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波茜：
经过漫长徒劳的等待之后，我决定亲自给你写信，这既是为了你的缘故，也是为了我，我不愿想到在我被监禁的这漫长的两年里，除了使我痛苦的消息外，却得不到你的只言片语。
我们不幸的最可悲的友谊，已经在公众对我的谩骂声中毁于一旦了。但我仍然常常回忆起过去的友情。当想到憎恶、仇恨、轻蔑会永远占据我那一度充满爱的心灵时，我就不禁感到无限悲哀。我想你自己也不难想到，当我孤独地生活在监狱中时，你给我写信远比未经我的允许就公开我的信或献给我所不需要的诗好得多。当然，无论你选择什么：悲哀或激情、悔恨或冷漠作为你的回答或要求，世人对你说过的任何话都会一无所知。
我毫不怀疑，在我写给你的这封信里，会涉及到你我的生活，涉及过去与将来，涉及到变成了酸涩的甘甜和可能会变成快乐的酸涩，但也有许多东西会伤到你的虚荣心的痛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你就一遍遍地读这封信，直到它消除了你的虚荣心。如果你发现这封信中对你的指责有不对之处，那你就要记住，一个人即使受到不该有的指责，也要心怀感激。如果信中有那么一段话能使你流泪，就像我们在监狱里日日夜夜都以泪洗面那样，这才是惟一能拯救你的东西。如果你去找你的母亲抱怨、诉苦，就像你向罗比抱怨我在信中嘲笑了你一样，让她可以奉劝你，安慰你，使你重新回复到原先那种自满或自负的心态中，那你就彻底迷失自己了，而你一旦为自己找到一个错误的借口，你不久就会再为自己找到一百个借口，那你就仍然是以前的你，没有丝毫变化。你不是在给罗比的回信中仍说我把毫无价值的动机强加给你吗？啊！你根本没有生活动机，你只有贪欲。动机是一种理智的目的。我们的友谊开始时你“很年轻”吗？你的错误不是你对生活所知甚少，而是你知道得太多了。你已把童年时期的曙光中所拥有的那种精美的花朵，纯洁的光，天真的希望的快乐远远地抛在后面了。你已迅捷地奔跑着经过了浪漫进人了现实。你开始着迷于阴沟及里面生长的东西。这就是你寻找我帮助你解决的问题的根源。我，按照这个世界的智慧来看是如此不明智的一个人，却出于仁慈和同情帮助了你。你必须从头至尾读完这封信，尽管对你来说，每个字可能都会变成使柔嫩的肉体燃烧或流血的外科医生的手术刀。要记住上帝眼中的傻瓜与人眼中的傻瓜是有很大区别的。一个对革新中的艺术形式或发展中的思想情绪、对拉丁诗的华丽或元音化了的希腊语的丰富音乐性、对托斯卡纳的雕刻或伊莉莎白时代的歌曲一无所知的人，仍然可能充满着最甜蜜的智慧。真正的傻瓜，如上帝所嘲弄、毁灭的那些人，是不了解自己的人。我有很长一段时间就做了一个这样的傻瓜，你做这种傻瓜的时间比我还长。不要再做这样的傻瓜了。不要害怕，最大的罪恶是浅薄。一切被认识到的东西都是对的。你也要记住：对你来说，读这封信时感觉到的任何悲哀，对我来说都是要写下来的一种更大的悲哀。他们允许你看到奇怪的悲剧性的生活形式，就像人在一块小晶体里看到了阴影。你只是获许在镜子里看到把死人变成石头的美杜莎的头。你自己一直是在花丛中自由漫步的，而旋转着斑斓色彩的美丽世界却被人从我身边夺走了。
我首先要告诉你的就是我强烈地谴责我自己。当我这个耻辱的被摧毁的人，穿着囚服坐在黑暗的牢房里时，我谴责我自己；在一阵阵烦恼的痛苦的夜里，在漫长单调的痛苦的白天，我谴责的也只是我自己。我谴责自己容许了一种不理智的友谊、一种最初目的不是为了创造和沉思美丽的事物的友谊完全支配了自己的生活。我们之间从一开始就有一道宽阔的鸿沟。你在中学里一直是游手好闲的，到了大学后变得更坏。你没有认识到，一个艺术家，特别是像我这样的艺术家，也就是说，一个自己创作的作品的质量取决于个性强度的艺术家，其艺术的发展需要思想、智慧的氛围，需要安静、平和与孤独。你崇拜我已完成的作品，崇拜我第一段悲伤时期的成功以及随之而来的辉煌的盛宴。你非常自然地为做我这样一个杰出艺术家的密友感到骄傲，但你不理解艺术作品产生所必需的条件和环境。我可以坦白地告诉你，我们在一起的那段时间内，我没有写出一个字，我这样说并非是修辞上的夸张，而是根据绝对的事实。不管是在托盖、格林、伦敦、佛罗伦萨还是别的什么地方，只要你在我身边，我的生活就完全是枯燥乏味的，没有创造性的。遗憾地说，你几乎无时无刻不在我的身边。
