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再次谴责自己曾准许你把我带到彻底的、有损信誉的破产。我记得在１８９２年１０月初的某个早晨，我与你的母亲二起坐在布莱奈尔的树叶发黄的树林里，我那时对你的本性还几乎是一无所知。在牛津大学时，我曾经从星期六一直到星期一都与你呆在一起，你也曾经在克劳默与我一起打了十天高尔夫球。与你母亲在一起时，我们的话题自然就转到你身上来，你母亲开始向我谈起你的性格。她说你有两个大的缺点，一是有虚荣心，二是奢侈挥霍。用你母亲的话讲，你“对钱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我清清楚楚地记得我是怎样因你母亲的话发笑的，我一点也不知道，你的第一个缺点会把我带进监狱，第二个缺点会导致我破产。我以为，虚荣心是年轻人佩戴的一朵优雅的花，至于挥霍——因为，我以为你母亲所指的挥霍无非就是挥霍而已——我的本性或我自己的家族中也从没有过勤俭节约的美德，所以当时我并未在意。但当我们的友谊持续还不到一个月时，我开始明白你母亲的话的真正含义了。你固执地要求一种完全不顾后果的奢侈生活。不管是否与我在一起，你都要不停地向我要钱，要求我负担你寻欢作乐的一切花费。这样过了一段时间后，你就使我陷入严重的经济困境。当你持续不断地越来越有力地纠缠我的生活时，我越来越觉得你的挥霍是那么单调乏味，因为你只是把钱花在吃喝这类无聊的快乐中。饭桌上不时出现红酒和玫瑰当然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但你远远不是为了品尝美味，而你对此又总是毫无节制。你不知羞耻地索取，毫无感激地接受。你慢慢觉得，你有某种权利花我的钱过一种你从不适合的毫无节制的奢侈生活，结果，这种感觉又促使你的贪欲越来越大，最后，竟达到这样的地步：如果你在阿尔及尔的卡西诺的某个赌场输了钱，你只是在第二天早晨在伦敦给我打个电话，把你输掉的钱数从我这儿转入到你的银行账户，根本想都不想自己在做什么事。
在１８９２年秋天和我被捕之前这段时间里，我曾经告诉过你，我与你在一起时花的钱加上我为你花的钱只现金就有五千多英镑，这还不算我开的账单。当时，你对自己坚持要过的那种生活一定会有某种想法。你以为我是在夸大其词吗？在伦敦，我与你在一起时，我们两人在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里的最普通的花费——早饭、午饭、晚饭、娱乐以及坐马车等——是１２镑至２０镑之间，每周的正常花费自然是８０至１３０镑。我们在格林的三个月里，我共花去了１３４０镑（房租当然除外），就这样我一步步成了破产者。我不得不认真思考一下我生活中的每一笔开支，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可怕的事。“简单的生活，深刻的思想”当然不是你那时能够欣赏的理想，但这种浪费对你我来说都是一种抹不掉的耻辱，我记得自己吃过的一次最愉快的午餐是我与罗比在索霍区一家小咖啡馆的那一次，那次午餐花的先令大约与我和你一起吃饭花的“英镑”一样多。那次午餐还使我得到了平生第一次也是最好的一次谈话。我们谈到思想、标题、形式，而所有这些都是仅以３法郎５０分茶饭的代价取得的。我与你一起吃过的那么多午餐，留给我的记忆只是我们吃得太多，喝得太多。我对你的要求的屈从对你产生了很坏的影响。你现在也知道了，我的屈从常常使你变得贪婪，有时简直是肆无忌惮，当然这一直是不体面的。在许多情况下，作为你的主人意味着接受你太多的需要而享受太少的欢乐和特权。而你却忘记了对此感谢——我不是说礼节性的感谢，因为流于形式的感谢只会伤害友谊——我只是想从你身上得到优雅的甜蜜的伴随，富有魅力的愉快的交谈，以及所有的那些使生活变得可爱起来的温柔的仁慈——这些都是生活的伴唱，就像音乐那样，使万事万物和谐一致，使嘈杂的或静谧的地方充满美妙的音乐。虽然你可能会觉得奇怪，像我这样一个处于可怕境地的人，还要念念不忘要在这种和那种不体面之间寻找一种差异，但我仍能坦率地承认，那种把所有的钱都扔给你，让你浪费掉的做法，是既伤害了你也伤害了我的愚蠢行为。在我看来，我们的恣意挥霍就是造成使我备感耻辱的破产的原因。我是为其他东西而生的。
但我最该谴责自己的是我允许你带给我彻底的道德堕落。性格的基础是意志力，而我的意志力则完全受你的意志力的支配，这听起来好像很奇怪，但却是千真万确的。在沉迷于持续不断的肉体享乐中，你的思想连同肉体都被扭曲了，你慢慢变成了一个看起来和听起来都同样可怕的东西：你从你父亲身上继承了那种可怕的躁狂症，疯狂地写了一封又一封令人厌恶、憎恨的信；你完全不能控制你自己的感情，有时你会因为仇恨而长时间闷闷不乐，一声不响，而有时又会突然爆发间歇性的、几如癫痫病似的狂想。你的所有这些病态的症状，在我给你的某一封信中都提到了，那封信被你随手扔在了萨瓦或其他某个旅馆里，后来在法庭上由你父亲的辩护人出示出来，作为控告我的罪状的证明之一。我在那封信里恳求你，如果那时你能够认识到什么是怜悯或其他表示方式的话，那你就不要吝啬怜悯——我的意思是说，这些就是我那致命的、屈从于你每天越来越多的要求的根源和原因。你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人，你对我的胜利是小人物对大人物的胜利，是弱者对强者的专制，这种专制我在某个剧作中描绘成“惟一存留的专制”。
