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有人会奇怪我会再次决定与你分手，这次分手不是出于偶然，而是因为离开你的义务迫使我这么做。我不必提醒你回忆起你从１８９４年１０月１０日到１３日在布莱顿对我采取的一系列行为。对你来说，回忆三年前的事情是太难了，因为你会觉得三年时间过于漫长了。但对我们这些生活在监狱中、生活中没有事件只有悲哀的人来说，就必须以痛苦的结来计算时间的长短，并标记下我们痛苦的时刻。除了痛苦，我们没有别的事情可想。痛苦——尽管对你来说这听起来很奇怪——是我们的生存方式，因为只有痛苦才能使我们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对我们来说，只有回忆过去的痛苦，才能保证和证明我们还有继续生活下去的必要。在我自己与快乐的回忆之间存在着一道问我自己和实际的快乐之间同样深的鸿沟。如果我们在一起时的生活确实如人们想像的那样，只有快乐、奢侈、笑声，我会一点也回忆不起来的。就是因为那种生活无时无刻不充满着悲剧性的痛苦、险恶、愚蠢或可怕的单调乏味的争吵和不体面的亵渎，我才能详细地看到或听到其中每一个彼此分离的事件，实际上我也已不可能看到或听到其他的什么东西了。生活在监狱里的人需要那么多的痛苦才能生活下去，结果迫使我每天都不得不把我们的友谊变换成各种不同的痛苦方式，尽管有时并不必要。不管我自己和别人是如何看待我现在的处境，我的生活似乎一直就是一首真正的“悲哀交响曲”，慢慢地经过以节奏联接的种种乐章达到它的转变，并且带着在艺术中作为处理一切重大主题的特征的那种必然性。
我刚才是不是已经说到三年前你在连续三天里对我的所作所为？我当时正准备单独一个人在渥斯林完成我的最后一个剧本，中间你曾两次来访，打断了我的计划。第三次，你带着自己的一个朋友突然出现在我房子里，而且你还竟然建议他留在我房里，但被我断然拒绝了（你现在必须承认，我的拒绝是合情合理的）。当然，我可以容许你留下来，对此我一向别无选择，但我不能让你的朋友留在我房里，所以就把他安排在别处了。第二天是星期一，你的朋友去上班了，你留了下来。因为对渥斯林感到厌烦，更主要的是，毫无疑问是因为厌烦我徒劳地想出种种办法要把注意力集中在我的剧本上——当时惟一能真正吸引我的事情——你就坚持让我带你去布莱顿的格兰特旅馆。我们到达布莱顿的当天晚上，你就病倒了，得的是一向被愚蠢地称做流感的那种可怕的低烧，这次如果不是你第三次发烧，那就是第二次。我不必提醒你我当时是怎样照料你、安慰你的。我不仅给你买各种昂贵难买的水果、花、礼物、书等等能用钱买到的东西，而且还用深情、温柔和爱等用钱买不到的东西来抚慰你。我每天除了早晨散步一小时下午开车一小时外，从未离开过旅馆。因为你不喜欢旅馆提供给你的葡萄，我就特地从伦敦给你弄到一些特殊的葡萄。我还编出一些使你高兴的事，或是与你住在一起，或是就住在你隔壁的房间里。每天晚上我都陪你坐着，安慰你或是逗你快活。
过了四五天，你的病好了。我为了尽可能完成我的剧本，就租房住了下来，你当然是与我在一起了。在我们安顿下来的第二天早晨，我感到极其不舒服。你因事必须去伦敦，但答应我下午就回来，结果你在伦敦遇到了一位朋友，一直到第二天很晚你才回到布莱顿，而那时候我已得了严重的发烧，医生说是从你身上传染了流感。没有什么能比一个人病倒在旅馆里更使人不舒服了。我住的房子的客厅在一楼，而卧室却在三楼，没有仆人服侍我，甚至没有一个人能为我送张便条，或遵医嘱为我取来必需的东西。但你回来我就不害怕了。可是在随后的两天里，你却把我孤零零地留在旅馆里，既不关心，也不照料，什么都没做。我不是想让你给我买什么葡萄、花、迷人的礼物，而只不过想让你帮我解决一些必需晶：我甚至连医生为我定购的牛奶都得不到，也喝不到柠檬汽水。而且，当我请求你从书店为我买一本书，或者，如果书店里没有我想要的书，就随便为我选一本其他什么书时，你竟然连书店都从未去过。结果，当我一整天都没书可读时，你却平静地告诉我你已为我买了一本书，书店答应很快就送过来，后来我才偶然发现，你说的这种话自始至终都全是谎言。这期间你当然全花我的钱。