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雅诺施交给我们的谈话内容之暗淡背景。对当时充满心中的巨大苦恼卡夫卡只是隐隐有所提及，此外，他以客观地进行哲学思考的人出现，以纵览的方式关心着世界大事、各民族和各阶级以及各宗教间的斗争。这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卡夫卡在他一生几乎所有情况下持有的巨大的自制力——除非是他坐在日记本前或在与最亲密的朋友谈话时。
雅诺施转达的卡夫卡的话给人以真实可靠的印象，它具有卡夫卡通常讲话风格那种不会误认的标记，这种风格也许比他写作的风格更简明，更精确，对于卡夫卡来说，要说什么没有意义的话是绝对不可能的。我从未从他嘴里听到过一句不深刻的话。即使在他谈论最日常的普通事情时也同样如此。对他说来（也同样对正在与他谈话的人说来），根本就不存在日常。他从不刻意追求思想深刻的格言，而是一切都自然轻快地从他嘴里涌出，他的话在胚胎状态中就是奇特的，奇特地诞生，根本无须去寻求奇特性。当他没有重要的话可说时，他宁可闭口缄默。在同雅诺施谈话中的素材范围也是我自己在无数与卡夫卡的谈话中所熟悉的，我毫不困难地认出这些话题素材正是卡夫卡关心的核心范围。
在我的卡夫卡传中我仅以一段简短的解释将雅诺施作证的这一整段时间一笔带过。由于那时密伦娜还活着，我有所保留。在那以后，我们从玛加蕾特·布伯一诺伊曼的书中（《斯大林和希特勒管制下的囚徒》知道了更多关于这位不平凡的女性的事，也知道了她在集中营中的可怕的死亡，还有她感染所接触的所有人的那种神奇的、鼓舞的力量。卡夫卡（１９２年１月１８日日记）曾将她的品质说成“无所畏惧”。现在卡夫卡给她的信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认识她的手段，此外还有维利·哈斯撰写的跋和密伦娜这个真正了不起的女人的重要的肖像画。在一定意义上，她生存方式的光芒也在雅诺施的记载中反映了出来，尽管她的名字从未被提到过。可是要理解卡夫卡对雅诺施讲过的许多话并找到正确的回音，就必须考虑到，在卡夫卡当时特别用心考虑犹太人问题的时候（如对话所示），他爱上了密伦娜这么一个捷克女基督徒，而且她的两个女友都嫁给了犹太人。密伦娜的丈夫也是犹太人。为了跟他结婚，她与站在政治舞台上的、身为民族主义思想特别强烈的父亲这个捷克人之间爆发了最激烈的冲突。卡夫卡处在这样全新的、激动人心的环境中，面临这样的抉择，使他能更深入地观察犹太人问题。
在读了雅诺施的《谈话》及《致密伦娜》后我才明白，卡夫卡伟大的长篇小说《城堡》提供了根本性的注脚，这是一首惊人的悲剧叙事诗，写的是一个陌生人，一个无家可归者，他想要在他所选择的家乡扎根，却不成功。
撇开《城堡》之外的一切更广泛、甚至包罗万象的宗教内容不谈，不可忽视传记住这个前提。推诺施无意中为帮助理解这些内在联系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关于这些内在联系，密伦娜给我的信件（八封信，一部分对卡夫卡作了广泛的分析，谈到了他与她的关系）和我自己关于卡夫卡生命的那个阶段的笔记，以及密伦娜口头对我的叙述还能告诉我们一些什么。人们可以在长篇小说《城堡》中找到卡夫卡对密伦娜的爱情关系的反映，这些往往是以古怪的疑惑和轻蔑的方式表达出来的。这是所发生事情的强烈的扭曲变形，也许只有用这种手法才能拯救他脱离危机。密伦娜在长篇小说中是以极端漫画化的形象借“弗丽达”之身出现的。她为了搭救卡夫卡（Ｋ．），迈出了关键性的步子；她与他结合，与他一起在贫困和放弃享受的情况下建立了家室，然而愉快而坚定，她想永远属于他，并通过这一点引导他回到质朴和直接的真实生活中来。可是就在Ｋ．取得进展，抓住伸来的手的同时，对那个女人产生影响的先前的联系又冒了出来（“城堡”、民众、社会，尤其是那位神秘的先生克拉姆，在他身上可以看到的是以夸张的、妖魔化了的吓人形象表现出来的密伦娜内心无法摆脱的合法丈夫），梦想中的幸福很快便告终结，因为Ｋ．不愿只获得一半权利，他希望的是独自将弗丽达娶为妻子，而不能让她老是为“城堡”的信使们，那些谜一般的助手，为克拉姆所占有。可是她却背叛了他，回到了她曾经摆脱的“城堡”的势力范围中去。随着故事的发展而清楚起来，Ｋ．心中整体获救的愿望之火燃烧得远比弗丽达坚决，弗丽达心中的愿望像点燃的稻草般一烧便尽，或者很快就失望了。密伦娜口头告诉我，她的丈夫得知卡夫卡是他的情敌并想要娶她时，他重新开始对地产生兴趣。
