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答说：“夫人，很不幸，假若我相当软弱，不能接受您这样可怕的理论，您又怎能做到窒息我内心随时产生的悔恨呢？”
“内疚是虚幻的东西，”杜布瓦对我说，“亲爱的泰瑞丝，它无非是怯懦的心灵不敢消灭它时愚蠢的呻吟。”
“消灭它，行吗？”
“这太容易了。人们只对不习惯做的事情产生内疚，经常做使你产生内疚的事情，内疚很快就会消失了。用欲望的火炬、利益的强大规律来反对内疚，你就能迅速加以驱散。内疚并不证明犯罪，它只是表明一个容易被征服的灵魂。有一个荒谬的命令阻止你现在走出这个房间，尽管可以肯定你走出房间不会造成任何损害，但你走出房间时也会产生内疚。所以，并非只有犯罪才能使人产生内疚。假若你确实相信罪恶微不足道，并且相信它就大自然总体来说是必不可少的，那么，你就能很容易地克服犯罪之后所感到的悔恨，就像订出可笑的禁令，不许你出这间房子，而你出去之后，立即就能够扼杀你心里产生的悔恨一样。应该着手准确分析人们所谓的罪行究竟是什么，必须相信：只是因为违背了他们本民族的法律和习俗，就被称之为犯罪。在法国被称为犯罪的事情在两百法里之外就不是犯罪了。地球上没有任何行为被真正地、普遍地认为是犯罪，没有一个在这里被认为是恶劣的、有罪的行为，在几千里之外不被看做是值得赞赏的、有道德的。一切都是舆论和地理位置的结果，所以打算强迫自己实施在别处只是邪恶的道德和逃避在别处是高尚行为的罪恶都是荒唐可笑的。现在，我要问你，这样深思熟虑之后，我因为出于高兴或者利益在法国犯下一桩在中国只是美德的罪行，我还应该内疚吗？而为了在法国做一些在暹罗我会被活活烧死的好事，我就要使自己非常不幸、极度地难为自己呢？而假如悔恨只是由于禁令，只是产生于残余的束缚，似乎并非因为某一行为，让这样的悔恨保持在自己的心中，这是明智的举动吗？不立即窒息这样的内疚不是傻子吗？只要我们习惯于把产生悔恨的行为看作其实是无关紧要的，只要我们对于地球上一切民族的风尚习俗深思熟虑地加以研究，然后清楚地知道该行为本来就无关紧要，经过这样的努力之后，无论是怎样的坏事，就可以尽可能经常重复了，甚至还可以干比先前更坏的事情，于是就形成了习惯，而习惯和理性就会立即摧毁悔恨，立即灭绝这种只是无知与教育的结果的阴暗冲动。这时，我们就会觉得，既然没有什么是真正罪恶的，内疚就是荒谬的。尽管有必须克服的障碍，但是不敢去做一切对我们有用或者使我们愉悦的事情就是怯儒。我四十五岁了，泰瑞丝，我犯下第一桩罪行时十四岁。这个罪行把我从羁绊我的一切束缚中解脱出来，从此，我就连续不断地从事由犯罪而产生的事业，为自己积累财富，于是，没有一样罪行是我不曾干过，或者唆使别人干过的可是我从未感到内疚。不管怎么说，反正我快达到目的了，我只要再干两三手漂亮的，就可以从必将老死于平庸的境地而一变为每年收入５万利弗尔以上了。我要再说一遍，亲爱的，我在这样的道路上顺利前进，我从来没有感觉到内疚的锋芒。尽管只要偶尔的一次严重挫折，就会立即从顶峰坠入无底深渊，我也不会有什么悔恨，我只会埋怨人类，只会埋怨自己笨拙，但是我的良心总是平静的。”
我回答说：“就算是吧，夫人，可就按照您自己的原则来推理，既然我的良心从小就不习惯克服您所谓的那些偏见，那您有什么权利要求我的良心像您一样死硬呢？您凭什么要求我这与你根本不同的心灵也要接受您那些理论呢？您认为自然中有一定数量的善与恶，因此必须有一定数量的人来行善，另一些人来作恶。那么，我愿意为善就是符合自然规律的，既然如此，您怎能要求我偏离自然去随从您的规定呢？您说您从您经历的事业中获得了幸福，那么，夫人，为什么我就不能在我的生涯中同样找到幸福呢？况且，您别以为法律警惕的眼睛就能让作奸犯科的人长久平安无事，您刚才就亲眼看见了一个显著的例证；我在其中的十五个罪犯，幸免于难的只有一个，其他十四名都被可耻地处决了。”
“这就是你所谓的不幸的例子吗？”杜布瓦接着说，“可是，就算是耻辱，对于再也不讲什么原则的人又算得了什么呢？当我们超越一切之后，荣誉在我们眼中不过是一种偏见，名誉无关痛痒，宗教只是空中楼阁，死亡无非是彻底寂灭，那么，死在断头台上，还是自己的床上，不是一回事吗？泰瑞丝，世界上有两种恶棍，一种拥有强大资产，信誉卓著，得以免遭悲惨结局；而另一种如果被抓住就难免一死。后一种人生下来就一无所有，如果他有头脑的话，他只能有一个愿望，就是不论付出什么代价也要发财致富。倘若他成功了，他拥有了他想要的东西，他一定很高兴；倘若他失败了，他又有什么遗憾的呢？因为他本来就没有任何可以失去的东西。所以，法律对于所有的歹徒都不起作用，因为法律打击不到那些有势力的人。而对那些不走运的人，也威慑不住，因为触犯法律充其量只是一死而已。”
“您就不认为，”我又说道，“公正的上帝在另一个世界里等着这些在这个世界里不害怕犯罪的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