在星期六晚上——从早晨起你就把我一个人留在旅馆里——没有一个人照料我，我请求你晚饭后回来，与我一起坐一小会儿，你用一种生气的腔调和不礼貌的方式答应了，可我一直等到晚上１１点，你都一直未露面，于是我就在你房间里留了张纸条，只是想提醒你别忘了自己的诺言以及你是如何履行诺言的。凌晨３点，我因为睡不着，又口渴得难受，就自己在又黑又冷的夜里顺着楼梯走到客厅，想在那儿找点水喝，而我却找到了你！你用一种只有冷酷的、没受过教育、没有教养的人才能说出的恶毒的话攻击我。你用利己主义这种可怕的炼金术把你本该有的悔恨化成了狂怒。你指责我要求你在我生病时陪着我是出于自私，谴责我阻碍了你寻欢作乐，试图剥夺你享乐的权利。你告诉我——我知道你说的是实话——你午夜回来只是为了换衣服，你还要出去到你希望可以找到新乐趣的地方去，而我因为给你留了那张纸条，提醒你，你在这一天一夜里完全忘了我在生病，所以就剥夺了你想得到更多快乐的欲望，使你得不到更多新鲜的快乐。我带着厌恶回到楼上，直到天快亮时才睡着，而天亮许久后我才能设法压下发烧带来的干渴。１１点，你走进我房间。在刚过去的争吵中，我禁不住想到，我只以自己的一张纸条就在一个不寻常的晚上把你看透了。第二天早晨，你恢复了常态，我自然等着听你用什么借口来解释自己的行为，用什么方式来请求我的宽恕。你心里也知道，不管你做了什么，这种宽恕始终是在等着你的，而你对我会一直宽恕你这件事的绝对信任是你身上存在着的我一直最喜欢的东西，或许也是你身上值得人喜欢的最好的东西。因此，你不但没有向我道歉，反而开始以更激烈的语气和固执重复了与上次同样的争吵。最后，我忍无可忍，让你立刻离开我的房间，你假装走了，但当我从枕头里——我本是把头埋在枕头里的——抬起头时，却发现你仍站在原处。你残忍地笑着，歇斯底里地狂怒着，突然向我走过来。顿时，恐怖遍及我全身，我不明白这到底是因为什么，但我立刻跳下床，赤脚穿过二层楼梯到了客厅，直到我摇铃叫来的房主向我保证你已离开了我的卧室，并且答应随时可以听从我吩咐时，我才离开客厅。一个小时后——这段时间里，医生来了，当然发现了我正处于一种绝对紧张的衰竭状态，并且发现我比开始时还烧得厉害——你一声不响地回来了——是为了钱——拿走了你能在衣柜里找到的一切以及披风，带着行李离开了房子，你还要我告诉你在你走后的两天里——悲惨、孤独、生着病的两天——我想到了你身上的哪些东西吗？还有必要让我说明，我当时清楚地看到，即使再继续与你这样的人认识都是对我的一种侮辱吗？还要我告诉你我当时认识到我们最后分手的时刻已经来到、并且认识到这是一种极大的解脱吗？还要我告诉你我知道自己将来的生活与艺术会在任何一种可能的方面都更自由、更好、更美吗？尽管我病着，但我感到很轻松。“我们必须分开”这个事实使我心里很平静。到星期二，我的烧退了，我生病后第一次下楼吃饭。星期三是我的生日，我的桌上堆放着电报和信，其中有一封信一看就是你的笔迹。我带着一种对自己的悲哀感打开了信，我知道，只要你说了一句漂亮的话，表示你对我的爱，或者，只要你有一个字表示悔恨，我都会让那件不愉快的事成为过去，让你再次回到我身边。但我完全被你欺骗了，我过去低估了你。你在我生日这天给我的信里，精心地重新像前两次发脾气那样大耍无赖。你不分青红皂白地、狡诈地、耐心地攻击我，用低俗的玩笑嘲弄我。你说，你在这件事的全部过程中，惟一感到满意的是你在离开“格兰特旅馆”之前用我的钱吃了一顿午餐！你祝贺我突然离开病床逃到楼下去是明智之举，“对你来说，那是一个丑陋的时刻，”你说，“比你想像的还要丑陋。”啊！是的，我很清楚地感到了这一点，但我不知道你说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是否当时你手里拿着那把为了对付你父亲而买的手枪？我想起来有一次我们在一家公共餐厅吃饭时，你曾开了一枪；是否你的手当时正慢慢移向一把碰巧放在桌子上的普通的匕首？是否你盛怒之下只想到某种特殊的个人侮辱或攻击，而忘了自己身材矮小，即使我生病卧床也比你力气大？这些我都无从知晓，现在也不知道。我所知道的是自己当时有一种全身恐怖的感觉，我感到，除非自己立刻离开这间屋子，跑得远远的，否则你会做出、或试图做出某种即使对你来说也是一种终身耻辱的事。在我以前的生活中，我只体验过一次与此类似的恐怖感，那是在我的位于泰特街的书房里，你父亲正处在一种癫痫病的狂怒状态，他在空中挥动着自己那双小手（他的一个走狗、或可称为他的朋友的人站在我们之间），说着他那卑鄙的灵魂所能想起来的每一个卑鄙的词语，尖叫着对我进行令人厌恶的威胁，后来，他真的狡诈地将这种威胁付诸实践了。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当然是你父亲先离开房间的，因为是我把他赶出去的，但在你这种情况下，先离开的却是我。这已不是我第一次感到有责任将你从自身拯救出来了。
