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我早应该摆脱你，我应该像人们掸掉衣服上的刺那样把你从我的生活中清扫出去。埃斯库罗斯在他的一部最奇妙的剧中告诉我们，万能的上帝在自己的房里抚养了一只幼狮，他很爱它，目为他一呼唤，它就会欢快地跑到他面前，为得到食物而摇尾乞怜。但它长大后就露出了兽性，不但吃掉了主人，也毁灭了他的房子及他所有的一切。我觉得自己就是他那样一种人。但我的错误不在于我没有与你分手，而在于我过于经常地与你分开，因为往往是每隔三个月我就决定结束我们的友谊，这已形成了一种规律，而每次一旦我这样做了，你就不断请求，发电报、写信，让你的朋友出面干涉，也让我的朋友进行干涉，从而设法诱使我同意你回来。１８９３年５月底，你离开我在托盖的房子时，我已决心再也不与你说一句话了，或无论如何再不准许你与我在一起了。你在离开我之前的那天晚上，曾大吵大闹了一场。你是多么令人厌恶啊！你很快就从布里斯托尔写信、拍电报，请求我的宽恕，让我答应与你见面，你的老师一他没同你一起走——告诉我，他认为你有时对自己说过的话、做过的事是非常不负责任的。大多数认识你的人，尽管不是所有人，都有相同的看法。但我还是同意见你，当然也就宽恕了你。在回托盖的路上，你请求我带你去萨瓦，而对我来说，那实际上是一次致命的访问。
三个月后，也即是６月，我们已在格林了。你在牛津大学时的一些朋友来找你，一直从星期六待到星期一。他们离去的那天早晨，你又大发脾气。你是那么可怕！那么令人伤心，以至于我不得不告诉你我们必须分开。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们站在棒球场的平地上，周围簇拥着美丽的青青碧草，我向你指明，我们彼此在伤害对方的生命，你绝对是在毁灭我的生活，而我也明显没有使你感到幸福，我们所能做出的惟一不可避免的、明智合理的选择就是分开，彻底的分开。午饭后你带着一脸愤怒离开了我的房子，并且留下一封恶毒的、令人厌恶的信，让男仆在你走后交给我。三天还不到，你就从伦敦发来电报，请求我宽恕你，让你回来。我已成了供你取乐的工具，成了随时听从你吩咐的仆人。我一直为你有那种可怕的脾性深深遗憾，因为你实际上是这种脾性的牺牲品。我喜爱你，所以我又让你回来了，并且宽恕了你。但竟然又是在三个月后，即９月，你又多次大吵大闹，起因是我指出你试图把《莎乐美》译成法文是小学生式的错误。你现在已是一个相当好的法语专家了，你一定也知道了翻译不值得你去做，就像不值得任何一个普通的牛津学生去做一样，因为这是一部寻找自我表现的作品，你当时当然不会理解它。你就这个问题给我写了一封措辞激烈的信，说你对我没有“任何思想方面的义务”。我记得当我读到这句话时，我感到这是你在我们交往的全过程中给我写的信中的惟一一句实买在在的话，我明白了，你实际上更适合与文明程度较低的人交往。我这样说没有一点怨恨的意思，我只是说出我们友谊中的一种事实。我总以为，归根结底，一切交往中的义务——不管是在婚姻中还是在友谊中——都是一种交流，而交流就必须有一种共同的基础，而在两个教养迥然不同的人之间，惟一可能的共同基础必然是在最低层面上的。在思想和行动方面，微不足道的事是有其魅力的，这也是我在剧本和论文中表述的那种卓越哲理的基石。但我们生活中的空谈和蠢事常常令我感到非常厌烦：我们只能在“泥坑”里才能达成一致。尽管你在交谈中谈论的一个中心话题很吸引人，确实非常吸引人，但对我来说，久而久之，与你一直不变的交谈话题就变得单调乏味了，我常常为此厌烦至死，感觉接受你的这种谈话就像必须接受你去音乐厅时的那种激情、或在吃喝上那种疯狂浪费的癖好、或你身上的任何对我毫无吸引力的性格一样，我只是把这种谈话当做一种东西，也就是说一种我不得不忍受的东西，是为认识你而必须付出的昂贵代价巾的一部分。我们离开格林后，我单独去迪纳德住了四天四夜，你非常恼怒我不带你一起去，并且在我离开那儿之前，又为这件事在阿尔贝玛勒旅馆大发了几次脾气，令我很不高兴。