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有作家经历过像卡夫卡现在经历的命运：生前几乎完全默默无闻，而死后很快便世界闻名。
对手弗兰茨·卡夫卡来说，这种命运的刻薄由于他对荣誉持全然无所谓的态度而得到缓解。在他心目中，写作（在他一篇日记中这么写着）是“祈祷的一种形式”。他努力的方向是内心的完美、白壁无暇的一生。不能说他毫不在乎世界对他怎么想。他只是没有时间来顾及这个问题。充斥他心中的是对伦理上最高境界的追求，这是人应该达到而实际上几乎达不到的境界；是一种上升至痛苦、至半癫半痴状态的冲力——不能容忍罪恶，容忍谎言，既不能容忍自我欺骗又不能容忍对他人的刻薄。这是一种经常以自我鄙薄为形式出现的冲力，因为卡夫卡仿佛是用显微镜观察他自己的弱点，渴望与纯洁、神圣获得最紧密的融合，在他的格言中这被冠以“不可摧毁的东西”。这种全力以赴的追求占据了他的一生。在这个意义上，卡夫卡是现代作家中最接近托尔斯泰的人。“倘若心中没有对某种不可摧毁之物的信念，人便不能生存。”卡夫卡以这句话清楚地表明了他自己的宗教观。很少有人注意到这句话。
卡夫卡生前的状况便是如此。
在他死后，一开始找不到一家大出版社愿意出版他的遗作。每一本我几乎都必须先在另一家出版社中出版。我试图引起一些名人对这些出版物的兴趣。盖尔哈特·霍普特曼写信对我说，可惜他还从来没有听到过卡夫卡这个名字……今天人们打开每一期德国的、法国的、英国的、美国的或意大利的杂志，差不多都会碰到这个名字。
今天聚集在卡夫卡这个人物上的耀眼的灯光自然也会引起对他的形象的一切扭曲。但只要充分相信卡夫卡自己教诲的那个“不可摧毁之物”，对那些扭曲也可以不必放在心上。换句话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难以着手的人格的正确的形象轮廓将自己会显现出来，尽管这个轮廓今天还是那么有争议。
但是如果今天就能有机会描绘出本质的、正确的轮廓来，自是令人高兴的。也就是说，如果那些曾与卡夫卡有个人联系的证人出来讲话的话。比如最近我得到的《回忆卡夫卡》一书，这是卡夫卡的一个朋友（弗利德里希·梯伯格，现在在耶路撒冷）写的；比如卡夫卡生命的最后岁月直到他去世的生活伴侣朵拉·笛芒（她不久前，于１９５２年８月在伦郭去世）在她在以色列可惜太短暂的逗留中，在公众演讲和私下谈了许多她与卡夫卡共同生活的事情，大多数由费利克斯·威尔奇记录了下来。加入这些证言行列的有玛尔特·罗伯特关于朵拉的报道，还有古斯塔夫·雅诺施值得注意的记载。雅诺施的记载之特殊价值在于：他在卡夫卡生前便记下了卡夫卡的言论；这好比艾克曼在歌德每次讲话之后马上将其记录下来，从而给我们留下了了解歌德这个真实的非凡人物的无法估价的源泉。雅诺施自己在他的书的“前言”和附录的“说明和解释”中介绍了他自己的生平和《卡夫卡谈话录》的产生经过以及手稿的故事。这里需要补充一下的是，这部手稿是怎么到我这里来的，它是怎么补充了从１９２０年３月底以后这段时间里，即从雅诺施认识卡夫卡的那天起，我们对卡夫卡生活的认识。关于这段时间直到不久前还没有很多出版物提及。雅诺施的记载填补了这个空白。
１９４７年５月，即我最终离开我出生的城市布拉格八年后，我收到了一封从布拉格寄来的信，信是以这几句话开头的：“我不知道您是否还记得我。我是您离开这里前不久在布拉格日报’上报道过的那个音乐家；也就是促成弗兰茨·卡夫卡的《变形记》捷克文译本在弗罗里安那儿发表的那个人。”写信者问我，他是否可以把他“关于弗兰茨·卡夫卡的日记记载”寄给我，他在为此找一家出版社。“弗兰茨·卡夫卡是我的青春时代——而且不止于此。您可以想象我的紧张心情，”在雅诺施给我的第二封信中这么写道。