而且，我对你的屈从是不可避免的。一个人，在他与生活的每一种联系中必须找到某种“生存方式”，就你的情况而言，人们或者是屈从于你，或者是放弃你，此外没有别的选择。就我来说，因为在你身上寄托了不该寄托的厚爱，因为对你的脾性和气质上的缺陷的伟大的同情，因为我自己的众所周知的好品质和凯尔特人的慵懒，因为艺术家对粗俗争吵和丑言恶词的宽容，因为我当时的性格还无力忍受对任何人的憎恨，因为我不愿意因我的原因而使生活变得酸苦和不美好，也因为我当时的注意力在别的事情上，所以你的所作所为在我看来只是小事一桩，最多也就是能引起我瞬间的注意或兴趣——也就是因为这些原因，尽管这听起来很简单，我才一直屈从于你。因此，自然地，你对我的要求，你要支配我的努力，你对我的挑剔也越来越变得不合情理了。你的最卑下的动机，最低级的欲望，最世俗的激情，对你来说都成了至高无上的法则，根据这种法则，别人的生活都要受你支配，如果必要，你可以毫无顾惜地牺牲掉别人的生活，因为我知道，你依赖自己的坏脾气可以一直按照你自己的生活方式走下去，所以，非常自然地，我也几乎是无意识地就相信了你应该继续按你自己的方式沉迷于每一种过于粗俗的欲望。这样下去，最后你会不知道自己这样忙忙碌碌到底是为了什么，或者说，你根本看不到自己活着有什么目的。你已经从我的天才、意志力及财产中获得了你自己所需要的，但你还因为一种盲目的无穷的贪婪，而要求占有我的整个存在。你确实如愿以偿了。在我一生中的一个高贵而悲剧性的关键时刻，就在我开始采取那悲惨的愚蠢的行动之前，一方面，是你父亲在俱乐部留下恶毒的明信片攻击我，另一方面是你用同样令人厌恶的信攻击我。那天早晨我收到你的一封信，信中，你可笑地让我去警察局，要求他们保证逮捕你父亲，那是你写过的最坏的一封信，是出于最可耻动机的信。夹在你们两人中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我的判断力离我而去，只有恐惧占据我的整个头脑。坦率地说，我找不到任何一种可能使我逃离你们两人中任何一个人的方法。我像一头跑进屠宰场的牛一样到处乱撞。我犯了一个巨大的心理上的错误。我一直认为，我在小事情上屈从于你是无所谓的，而一旦发生重大的事，我就可以重新获得我那天生优越的意志力。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在那种重大时刻，我的意志力常常彻底背叛了我，在生活中确实没有什么小大之分，一切事物都有同等的价值和大小形状。我养成的对你百依百／顷的习惯——刚开始主要是由于不在乎——已经不适当地成为我性格的一部分，在我毫无知觉的情况下，它已把我的气质定型为一种永恒的、致命的情绪。这就是佩特为什么在他的第一本散文集的优美后记中说“失败会形成习惯”。他说这句话时，愚钝的牛津人还认为这句话只是对阿里斯多德那篇有点令人厌烦的《伦理学》的一种巧妙的改写，但这句话却隐藏着一个奇妙的、可怕的真理。我曾允许你把我的性格力量消耗殆尽，对我来说，这种习惯的形成已经不仅证明了我的失败而且还证明是我的毁灭，你在道德上对我的破坏性比在艺术方面还大。
一旦我们获准控告你父亲，你理所当然地就指挥一切了。在我应该留在伦敦找一个精明的律师，静心思考我允许自己陷进去的那个可怕的陷阱时——现在你父亲称之为傻瓜陷阱——你却坚持让我带你到蒙特卡洛，这是一个会聚了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丑恶的地方。你没日没夜地赌博，只要卡西诺的门开着，你就从不停手。至于我——赌博对我毫无吸引力——却被孤零零地留在赌场外边。你甚至不愿意用五分钟时间谈谈你和你父亲把我带进去的那种处境。我的使命只是为你付旅馆费，替你还清赌输的钱。哪怕我只是最轻微地暗示你我正面临着可怕的折磨，你也会感到厌烦。你对别人向我们推荐的一种新牌子的香槟酒更感兴趣。
当我们回到伦敦时，那些真心希望我幸福的朋友恳请我到国外去，不要面对一个不可能取胜的判决。你却说他们这样劝我是出于卑鄙的动机，说我如果听他们的话就是怯懦。你迫使我留下来厚着脸皮应付这件事，说如果可能，你可以在证人席上发那种混乱的愚蠢的假誓。最后，我当然是被捕了，你的父亲成为那一时刻的英雄：实际上他不仅仅在那一时刻成了英雄，你的家族现在也因他而奇怪地跻身于“不朽”之列。因为这件事具有了那种奇怪的、似乎成了历史上的哥特式因素的，并使克利俄成了所有缪斯神中最不严肃的一个神的效果，你的父亲将会一直生活在“星期日学校”作业里描写的那种仁慈、心地纯洁的父亲们中间。你的地位等同于婴儿撒母耳，在马拉巴热最卑贱的泥潭里，坐在吉莱斯·德·雷和马凯斯·德·撒德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