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兰多回到屋里。屋里静悄悄的，一片沉寂。这里有她的墨水瓶、她的笔，还有中断了的诗稿，当时她正在赞颂永恒，巴斯克特和巴特洛莫进来送茶，打断了她，她正准备说，一切都没有变。然而，三秒半钟后，一切都变了，她跌断踝骨，坠入爱河，嫁给了谢尔默丁。
这一点，她有手上的结婚戒指为证。不错，她确是在遇到谢尔默丁之前，自己把它戴上的，但结果证明，它不但解决不了问题，情况反而更糟。现在，她满心敬畏，很迷信地不停转动这戒指，生怕它从骨节上滑下来。
“结婚戒指必须戴在左手第三指上才行，”她说，孩童一样小心翼翼地重复学到的课程。
她说话的声音很大，口气中也添了不少炫耀的色彩，仿佛希望某人无意中听到她的话，而此人的意见又是她极为看重的。现在既然终于能够理清思绪，她就很关心自己的行为会对时代精神产生什么影响。她迫不及待地想知道，她与谢尔默丁订婚并嫁给他，在这件事上，她的所作所为，能否得到时代精神的赞许。她显然感觉好多了，自沼泽地之夜后，她再没觉得手指刺痛过，一次也算不上痛过。但她无法否认自己仍有疑问。不错，她是嫁了人，但她的丈夫总在绕合恩角航行，这能算是婚姻吗？如果她喜欢他，这算是婚姻吗？如果她喜欢上了其他人，这算是婚姻吗？最后，倘若世上她最渴望的依然是写诗，这算是婚姻吗？她很怀疑。
不过，她要来检验一下。她看看戒指，又看看墨水瓶。她是否有这个勇气？没有，她没有。但她必须这样做。不行，这不行。那她该怎么办呢？昏厥过去，如果有这个可能的话。但她一辈子都没如此这般的精气神儿十足。
“真该死！”她大喊，又上来了过去的那股劲儿。“来吧！”
她拿起笔，狠狠地杵进墨水瓶。令她大吃一惊的是，并没有迸溅发生。她提笔出来，笔尖湿漉漉的，却没有滴滴答答。她写了起来，文思虽有些迟慢，但来总是要来的。啊！但它们来得可有道理？她思索着，忽然觉得心慌意乱，惟恐手中的笔又会不昕使唤，闹出什么恶作剧来。她读道：
我行到一片野地，蔓布的绿草／因为低垂的贝母花萼愈见颓靡／蛇一般的花朵，郁郁寡欢，陌生模样／裹在沉闷的紫色中，好似埃及姑娘——
她边写边感到有个精灵（切记我们现在是与人类精神最朦胧的表现形式打交道）在她身后探头探脑，窥视她的写作。当她写到“埃及姑娘”时，那精灵让她停笔。绿草这个字嘛，用得还中规中矩，它似乎在说，拿了一把家庭女教师用的戒尺，从头开始评说。低垂的贝母花萼，很妙。蛇一般的花朵嘛，这想法出自女士之口，或许过分了，但华兹华斯无疑会对它赞许有加；而姑娘这词？姑娘这词有必要吗？你说你有个丈夫在合恩角？那好啊，这就没问题了。
于是时代的精神传续下去。
奥兰多现在对时代精神心存（因为这一切都发生在心中）深深的感激。以小比大，就好似一个知道自己箱子里塞了一捆雪茄的旅行者，对大度放行的海关官员心存感激一样。因为奥兰多很怀疑，如果时代精神仔细检查她的头脑，会发现其中有一些严重的违禁品，为此她会遭重罚。她不过是勉强逃脱而已，靠的是耍了点小聪明，顺从时代的精神，例如戴上戒指，在沼泽地找到一位男人，以及热爱自然，不当讽刺家，不愤世嫉俗，也不当生理学家，那等货色立即就会被人发现。她大大松了一口气，她确实很可以这样做，因为作家与时代精神之间的交易无限微妙，作家的作品有什么样的命运，全部系之于这两者之间达成的妥善。奥兰多做了如此安排，她现在处于非常幸福的状态，既不需要抗拒自己的时代，也不需要屈从它。她是时代的产物，又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所以，现在她可以写作，而且她也确实在写作。她写啊，写啊，写啊。
眼下是十一月。十一月过后是十二月。之后是一、二、三、四月。四月之后是五月。而后是六、七、八月。再后是九月。然后是十月，瞧，我们又回到十一月，完成了整整一年的循环。