你在那封信的结尾说：“当你不在你的高位上时，你是引不起人的兴趣的。下次你生病时，我会立刻走开！”啊！这句话暴露了你的性格是多么粗鄙！你的想像力是多么彻底地缺乏！你的性情发展到那时已变得多么冷酷、多么低俗！“当你不在你的高位上时，你是引不起人的兴趣的。下次你生病时，我会立刻走开！”在我被监禁的那几所监狱的悲凉、孤独的牢房里，那些话是多么经常地出现在我脑海里啊！我一遍遍地自言自语那些话，并且希望从那些话里——尽管这希望是不正当的——看出你那种奇怪的静默中隐含着的某种秘密。当我因为照料你而染上令我痛苦的热病时，你竟给我写那种信，它当然会因其粗鄙拙劣而令人憎恶了！但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人给另一个人写这样的信都会是一种罪恶，而且是不能原谅的罪恶，如果连这种事都可以原谅，那就没有什么罪恶了。
我承认，当我读完你的信时，我觉得自己几乎被它玷污了，似乎与你这样的人做朋友就已永远玷污、羞辱了我的生活。当然，我已经被你玷污了，这是事实，但直到六个月后我才知道自己在生活中是多么愚蠢。我当时自己决定星期五回伦敦，私下去见乔治·列文斯先生，请他给你父亲写信，说我已决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准许你进我的房间，坐在我桌旁，与我一起淡话、散步，或者说，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我都不会与你在一起。一旦做好这件事，我就写信通知你我采取的行动的全过程，你想必自己会明白我为什么这样做。我在星期四晚上把一切都安排好了，星期五早晨，在我坐下来开始吃早饭之前，我偶然翻开报纸看到上面有一条消息说，你的哥哥——家庭的真正的领导、爵世继承人，家庭的支柱——被发现死在阴沟里，一把已发射过的手枪就扔在他的尸体旁边。这种悲剧事件——现在已知道是一次偶然事故，但当时却被认为有更复杂的背景——带来的恐惧；这样一个人见人爱的人的突然死亡——好像就在他新婚前夜——带来的悲哀；想到你会多么地悲伤，你母亲将会承担什么样的痛苦，她一定会因为失去他这样一个惟一能在生活中给她安慰和快乐的儿子而痛不欲生，因为有次她亲口告诉我，她这个儿子从出生至今从没使她掉过一滴眼泪。我意识到你会孤立无助，因为你的两个哥哥都在欧洲，只剩下你一个男人来陪伴你的悲伤的母亲和妹妹，她们也只有从你身上寻找安慰，而且你也必须独自一人处理哥哥的死带来的那些繁琐的各种杂务；想到制造出世界的泪水，想到所有人的悲哀——因为这些涌进我脑子里的各种想法和感情，使我对你及你的家庭抱有无限的同情——我忘记了自己对你的抱怨和仇恨，在你失去亲人的情况下，我不能像你在我生病时对我那样来对待你，所以我立刻给你发电报，表示我最深切的同情，随后又写了一封信，邀请你尽可能到我这儿来。我感到，在那种特殊的日寸刻放弃你——并且是通过律师正式放弃你——对你来说将是过于可怕了。
当你从被要求去的那场悲剧的发生现场回到城里来时，你立刻非常温柔、非常单纯地来到我身边，穿着丧服，眼里蒙着一层泪花。你像一个孩子一样来寻求安慰和帮助。我向你打开了我的房子、我的家、我的心，我把你的悲哀也变成我的悲哀，以为这样也许能帮助你承受住那种悲哀。我从没有——哪怕只一个字——提到过你过去是如何对待我的，也未提到你制造的几次让我痛心的争吵和写的信。你的真心的悲哀，在我看来似乎使你比以前更接近我·厂。你从我这儿拿去放到你哥哥坟墓上的花，不仅是他生命之美的象征，而且象征着一切生命中都潜藏着的、可以呈现出来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