更有甚者，你还把一些同样令我不愉快的电报送到我只暂住几天的乡下房子里。我记得我曾告诉你：你有责任与自己的其他朋友一起呆上一小段时间，因为整个冬天你都没与他们在一起。我现在可以完全坦白地告诉你，实际上，我当的·是无论如何不能让你与我在一起了，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已有好几个星期了，我需要摆脱你的陪伴给我带来的紧张，我需要休息和自由。独处一段时间对我来说是完全必要的，也是我思想上必需的，因此，我承认，从我谈过的你信中的那些话里，我看到了一个结束我们之间那种致命的友谊的绝好机会，而且可以毫无怨恨地结束，就像我早在三个月前，在格林的那个明媚的早晨想做的那样。坦率地说，我的一个朋友——他理解你的困境，你也向他谈起过你遇到的困难——曾对我说，如果你的译文像一个小学生做的练习那样被送回去，那会对你造成很大的伤害，或许会使你感到耻辱；他说我当时对你思想上的期望值太高了，而且，不管你写什么、做什么，都是绝对完全地献给我的。我不想在你刚在文学之路上蹒跚学步时成为你的第一个障碍或使你丧失信心的人。我非常清楚地知道，没有任何译文——除非是诗人翻译的——能够充分表达出我作品中的色彩和节奏，但对我来说，不管是在过去还是在现在，敬献都是一种奇妙的事，是不能漫不经心就扔掉的东西，因此，我就接受了你的译文，并让你又回到我身边。整整三个月后，在经过了一系列争吵之后，终于有一次，当你在星期一晚上带着你的两个朋友来到我这里时，我们之间爆发了那次比以往任何一次争吵都更令我厌恶的争吵。第二天，我发现自己为了逃避你们，实际上是飞一样地跑到国外去的。我向家人编造了一些奇怪的理由说明我为什么要突然离开他们。我还惟恐你乘下一列火车尾随追来，就给仆人留了一个假地址。我记得在那天下午，我坐在驶向巴黎的火车车厢，想着我的生活已经到了怎样一种不可能的、可怕的、完全错误的状态：我，一个享誉世界的名人，竟然被迫逃离英国，以试图摆脱无论从思想还是道德角度看都是毁灭我身上一切美好东西的友谊，而我正在逃离的人，不是一个从阴沟或泥坑里站起来走进现代生活的、与我的生活完全纠缠在一起的动物，而是你，一个与我处于同一阶层、同一地位的年轻人，一个与我一样在牛津大学读过书、频繁出现在我家里的客人。而正当我思考着这些问题时，通常那种恳求的和抱怨的电报就又跟踪而至了，但我根本看都不看它们。最后，你威胁说，除非我同意见你，否则你无论如何决不同意到埃及去。我知道，如果你不去埃及，你母亲一定会极其失望，为了她，我同意见了你，并在一种巨大感情的影响下——你不会忘记这种感情的——我宽恕了你的过去，虽然我对我们的未来只字未提。
第二天，当我回到伦敦时，我记得自己坐在房间里，悲哀地、严肃地试图弄清楚你是否真的就是我看到的那样——一个身上有着那么多的对你我与别人都是彻底毁灭性的错误、即使认识你或与你在一起都会致命的人。整整一个星期，我都在思考这个问题，不知道我对你的估计究竟是不是不公正的、误解的。在周末，有人送来了你母亲的一封信，她信中所说的都是我也曾有过的那种感觉。她在信里谈到，你有盲目的过度的虚荣心，这使你看不起自己的家，把你的哥哥——那个坦率的人——当做一个“平庸之辈”。她也谈到，因为你的脾气，她不敢与你谈你正在过的那种生活，那种她能感觉到、也能了解的生活。她说，你在用钱方面的许多行为都令她很失望。她也谈到了你身上已经出现的堕落和变化。她当然也明白，你身上遗传了那种可怕的家族特征，并且坦率地、恐惧地承认，你是她的一个“继承了那种致命的道格拉斯气质的孩子”。在信的末尾，她说她感到应该向我说明，在她看来，我们的友谊实际上已经强化了你的虚荣心，而这种虚荣心已经成为你的所有错误的根源。她真诚地请求我不要在国外接见你。我立刻给她回信，告诉她我完全同意她所说的每一个字，我会尽可能远远地离开你。我告诉她，我们的友谊是在牛津大学时开始的，起因是你来请求我帮助你解决一个很特殊的人给你造成的严重的麻烦。我还说，你的生活一直是处于这种类似的不断出现的困境状态中的。我告诉她，你曾把自己去比利时的原因归结于你在那次旅行中的同伴的错误，你母亲曾因此责备我把他介绍给你，但我却认为，错误在你而不在他。我向她保证，我根本不想在国外见到你，并且请她尽量让你一直留在埃及，如果可能，可以让你以一种名誉专员的身份留在那儿，如果这种办法行不通，也可让你去学习现代语言。总之，不管她能找出什么理由，至少要让你在埃及住二至三年，这既是为你好，也是为我好。