这部手稿隔了很久才到达。而由于我当时工作繁忙，相当长一段时间我没有去读。最终还是我的女秘书爱斯特·霍弗夫人（她在我整理和出版弗兰茨·卡夫卡的遗作中鼎力协助，使我欠她无限的情）拿去了这部著作，并在读后告诉我，这是一部非常有价值的、重要的著作。于是我开始读这些记载，其充实的新鲜内容向我涌来，令我惊讶，而这些内容清清楚楚地、无法替代地留着卡夫卡身上所宣示的那种天才的印记。就连卡夫卡的外表，他的讲话方式，他边说话边作手势的那种给人深刻印象的、柔和的姿态，以及他的相貌都活灵活现。我感到好像我的朋友突然活了过来，刚刚走进我的房间。我重新听到他说话，看到地闪闪发亮的活跃的目光停留在我的身上，感觉到他安静的、痛苦的微笑，为他的智慧所吸引并深受感动。
此后不久，朵拉·笛芒来此探访，她多次来看我，有一次我给她念了雅诺施这本尚未出版的书的片断。她马上被吸引住了，在雅诺施保留下来的一切文字中她认出了卡夫卡那无可替代的风格及其思维方法。她在这本书中感到真正地与卡夫卡重聚了，深受感动。于是这些谈话的真实性得到了两个证人的证实；不久又来了第三个人。卡夫卡的《致密伦娜书简》问世了，是由我的朋友维利·哈斯整理出版的。这些信件在一家布拉格银行的保险箱里保存了二十年之久，我没有见过。现在我读到这些信件了，依我看，这些信属于所有时代里最伟大的情书之列，足以与朱丽叶·德·莱斯庇纳斯那些灼热而谦卑的书信相媲美。这里，在一些插曲中我又碰到了那位拘谨的年轻人古斯塔夫·雅诺施，他把他的最早的一批诗歌送交给他极尊敬的卡夫卡评阅，同他一起讨论，而由于卡夫卡沉浸在完全不相干的思想和爱好之中，这种征求意见明显地打扰了他。雅诺施记载中涉及的整个对话局面当然只是他从一个方面看到的，而从另一个精度，从对立的方面看是掺杂着讥讽的滴剂的，却正因为如此而更证实了其真实性。
此外，雅诺施在我于１９３７年发表的卡夫卡传记中已经首次被提及，当然只不过在比喻中，说得更清楚些：随着他父亲的形象出现，没有提到名字。在第三章中我描述了卡夫卡如何善于同他工作的办公室内的同事们，即工人工伤保险公司的同事们交朋友，包括“同非常普通和思想非常混乱的心灵”。我举例谈到一个监察员，弗兰茨曾将他的记事本转交给我。现在我又找到了那个记事本，在现在这个时刻它正放在我面前的桌子上。这个记事本开头写着这么一句话：ＮＯＳＥＸＵＬＥＳＦＩＬｌｌＥＶＡＥＩＮＨＡＣＬＡＣＲＩＭＡＲＵＭＶＡＬＬＥ（见上面第三章）。这本记事本的充满幻想和独特思想的编撰人不是别人，正是雅诺施的父亲。我既结识了父亲，稍后也认识了儿子。人们会注意到，雅诺施一书的诠注落款是“阿尔玛·乌尔斯”这个笔名，这便会令人感到与刚才提到的记事本有联系。父亲高雅的形象和他不幸的异族婚姻感人的次要主题，在古斯塔夫·雅诺施的记载中，在卡夫卡形象的主旋律之外清楚地得以表现（这里可对比卡夫卡关于雅诺施父亲的评价，见《致密伦娜书简》第１２１页）。对卡夫卡来说，他同雅诺施交往的整个时期处于“密伦娜·耶申斯卡一波拉克”这个命运攸关的信号之下。雅诺施于１９２０年３月底认识了卡夫卡。卡夫卡日记从１９２０年１月到１９２１年１０月１５日这段时间是个空白，与此有关的本子或散页无处可找。１９２１到１０月１５日卡夫卡第一次提到，他把他所有的日记都交给了密伦娜。有可能他那时正好将与这一伟大的爱情插曲有关的部分毁掉了。他死后，密伦娜把这些日记带给了我，还有长篇小说《失踪者》和《城堡》的手稿，这些保存在她那里，指定要交给我的。密伦娜在卡夫卡死后写给我的谈及这些事的那封信，我把它作为倒数第二封摘引于下。卡夫卡在日记中以Ｍ．标示密伦娜，有关的笔记我在其他地方（在卡夫卡父母的住处，在弗兰茨暂住过的小房间里）找到，可循迹至１９２２年５月。那种一开始即成为卡夫卡最大幸福的狂热的关系很快出现了悲剧性的转折。我保存着卡夫卡的一封信，他在这封信中恳求我阻止密伦娜再去看他。读者在将载入卡夫卡斯有信件的那本书中见到这篇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