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我所知，密伦娜没有出过书籍形式的作品，译作除外。
第一封信是由一件初看上去流于古怪的事情开头的。有人告诉我，在布拉格旁的维勒斯拉文精神病院里多年来关着一个不幸的人，他家里人关心他的囚禁状态。那人要求我开始为营救无辜受害者干点什么。卡夫卡告诉我，以前密伦娜也在这病院里待过，认识了队队先生。所以我写信给密伦娜，请她谈谈有关ＮＮ．的情况。我以前认识密伦娜，经常与她匆匆见面，那是在韦尔弗或作家保尔·科伦菲德组织的社交场合中。我知道她在维也纳同韦尔弗的朋友恩斯特·波拉克过着极不幸的婚姻生活。波拉克才华横溢、知识丰富，也搞些哲学研究（逻辑斯谛论者），被人们称为“行家波拉克”，他对她有着非常强大的影响（对其他女人也同样）。可引为对照的是《城堡》中许多处于克拉姆的描述。我知道，密伦娜是不顾全家人的反对投入波拉克怀抱的；也许她被迫居留维勒斯拉文与她家里人把她同波拉克分开的企图有关。波拉克同时与维也纳一个非常美丽的、智力平平的女人有着爱情关系，这个女人与另一个人有着暧昧关系，与之结了婚。波拉克想干什么就明目张胆地去干，丝毫不考虑密伦娜的感情——而她看来对他的无所顾忌深感痛苦，却似乎同时又爱这种折磨。她必须自己赚钱养活自己，她说到过，有时她在维也纳一个火车站为游客提箱子，为求一饱。布拉格她那百万豪富家庭许多年内不给这个“失去的女儿”任何资助。弗兰茨是在她这样的困境中认识她的。当他１９２０年上半年从美兰休养后回到布拉格时，我简直认不出他来了；他这个平常多么平静的人那样幸福、那样兴奋地叙述着与密伦娜在维也纳度过的日子。然后他每天给她写几封信，也收到许多来信，但远远不能满足他的胃口。有时干脆电报往来。我不得不经常到弗兰茨的办公室（工伤保险公司）去找他，帮助他打发等待密伦娜的电报的漫长时辰。我发现，这种可怕的激动无疑给他已被疾病动摇了的身体状况带来可怕的恶化。作为我的朋友的忠实助手（后来他在我的关情问题上作了同样的贡献），我劝说密伦娜以轻松些的方式对待病人。对此，密伦娜寄来了第二封信。第一封信中的气氛还相当安宁；这表现在这第一封信在开头和主要部分谈的是一件远离切身关系的事情；但这件事又强烈地照亮了卡夫卡的人性，因为正是他不断地催我为那个被医生关起来的Ｎ．Ｎ先生插手干预。那时我们俩还有足够的精力，不仅关心自己的命运，而且关心第三者的痛苦。直至今日，我们在保险公司走廊里不祥地回响着的脚步声依然在我耳边震荡。只有在上午弗兰茨才必须在那座陈旧的大楼里坐着度过办公时间，但那时他下午也在办公室里度过，因为每时每刻都可能有密伦娜的电报或急信到来。
密伦娜给我的第一封信是这么开始的：
非常尊敬的博士先生：
您希望我提供某种证据，证明Ｎ．Ｎ．先生在维勒斯拉文遭遇的是不公正的待遇。可惜我可以告诉您的有关当局的事没有多少确定的、成熟的东西，尽管我非常愿意这么做。我从１９１７年６月至１９１８年３月逗留在维勒斯拉文，住在那同一座别墅中，我能为他做的一切无非是：我数次借书给他，他数次使我被关起来；也就是说，他不得与任何人交谈；一旦发生了他与任何人交谈的事，即使内容无关紧要并当着护理员的面也不行。那么一来，所有的人都会被关起来，护理员被解雇。
接下去描写了那被囚禁者所处的糟透了的处境。一句也许包含切身经历的典型的话是：“精神病学如果被滥用，便是一门可怕的学问。一切都可能是不正常的，每句话都可以成为折磨者的新武器。我敢起誓，事实便是如此，而Ｎ．Ｎ先生在世界上别的地方同样能生存。但我却无法证明任何事情。”
我的干预一无成效。但这是后来的事情。这封信在结尾部分自己把话题转到了弗兰茨身上，密伦娜总是把他称为“弗兰克”。
我对您还有一个重要的请求，博士先生。您知道，我从来无法从弗兰克那里得知他的近况。他总是告诉我他的情况“好极了”，这个可爱的人，他总是说健康得不能再健康，宁静得不能再宁静等等。我请求您，真的请求，请求——假如您看到，假如您感觉到他在受苦，为我的缘故肉体在受苦，请您马上告诉我。我不会对他说我是从您那儿获悉的；假如您答应我，我心情会平静一些的。我将怎么帮助他，我不知道，但是我会帮助他，这我知道得很清楚。弗兰克说，必须“爱您，为您而自豪、钦佩您”，现在我做这一切，并预先表示真诚的感谢——首先为我能依靠您表示感谢。我在回信中没有隐瞒，卡夫卡的状况在最近恶化了许多。
７月２９口密伦娜写信给我：