比如说，我记得——这是从许多例子中选出的一个——１８９３年９月，我自己住了一套房子，这纯粹是为‘了不受干扰，因为我曾经答应给约翰·沃尔写一个剧本，但违了约，他当时正催逼着我写这个剧本。在第一周里，你一直没来，因为我们在你翻译的《莎乐美》的艺术价值上有不同的看法——这实际上是非常自然的——因此，你只就此给我写了些愚蠢的信，并为此感到洋洋自得。在那一周，我写完了后来上演的《理想的丈夫》的第一幕，这一幕的任何细节都完美无瑕。第二周，你来了，我的工作就不得不中断了。每天上午１１点３０分，为了不受——尽管是安静的、平和的——家庭琐事所必然带来的干扰，我都要去圣·詹姆斯广场，就是想有个机会思考和写作。但即便如此也只能是徒劳。１２点，你就来了，呆在我房间里抽烟聊天，一直到下午１点３０分，而这个时间我又不得不带你到皇家咖啡馆或伯克利就餐。我们吃饭、喝酒常常要到下午３点３０分，然后你回怀特斯待一小时。喝茶时间（一般在下午５点左右）你又来了，一直待到要穿礼服吃晚饭的时候。于是我与你一起在萨瓦或泰特街吃晚饭。我们一般一起待到午夜后才分开，就像在威利斯举行的晚餐不得不在第二天黎明结束一样。这就是我那三个月所过的生活。除了你到国外的那四天以外，每天都是如此，当然我随后也不得不去加莱把你带回来。因为我有一种既奇怪又带悲剧性的性格和气质。
你现在肯定认识到那一点了吗？你现在一定知道你不能孤独的。你的本性是如此急迫地需要别人的注意和陪伴，你缺乏任何维持你思想集中的能力：这真是不幸的事！因为我乐于想到事情不会再这样了——在需要智力的事情上，你至今还没能获得“牛津气质”，我的意思是说，你从未成为一个能够从容把玩思想的人，而只是达到亵渎观念的地步——所有这些，加上你的欲望和兴趣不是在于艺术而是在于生活，这一事实，对你自己修养的提高和对我们作为艺术家所创作的作品，不都同样只是破坏性的吗？当我把我与你的友谊与我和更年轻的约翰及彼埃尔·路易斯的友谊对比时，我就感到一种羞耻。我的真实生活、我的更高级的生活是和他们以及像他们一样的人在一起时得到的。
我现在且不说你与我的友谊带给我的可怕的后果，我现在只想谈谈我们当时维持的那种友谊的性质。对我来说，那是一种思想上的堕落。你身上或许有艺术家的气质的萌芽，但我与你相遇或是太早或是太晚了，因为我竟看不出来这种气质。一旦你离开我时，我的一切就恢复了正常。在我一直提到的那年的１２月初，当我成功地劝说你母亲把你送出英国时，我就能重新修补起我那已被撕裂、践踏的想像之网，把我的生活重又掌握在自己手里，不仅完成了《理想的丈夫》余下的三幕，而且构思并几乎完成了另外两部完全不同类型的剧本，即《佛罗伦萨悲剧》和《神圣的妓女》，但就在这对我的幸福来说至关重要的情况下你又回来了，突然地，事先一点招呼也没打，就不受欢迎地回来了。自然我也就再也无法写完那两个未完成的作品，就那样让它们残缺不全地搁在那儿了，我再也找不回当初创造它们时的那种情绪。你也已经出版了许多散文，你现在也该承认我这里说的一切都是真话吧！不管你能不能认识到这一点，它们是我们友谊的心脏里的一个可怕的真理。你和我在一起时，你绝对是在毁灭我的艺术。我准许你一直站在我和艺术之间是我给予自己的最大耻辱和谴责。你无法知道，无力理解，也不会欣赏。我根本没有权利希望从你身上得到这些东西，你感兴趣的只在你的一日三餐和喜怒无常的情绪，你的欲望只在娱乐——低级的或连低级也算不上的快乐，它们就是你的性情或你当时的思想所需要的。我当时应该拒绝你进入我的房子，除非我特别邀请你，否则不准你接近我。我现在毫不留情地谴责我的懦弱，这一切都只是因为懦弱。与艺术相伴半小时所给予我的东西比与你在一起一年获得的东西还多。在我的生活中的任何一个时期，与我的艺术相比，一切都是微不足道的。但就艺术而言，软弱就是犯罪，特别是软弱毁灭想像时更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