这部长篇小说和亲身经历的平行线还可以画得更远，可以看到Ｋ．身上自我折磨的特征强烈地显示出来。在长篇小说中他把自己看成是一手制造一个邀请、一个职位之任命的假想的骗子。劝他们断绝来往的密伦娜的女友们在长篇小说中夸大地上升为神话般的、命运女神般的女店主形象。她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古代悲剧中的合唱队。弗丽达在奥尔加（在长篇小说中）面前表现出来的奇怪的妒忌和蔑视，反映了密伦娜对卡夫卡当时的未婚妻Ｊ．Ｗ．的态度。她断然要求卡夫卡与Ｗ．和她的家庭断绝关系。她的这个要求提得十分尖锐，甚至不合理，卡夫卡自己就曾这么指出过，尽管他还是听从了她。被社会遗弃的奥尔加一家同样也要去迎合现实。像这种现实主义的砖石在《城堡》中还可以找到很多。而整个建筑物大大高出一切这类砖石，作者把人间所有零碎部分富有想象力地改造一番，堆成高大的整体。假如人们看到了这个给人以强烈预感的、始终在模糊的光线中晃动而又有效地发出预言的整体，看到这整个建筑物，人们自然会更加为这部长篇小说深深吸引，产生无穷的赞赏之情。生活中的细节对于产生一部文艺作品所具有的重要性当然不能估计过高；但如果完全忽视其重要性，那么非常容易产生错误的观点。
长篇小说《城堡》构成了《谈话录》以及《致密伦娜》的布景和舞台。卡夫卡是在１９２１和１９２２年之间写这部小说的。我可以证明他从事于这部小说之写作的第一个日期是１９２２年３月１５日。卡夫卡在这天将这本即将写出的书开头相当大的一部分念给我听。相似的主题当然在很久以前就出现在他的日记中了（比如１９１４年６月１１日：村才子里的诱惑Ｄ。卡夫卡１９１７年在屈劳的经历构成了书中的环境；我甚至可以证实其材料与他中学时代的读物的关系（同博切娜·汉姆可娃的优美的捷克文长篇小说《祖母》就有关系，在那部小说中，同样有一个给人以陌生感的宫殿统治着一个村庄）。密伦娜的信也隐隐约约地点到了这个古典女作家。可是这一切并不能阻止我们承认，仅仅通过同密伦娜相识，所有在作者心灵中早已形成的容器才装满了沸腾的内容，这种内容使他如痴如醉，使他产生了创作《城堡》这部长篇小说的灵感。在产生《城堡》的那个时期，除了卡夫卡致密伦娜的信件和密伦娜致我的信件外，雅诺施的回忆也成了极重要的文献。由于正是在这个时期卡夫卡的日记完全中断了，而在此后不多的几年中也残缺不全。因此雅诺施的回忆就更显得重要了。
我将在此首次发表的密伦娜给我的八封信让我们深入地看到她与卡夫卡之间的整个关系，并且是从女方的角度出发看的。这样它们便在重要的特征上补充了由《致密伦娜》画出的这个爱情的画面。
第一封信落款日期是１９２０年７月ＺＩ日，是（同第二封一样）用德语写的，我将不作删改地抄录于下。第三封到第六封信（包括第六封），包含着最重要的内容，是由密伦娜投入其全副身心热情奔放地草就的，显示了她美丽的捷克母语，我在此将尝试着译出来。随着与弗兰茨关系的弦断音绝，密伦娜显然对我也更加有所保留了；所以她的最后两封信又回到了德语，她的德语比她的捷克语表达方式显得保守些。
关于密伦娜的捷克语在此再说几句。密伦娜·耶申斯卡夫人是一位出色的女作家，而且不是她家庭中唯一的一位。关于同一姓氏的另一位女作家，假如我没有弄错的话，那是她的姑母；由于她捷克沙文主义的、小市民的思想意识，她在我们的圈子里是受非议的。相反，密伦娜则经常为布拉格自由派的日报《论坛报》撰稿。这份报纸是由感到自己是捷克人的犹太人，即激进的同化论者和犹太复国主义的反对者们创立的，这成了文学上颇受重视的一张报纸，捷克最杰出的作家中有许多人参加该报的工作。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密伦娜从维也纳寄文章来，至少每星期天在这份报上发表一次。卡夫卡常以极大的热情跑到一个报刊亭去，看看新的一期上有没有密伦娜的文章，此情此景至今历历在目。密伦娜写关于在维也纳的生活的报道，社会圈内的交谈，关于书的事，关于女式时装，关于日常新闻，此外还有一般的心理学观察。卡夫卡简直找不到足够的赞美言词来形容这些文章的精巧、活力、风格之轻松自如。他常将它们同他心爱的作家之一冯塔纳的书馆和游记相比。他买来报纸，大段大段地朗诵给我听；我承认，这些受到称赞的描述设有什么在我脑子里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什么也没有在记忆中留下。当然可能责任在我这边。看来应该花力气把密伦娜这些记者文章找出来，收集起来；因为卡夫卡对其文学价值的高度评价显然并非仅仅出自爱情，而且也是出自对密伦娜写作质量的客观评价。他关于文学事务的判断总是极其独特、精确的，失误非常少见。在出现失误的地方（比如对格里尔帕策的《可怜的乐师》的明显错误的评伦，《致密伦娜》一百零一页，甚至说它是“浅薄的、矫揉造作的”—一据我看来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再说也与卡夫卡自己在日记中及口头上对《可怜的乐师》的激动的评价相矛盾），必须始终考虑到，卡夫卡出于自我憎恨攻击某个作者的观点，实际上认为必须批判的是自己这种观点。这是一种与作者共同进行的自我对号入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