我确实非常恐慌，我不知道弗兰克的疾病是这么严重。在这里时他真像个健康人，我根本没有听到过他咳嗽，他精神焕发，心情愉快，睡眠香甜。您感谢我．亲爱的、荣爱的马克斯，却不是谴责我已经很久没到他身边去了，谴责我坐在这里仅仅写写信。我请求您——我为此请求您：别认为我是个坏人，别认为我心情轻松。我在这里。心都碎了，完全绝望了（别告诉弗兰克！），手足无措。可是您写道，弗兰克确实需要我，从我这儿得到点什么，某种好东西。这对我来说是最大的幸福，真的马克斯。弗兰克无疑会到什么地方去，我将为促成此事尽一切力量。假如没有其他办法，那么我就在秋天自己到布拉格去。我们会送他离开布拉格的，对不对？我也希望，他在别的地方将很平静，心灵处于好的状态。我（这用得者说吗？），我将为此尽一切力量。我的婚姻和我对丈夫的爱情的故事十分复杂，在此一言难尽。不过这事使我现在难以脱身，也许我永远不可能，我——不，语言是愚蠢的。但我不断地为我自己寻找出路，不断寻找解决办法，不断寻找善与正确。马克斯，请您相信，我不会让弗兰克痛苦的，请您相信我，这一点对我来说比世上其他一切都更为重要。现在您在他那里。有什么消息您一定会马上告诉我的，您会严厉而真诚地对待我的，对吗？我今天感到轻松些了，因为我有了您，因为我不再那么过于孤独了。等您回来，请您来信告诉我旅行的外界条件（比如办公室），再就是什么是必须为此做的事，怎么做？尤其是：从医生的诊断看他是否有恢复健康的可能？这一切都无关紧要，我写这些干嘛？关键是让他离开那里，而他会这么做的，毫无疑问。我非常感谢您。我真的深深地感激您，您在信中对我这么好。请您原谅我称您为马克斯，弗兰茨是这么说的，而我已经习惯了。
致衷心问候！
密伦娜·Ｐ＿
这里逐字逐句、不加删节地刊载了第二封信。我只是省略了密伦娜画的许多语气加重线。此外，我觉得她的笔迹与托马斯·曼的笔迹有某些相似之处；这是非常奇特的，因为托马斯·曼的笔迹（尤其在早期）似乎是独一无二的。
第三封信的开端涉及的是我的一本书，密伦娜非常赞赏它。接下去她写道（我从捷克语译了出来）：
我真想夜以继日地答复您的信。您说，为什么弗兰克畏惧爱情而不畏惧生活呢？然而我想，事情不是这样的。生活对他来说与对所有其他人完全不同，首先，金钱、交易所、外汇中心，甚至一台打字机在他。心目中都是神秘的事物（事实上它们也是如此，只不过我们其他人没有感觉到而已），它们对他来说是最奇怪的谜，他面对它们的态度与我们完全不同。比如他的公务员工作是一种普通的履行职责吗？在他眼里机关（包括他自己的）是那么谜一样，那么值得欣赏，就像一个孩子看待火车头一样。他弄不懂世界上最简单的事情。您曾同他一起去过邮局吗？他按照格式写好电文，摇着头去找他最喜欢的一个小窗口，于是（丝毫无法理解为什么）从一个窗口走到另一个窗口，直到碰到合适的，然后他数好钱，拿到找头，点一点收到的零钱，发现人家多给了他一个克朗，把这个克朗还给坐在窗后的小姐。然后他慢慢走开，再点一遍钱，在最后一道楼梯上他发现那给还的一个克朗仍然应该是他的。这会儿您站在他旁边不知怎么办才好，他两脚交替落地，考虑该怎么办。走回去是困难的，上面挤着一准入。“让它去吧”，我说。他震惊地看着我。怎么可以算了呢？他并不是为这个克朗难过。但这样不好。这根本不是一个克朗的问题。怎么能听之任之呢？他就此说了很多，对我非常不满。而这样的事重复发生在每个饭店里，在每个女艺丐那儿，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出现。有一次他给了一个女乞丐两个克朗，想要收回一个。她说她没钱找。我们在那里站了两分钟，考虑怎么办这件事。后来他想起来，他可以把两个克朗都给她。但刚走开几步，他就变得闷闷不乐。而这同一个人不言而喻会毫不犹豫地、激动地、非常愉快地给我二万克朗。可是假如我请求他给我二万零一克朗，我们就必须找个地方去换钱，如果不知道在哪里可以把二克朗换成两个，那么他就会认真考虑，他应该怎么处理不该给我的那个克朗。他对钱的狭隘几乎同对女人的狭隘一样。他对机关的恐惧同样如此。有一次我给他打电报、打电话、写信，恳求他看在上帝的份上到这里来一天。当时对我来说非常必要。我拼命诅咒他。他几夜睡不着，折磨自己、写了一些充满自我践踏的信来，但人没有来。为什么呢？他不能请求休假。他不能向经理——即那个他从内心深处（真实地！）钦佩的经理，因为他打字速度快——他不能向他说，他要到我这儿来。找别的什么借口——又是一封震惊的来信——怎么说呢？撒谎？对经理编个谎言？不可能。假如您问他，为什么他曾经爱他第一个未婚妻，他回答：“他是那么会做生意。”说这话时，他的险由于敬重而放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