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物的流动量随着前线的临近而继续增长。巨大的枢纽站似乎变成了一个庞大的营盘，塞满了人群、行李、货物。在那些日子里，乘军列来到枢纽站的外人可能会感到一切都乱七八糟：车站里、线路上，到处人群杂进、喧嚣不堪，有些去攻击敌人警备司令部的人，拥挤在车厢里；有的携带着疏散的财物，一排排躺在制动平台和平板车上。敌机，正如这儿人们常说的，“经常光临”。于是，警报狂叫，汽笛咽鸣，高射炮轰鸣。即使是在晴朗的夏天，车站的天空也仍然阴沉、晦暗。
所有这一切，都给人一种混乱不堪的印象。
调度员们坐在自己的地图、电话机和列车运行图表前，虽然眼睛不能对外面突然发生的情况进行观察，但是心里却每时每刻都能明白面前列车运行的全部情况。他们知道，在这局外人认为是混乱的状况里，铁路枢纽站心脏跳动的节奏性却不比和平日子里差；一切业务工作极度紧张、毫不间断地在进行；他们也知道，疏散工厂、学校、科学实验室和博物馆珍宝的列车，按期向东部地区开出；他们还知道，载有部队、军事技术装备和弹药的列车也定期迎面开来。
调度员们坐在自己的调度室内，虽然与外界隔绝，但是他们在解决极其复杂的运输问题时，常常对遭到空袭的列车所表现出来的坚韧和组织性感到惊讶，因为正是这种使人震惊的力量，使得这些列车经常突破和平时期的速度记录，从焚毁了的车站飞驰而过，他们本来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也是无法解释的。但是，外人谁也没有对此感到惊讶，报纸也没有报道，似乎这种异乎寻常的情况是理所当然的。
现在，当炸弹象车轮突然制动那样在空中发出尖叫时，尼古拉已经不再感到茫无所措了。他往天上一瞧，就能准确无误地判断出炸弹会落到哪里，并继续干自己的工作。枢纽站的人们锻炼得更坚强了。虽然警报的声音仍然使人心不由自主地紧张，但是，在线路上，用来调车的火车头还是忙忙碌碌地噗哧噗哧地叫个不停；在驼峰编组场上，车辆重新编组；车站值班员对列车长们激烈地解释着什么，尽力想使声音盖过远处和近处的高射炮吼声；机务段里车床飞转；电焊工们在半明半暗中抛出一束束蓝色的闪电，继续若无其事地给被子弹射穿的机车两侧打着补丁。
义勇队员们在从事所有这些各种各样危险的工作之余，只要有一星半点空闲时间，他们就给一辆列车安装甲。这是机务段的青年们给苏联红军准备的礼物。装甲火车决定命名为《共青团员号》。这辆《共青团员号》虽不是什么军事技术上了不起的奇迹，可就是这么一辆旧的推送机车，带有镶上厚铁板的两个金属台，能在巨大的军事经济中发挥作用。这无论如何也使得接受了礼物的将军，紧紧地握着共青团员们的脏手，对他们的爱国主义创举表示感谢。
把新造的装甲列车隆重地送上前线后，尼古拉的情绪特别好，他在各车间到处寻找鲁达科夫，以便向他详细地汇报将军的赞扬。突然，在机车台位旁，他遇见了一个星期没见面的父母亲。父亲和邻居弗拉思·卡尔波夫站在工作台旁，共用一个钵子吃饭。母区亲坐在靠近他们的一块生锈的大铁板上，显然，她是给他们送早饭来的。一见儿子，她惊叫起来，把双手伸给他，大颗大颗的泪珠沿着脸上细小的皱折簌簌地滚落下来。尼古拉兴奋的心情变成了对父母的痛心的内疚。他觉得似乎已经多年不见他们了。
老人们变化很大。父亲弓着背站在那里，由于疲惫而双肩下垂。他那浓密的头发，不久前还象无烟煤一样黝黑，现在已经明显地变得两鬓斑白了。而母亲，在尼古拉的印象中，过去头上总是与众不同地按照农村式样包着一条深色头巾，精力充沛，干事利落，可是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位瘦削的、沉默寡言的老太婆。不知怎的，她的双手象老人般地搁在膝上，手上象密网一样青筋毕露。她脸上布满了深深的皱纹，往日温和而愉快的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