这样写传记，有其好处，却也多少空洞无味，长此下去，恐怕读者会抱怨，他自己也能背日历，何必按霍加思出版公司的所谓合适订价去掏腰包买这本书。但是，如果传主把传记作者置于尴尬境地，像奥兰多对我们这样，传记作者又有什么法子？任何一个值得我们去请教的人，都会同意生活是小说家或传记作家惟一适当的主题。这些权威人士还言之凿凿地说，生活与坐在椅子上胡思乱想毫不沾边。思想与生活，是相去甚远的两极。因此，既然坐在椅子上胡思乱想是奥兰多目前的所作所为，那么在她结束胡思乱想之前，我们除了背日历、手捻了念珠祈祷、擦鼻涕、拨弄炉火、观望窗外，就别无它事好做了。奥兰多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屋里静得甚至可以听到大头针掉在地上的声音。倘若真有根大头针掉到地上也好啊！那也是一种生活。或者有只蝴蝶拍拍翅膀从窗子飞进来，落在她的椅子上，我们也可以写写这件事。或者假设她站起来，杀死一只黄蜂。我们立即就可以提笔开写，因为那样就会有流血，即便只是一只黄蜂的血。哪里有流血，哪里便有生活。虽然与杀人相比，杀只黄蜂不过是区区小事，但它仍然更适合拿来当小说家或传记作家的主题，胜过整天坐在椅子上胡思乱想，旁边放支烟、再放上纸笔和墨水瓶。我们可以抱怨说（因为我们正变得愈来愈不耐烦），传主若能体谅传记作家的苦衷，该有多好！你已在她身上花了如此之多的时间，找了如此之多的麻烦，现在还有什么比看到她完全溜出你的掌握更让你恼火呢？她沉迷于——你目睹她叹气、喘息、脸红一阵白一阵、目光时而灼灼炯炯，时而昏昏蒙蒙。亲眼目睹这一切情感骚动的无声表演，却明白引起它们的是思索和遐想这等不足挂齿的原因，难道这还不是最让人感到屈辱的吗？
但奥兰多是女人，帕尔默斯顿勋爵刚刚证明了这一点。描写女人的生活，人们的共识是，行动可以不论，只管讲述爱情。有位诗人说过，爱情是女人生存的要义。我们看一眼伏案写作的奥兰多，就必须承认，她的确是最适合这一使命的女子。当然，既然她是女子，又有美貌，且在妙龄，她很快就会不再煞有介事地写作和思索，开始哪怕思念一位猎场看守人（只要她是在想男人，无人反对女人思索）。然后，她将给他写张小纸条（只要她写小纸条，也无人反对女人写作），约他星期日黄昏时分幽会，而星期日黄昏将至，猎场看守人将在窗下吹口哨。所有这一切，当然正是生活的本质，而且是小说惟一可能的素材。那么奥兰多是不是肯定会做这些事情中的一件呢？唉，简直太遗憾了，奥兰多一件也没有做。如此一来，我们是否必须承认，奥兰多属于那些没有爱情的谬种？她喜欢狗，忠于朋友，酷爱诗歌，曾慷慨解囊，救济十来个饥肠辘辘的诗人。但爱情与善良、忠诚、慷慨或诗歌毫不相干。我们此处所说，是男性小说家定义的那种爱情，毕竟除此之外，何人还能有更大的权威呢？爱情就是褪去衬裙和——我们大家都知道爱情是什么。那么奥兰多做没做那件事呢？事实迫使我们说没有，她没有做。那么，倘若我们的传主既不去爱，又不去杀人，只是思索和遐想，那我们就可以断定他或她几乎是死尸一具，我们应该一走了之。
现在，留给我们的惟一对策，就是眺望窗外。窗外有麻雀、椋鸟、几只鸽子和一两只秃鼻乌鸦，都在忙着追求自己的时尚，或寻觅蚯蚓，或寻觅蜗牛，或振翅飞上树枝，或在草皮上行走一圈。一个男仆，腰上系着绿色台面呢围裙，穿过庭园。我们假定他与配餐室的某个女仆私通，不过在庭园里又没有什么明显的证据，我们只能希望结局圆满，然后一走了之。流云掠过天空，一片片，一团团，把草地映衬得忽明忽暗，变幻不定。日晷神秘如常，记录着时光的流逝。面对这千篇一律的生活，人的大脑开始懒洋洋地、徒然地抛出一两个问题。生活，它唱道，或者不如说它低吟，好似壁炉架上的一把水壶，生活，生活，你是什么？是明还是暗？是仆人的台面呢围裙，还是草地上椋鸟的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