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政厅广场被寒冰一样皎洁清冷的月光照得雪亮，鬼气森森，铺路石块的每一道边都照得轮廓分明，屋子的每一道线都可以延伸上去，直到屋顶和屋脊。我自己内心也像冰块一样清晰明澈。我从来也没有像在这一瞬间思考问题时这样的头脑清楚，仿佛万里晴空，云翳全无：我知道我于了什么事情，知道现在该做什么才是我的本分。我在晚上十点钟订了婚，三小时以后又怯懦地否认了这个婚约。当着七个证人的面，我们团里的一名骑兵上尉，两名中尉，一名团队军医，两名少尉和见习士官，我手指上戴着订婚戒指，还让人家因为我撒的卑鄙谎言而赞扬我。我阴险地陷害了一个热恋我的姑娘，一个正在受罪、无力自卫、浑然无知的少女。我听任别人辱骂她的父亲而不提出抗议。我发了伪誓，听任人家把一个说了实话的陌生人称做骗子手。明天全团都会知道我的耻辱，那时候全都完了。那些今天像兄弟一样拍我肩膀的人，明天将拒绝和我握手，拒绝和我打招呼。被人揭露出来我撒了谎，我就不能再在部队里混下去。可是被我出卖、受我诬蔑的那些人那里，我也回不去了，甚至对于巴林凯来说，我这人也报销了。这三分钟的懦怯，毁了我的一生：我除了开枪自杀再无别的选择。
还坐在那张桌子边上的时候，我就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只有用这仲方法才能挽回我的名誉。我现在一边穿街走巷，踏月漫步，一边深思熟虑的，只不过是执行这一计划的具体方式。我的脑子里各种思想整理得井然有序，清清楚楚，仿佛洁白的月亮一直射穿了我的军帽。我把后面这两三十小时，我一生中最后几个小时仔细分配作了安排，完全是无动于衷的神气，就像是在拆开一挺卡宾枪似的。一切都要了结得干净利索，什么也不可遗忘，什么也不可忽视！首先写封信给父母亲：因为我不得不给他们增添这样的痛苦而请求他们原谅。然后给费伦茨留封信，请求他不要去责问药剂师，这件事我一死就算了结。第三封信写给上校：请求他把这事引起的一切轰动都尽可能平息下去，葬礼最好在维也纳举行，不要派代表团去，不要送花圈。当然还得给开克斯法尔伐写几句，简单扼要，叫他向艾迪特保证我对她的最衷心的爱慕，希望她不要把我想成个坏蛋。然后在家里把一切都整理得井井有条，无可指责，把欠下的几笔小额的债务都写在一张纸条上，委托人家把我的坐骑卖掉来填补可能出现的亏空。我没什么可遗赠给别人的。我的怀表和几件内衣应该归我的勤务兵所有——啊，对了，那枚戒指和金烟盒请送还给封·开克斯法尔优先生。
还有什么？对了：把艾迪恃的两封信烧掉，干脆把所有的信件、照片全都烧掉！我的一切全部不要留下，毫无回忆，毫无痕迹。尽可能不惹人注目地消逝，就像我下惹人往目地生活过一样。反正，这两三个小时里有许多事情要做，因为每封信都必须写得工工整整，免得日后有人说我心里害怕或者心慌意乱。然后是最后一件事，也是最容易的一件事：躺到床上，把两三床被子严严实实地拉来蒙在头上，上面再压上一床沉甸甸的鸭绒垫子，免得隔壁的入或者街上的人听见开枪射击的声音——当年骑兵上尉费伯尔就是这么干的。他在午夜时分开枪自杀，谁都没有听见一点响声。直到天亮人们才发现他脑壳被炸得粉碎。盖着被子，然后把枪口顶住太阳穴，我的左轮手枪是可靠的，碰巧我前天还刚上过油。我知道我的手很稳。
我必须重复一遍：我这一辈子处理任何事情都没有像当时安排我的死那样井井有条、精确周密。等我似乎漫无目标地到处转悠了一个小时之后来到军营前面，一切都已安排就绪，就像公文保管柜一样条理分明，一目了然，每一分钟都已分配停当。在整个这段时间里，我的步伐完全泰然自若，我的脉博均匀平稳，我的手始终不颤下抖，当我用钥匙去开我们军官半夜之后进出营房的那道小边门的时候，我怀着某种骄傲的心情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