真是实行过革命的人么？不是的，这些是享用革命利益的人。每天早晨，（真理报）教他们以合宜知道，合宜思想，合宜相信的事情。超出这个以外，是不好的！以致人们每次同一个俄国人谈话，恰像同所有俄国人谈话一般。并非每个人都严谨遵从一个口号，而是一切都安排得使他不能离众独异。你试想想：这种精神调练是从最柔嫩的幼年时代就开始的！……由此可以说明那些非常的顺受；有时你，外国人，会觉得这种顺受是很可惊奇的；由此又可以说明某些幸福可能性；这使得你更加觉得奇异。
你替那些排队等待几个钟头的人诉苦么？但他们以为这样等待是十分自然的。面包、蔬菜、水果，你认为不好么？但除此以外没有别的。人家拿给你看的这些布料，这些物件，你认为丑陋么？但这里没有什么选择。除了去同那不大令人留恋的一个过去时代相比较以外，一切比较之点都被除去了，如此你只好满足人家拿给你的东西了。这里，紧要的乃在说服人，说：人们是再幸福没有了；说：其他地方都没有这里幸福。要做到这个地步，唯有细心隔绝同外界一切交通这个方法（我所指的外界，乃是国境以外）。感谢这个方法，所以在相等的甚至显然低下的生活条件之下，俄国工人也自以为比法国工人更加幸福，更加幸福得多。俄国工人的幸福是由希望，信任和无知构成的。
我非常难以将这些感想整理成个系统，因为问题在这里是交互错综纠缠不清。我不是一个专门家，经济问题是在心理反映之下才引起我的兴趣的。在心理学观点上，我却能很清楚解释为什么要做成这样一个严谨封固的瓷瓶，为什么要把边境布置得密不通风：在新制度尚未成立而事情往后不会进行得更好时候，护持着这样一种幸福，对于苏联居民的幸福乃是有重大关系的。
我们赞许苏联有一种非常的冲动，向着教育，文化。但这个教育只教那些足使人的精神庆贺现状并称颂“福哉，苏联，唯一有希望的！”的东西。这文化都朝着一个方向，它没有一点无所为而为的东西，它积蓄着；不管马克思主义如何，这文化却差不多完全缺乏批评精神。我知道，那里人们替那个所谓“自我批评”大吹大擂。我在远地很钦佩，我想这批评若是认真而诚恳做去，一定要造成新奇效果。但我很快就不得不明白：这批评除了一些告发和谏劝（食堂里汤煮得不好或俱乐部讲演厅内地扫不干净等等）以外，只在考究：这个或那个是合乎“路线”，还是不合乎“路线”？人们所讨论的并不是路线本身。人们所讨论者，乃是要知道这件工作，这个行为，这仲理论，是否符合于这个神圣路线。想将这批评推远一点的人，有祸了！在范围之内由你怎样批评都行，在范围之外则不允许的。历史上本有这类先例。
再没有别的东西比这个精神状态更有害于文化。后面我将解释这点。
苏维埃公民对于外国事物异常无知。①不仅如此人们还说服他们说：其他一切国家都远不如苏联。这个幻想是有意培养的；因为如此，每个人；即使不甚满足的，也要歌颂这不使他陷于更恶劣地位的现行制度。
由此产生出一种自大心理。我举数例如下：
每个大学生规定学一种外国文。法文是完全被抛弃的。他们认为值得学的，是英文，尤其德文。我很惊奇，他们说得那么不好；法国一个中学二年级学生外国文比他们还要好些。
我们问过的人中，有一个给我们这样解释（用俄国话说，耶夫·拉斯特给我们翻译）：
几年以前，德国和美国还有几点可以给我们学习，但现在我们无需向外国人学习什么了。那么，说外国话有什么好处呢？②
①或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