与此同时，在埃及你每到一个邮局就给我写信。我对你写的信一点也不在意，读过后就撕掉了，我已决心再不与你产生任何关系了。既然我决心已下，我就可以欣然全身心专注于我的艺术——我已让你中断了我的艺术的进步。
三个月眼看就要过去时，你母亲因为那种不幸的意志薄弱的性格、那种在我的生活悲剧中成为与你父亲对我的侵犯一样的致命因素的意志薄弱，正式写信给我——当然，我毫不怀疑她受到了你的怂恿——她告诉我，你非常焦急地等着我的回信，而且，为了使我不至于有借口不与你联系，她还把你在雅典的地址告诉了我，我当然非常清楚这个地址。我承认，当接到她的信时，我感到非常震惊。我无法明白，在她１１月给我写了那样一封信、我也给她回了信后，她怎么还会不顾后果地试图修复或重新开始我们之间那种不幸的友谊。当然，我告诉她说我收到了她的信，并表示感谢，同时要求她尽町能让你与英国驻埃及大使取得联系，以便阻止你返回英国。但我没给你写信，也没有因为你母亲给我写了信而对你发来的电报稍加注意。最后，你竟然给我妻子发电报，请求她利用她对我的影响让我给你写信。我们的友谊曾一直是她悲伤的根源，不仅仅因为她本人从未喜欢过你，而且是因为你形影不离地陪伴我已大大改变了我，而不是朝好的方面转变。然而，只是因为她始终对你是最仁慈、最温和的，所以她无法忍受我以任何不礼貌的方式对待我的任何朋友，因为在她看来，我对你似乎就是这样，虽然她想过、确实也知道我与你的交往是与我的性格不相容的。就这样，在她的要求下，我与你取得了联系。我清楚地记得我给你的电报上的每一个字。我说，时间已愈合了每一个伤口，但在以后的数月内，我既不会给你写信，也不会见你。你接到电报后立刻马不停蹄地出发来巴黎，一路上给我发了许多热情的电报，请求我再见你一次，无论如何要见一次。我拒绝了。你在星期六深夜到了巴黎，在下榻的旅馆里见到了我写给你的一封信，告诉你我不会见你。第二天早晨，我在泰特街收到你一封大约有１０页或１１页的电报，你说，不管你以前对我做过什么，你都无法相信我会绝对拒绝见你。你提醒我说，为了见到我，哪怕只见上一小时，你已经在欧洲穿行了六天六夜，路上一次也没停留。我必须承认，你这次的请求是我见过的最哀婉动人的。最后在电报结尾，你直言不讳地威胁说你要自杀。你自己过去常常告诉我，你的家族中有许多人都曾双手沾满自己的血：你的叔叔肯定无疑是自杀，你的祖父也可能是自杀，还有其他许多人发’厂疯。你来自于一个邪恶的、不道德的血统。出于对你的怜悯以及过去对你的爱，也因为想到，如果你真的自杀了，你母亲会承受不住这样可怕的打击；想到你这样一个尽管身上有许许多多的邪恶的特点，但仍蕴含着美的可能性的年轻的生命，却要走到这样一种可怕的结局。总之，纯粹是出于十二慈——如果我必须找种借口的话——我同意与你见最后一面。我赶到巴黎，义与你坐在一起。那天晚上，你的眼泪一次次涌流而出，像雨水一样流过你的面颊。我们先在渥瓦萨吃午饭，随后又在帕娅德吃了晚饭。你见到我时表现出真心的欢乐：不管我们走到哪里，不管是在什么场合，你都紧紧握着我的手，像一个已悔过的温顺的孩子。你当时的悔悟是那样单纯和真诚，结果使我又同意恢复我们的友谊。两天后我们回到了伦敦，你父亲看到我们一起在“皇家咖啡馆”共进午餐，也过来坐到我们的餐桌旁，喝我的酒，并且就在那天下午给你写了一封信，开始了对我的第一次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