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穆霞准备与其他新来的游击队员一起宣誓，因而从早上起就非常兴奋和激动。可是，在分果子时发生了一件事，使姑娘开朗的情绪蒙上了一层阴影。米尔科·乔尔内依赌气将眼睛一横，把穆霞递给他那份果子的手推开了。鲜红的越桔雨点般地撒到地上。刹时间大家都不吭声。过了一会儿，两个伤员从床上跳下来，跑到欺侮人的米尔科跟前。
“大傻瓜，你这是干吗？”
“人家护士同志尊敬你，请你吃东西，可你……”
“我不要她的尊敬。留给她自己去啃吧。你们知道她的果子是哪儿来的吗？”乔尔内依往病床上一坐。他那平常没有血色的脸上，现在红一块，白一块，小鼻孔微微地颤抖着。“你们问她，哪儿来的。让她说吧，谁给她采的……”
姑娘顿时感到，所有在场的人都把目光集中在她身上，突然，她双手掩面跑出了窑洞。她的面颊贴在松树干上，一动也不动，痛苦地寻思着：“为什么要欺侮我？他怎么敢这样？而他们所有的人也这样？要知道，”我是多么爱他们所有的人啊！”秋夜的凉爽逐渐使她平静下来。
从下面帆布门帘里传来了闷声闷气的、激动的说话声。然后，洞里的嘈杂声才渐渐平息下来。一会儿，从里面走出了奥西普叔叔。他走向仍然站在村旁的穆霞，咳了一阵嗽，没有吭声。
“护士同志，您呐，别介他的意……一个伤员嘛，他象个不懂事的小孩子，不能过高地要求他。”老头子咳起嗽来。“大伙儿请您进病房去。这个莽撞鬼会向您赔不是的。”
“瞧您说到哪儿去啦？您上床睡去吧，这里有露水，对您有害。”穆霞无精打彩地回答说。
她觉得，在一瞬间，好象有一种什么东西从她的生活中消逝了，永远永远地消逝了，留下的只是无可弥补的空虚。干吗要这样？何苦呢？难道没有这个不行吗？
“不，我一个人不走，大伙儿请您进去，护士同志……整个病房……”老头子仍然坚持己见，轻轻地扯了扯穆霞的袖子。
姑娘顺从地走进了窑洞。洞里仍然一片寂静，但这种寂静不象不久前那样使人难受，而象雷雨刚过的森林中常有的那种亲切的、呼吸畅快的宁静。伤员们从病床上微微欠身，严厉地瞪着乔尔内依。乔尔内依笔直地躺在床上。他那苍白的脸，在白色的枕套上变得灰暗了。他慢慢地、似乎是艰难地转身向着穆霞。
“护士同志，请原谅，我的神经不好，”他以一种冷漠的、不象自己的声音低声说道。过一会儿，好象克服了自身某种什么东西似的，用胳膊肘支起身子，稍微热情一点地解释道：“该死的伤口，象轴箱里进了沙子，火辣辣地直痛。护士同志，您别把我想得太坏了，我结过婚了。我的妻子叫济娜，长得漂亮，我一直把她装在脑子里。刚才这事……如同火车上的制动器不灵了，因而就出轨翻下了山一样。”
伤员们都默不作声，显然都赞许这种认错的形式。只有昆茨惊奇地望着乔尔内依，望着穆霞，也望着其他人。看来，刚才发生的事情使他惊愕万分。
姑娘几乎完全平静下来。她突然想起什么，急忙走向“信号树”，新游击队员将在那里举行宣誓。她已经完全恢复常态，但是原先等待这一时刻到来的兴奋心情却暗淡下来了。当她回答全“病房”七嘴八舌的、善意的赠言时，声音里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坦率和热忱。
“信号树”旁燃着一大堆篝火。宣誓人整整齐齐地站成三排。穆霞站在左边的尽头。营地里全体“老兵”都站在对面。风煽起火焰发出的光，偶尔把夜晚黑暗中某个人沉思的面孔、某一只搁在冲锋枪和步枪枪托上的手照亮。
鲁达科夫快步走向资火。他发出“立正”的口令之后，从衣服上面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开始领读游击队誓词。
全体新队员跟着他，异口同声地、一句一句地重复着：“我是伟大的苏联的公民，英雄的苏联人民的忠实儿女，我宣誓：只要在祖国的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