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幅用于圣路易斯博览会的大幅标准肖像正在一步步接近完成。现在我有了可以不受干扰地工作的地方，可以在工作之余安安静静地研究作品，进度快多了。太后会带着她通常那些随从前来摆姿势，但时间不固定，而且常常是在我未料到她会来的时候。近来她看上去越来越忧心忡忡了，不过不管什么时候需要摆姿势，她总是来的，还对画像之中的全部细节要求得很严。她常要改画首饰和装饰品，那珍珠披风她看了最初那幅素描之后也叫改了，因为不喜欢它的式样。
我刚开始画这幅肖像时成问题的那张宝座，是太后的儿子、已故的同治皇帝送给太后的礼物，已在拳民运动中“遗失”了，但她认为可以按照叙述和见过这张宝座的宫廷画师的草图来画，可我不能同意仅凭记忆或照搬他人的作品。不过到最后我不得不聊胜于无地画上了一只她极为喜欢的袖木雕花宝座。这宝座并不像宫中几乎其他所有宝座那样能与构图的直线匹配得很协调，但太后愿意这样。
我发现在与宝座几乎碰在一起的蓝色景泰蓝屏风上用重彩画九只真鸟大小的凤凰，而又不能使它们看上去像在太后头顶上方盘旋的真凤凰，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花瓶和摆设也是宝座两边等距离排开的，但是不能不这样画，要不就不“合适”了。人处在三扇屏风的正当中，两者靠得非常近，一切背景气氛都无从谈起。袍子和袖子上一道纹也没有。不过我现在已经不跟习惯和传统抗争了，对眼前的一切机械地照搬照抄，不再加以艺术安排，也不作任何新的尝试。我像一个勤勉的工匠，以一天完成多少英寸来计算工作量。
天气这时变得实在太冷，除了简短的健身运动之外，什么也不能做了。再说紫禁城内廷也没有地方会使人产生兜风的兴趣——只有围墙圈起来的庭院和高墙之间封闭的走道。即使太后的兜风也仅限于早晨去朝会大殿和穿越一个个庭院，从这个御座房来到那个御座房。
每天我去工作之前，我们几个总到太后的御座房里看她一会儿。唱戏的日子，我就在她戏楼的包厢里对她进行早晨的问候。到光线暗淡得没法画画了，我就去皇后和女官们的包厢看最后一场和壮观的结尾，这时总会有一些很好的彩灯装饰和漂亮的效果。现在太后和皇后似乎完全明白了我喜欢工作、为了完成送圣路易斯博览会的大幅肖像也必须工作。她们知道我并不看轻娱乐、典礼之类，但不希望它们干扰我的工作。如果是特别的节日，或者好看的典礼，我总会被叫去，否则的话去不去就随我的便了。
我通常与女官们一起用午餐，这时皇后就成了殷勤的女主人。晚上的晚餐则是在太后的餐桌上。御座房里现在放上了两个大型的铜火盆，虽说盆上窜出蓝色的火焰，模样不俗，但对这间高敞的大殿内的温度影响甚少。通往院子的那些巨型大门上，门帘时不时被进来出去的太监掀起，穿堂风很厉害。不过火盆至少可以暖手，再说又是那么漂亮而别致，冷一点我也就随它去了；而且过了不久也就习惯了这温度。中国女官们在室内穿着厚重的毛皮服装，房间很暖和的话是受不了的。
现在晚餐时桌下铺了大幅的地毯，比冷冰冰的汉白玉石地好多了。这个完全是为我着想，因为中国女官们毛皮里子的鞋下还踩着２英寸高的软木鞋底。冬令期间，餐桌当中有几个银火锅，热汽腾腾的菜肴底下烧着炭。这么一来桌上的汤、蔬菜、偎肉就永远保持在沸腾状态了。一天晚上，我向一个太监提出将瓶装红酒送上来之前先放在火盆旁边悟悟热，可以去掉点寒气。不久之后有一天十分寒冷，那太监拿进来一个大茶壶，开始从里面倒出滚烫的红酒。中国人的酒都是烫得滚烫再喝的，他认为这比单单“去掉点寒气”要好，还天真地说：“多冷的天，这么着喝好。”
不唱戏的日子，天黑得没法画画时，我就到太后的御座房左侧的起坐间里去跟皇后和女官们呆在一起，在那里坐等晚餐。这时皇后会教我汉语。她非常注意我的音调，似乎是很认真地想帮我学好。汉语对一个初学者来说非常难，即使他耳朵很好，因为“音调”——或者说你念一个字时声音的抑扬高低——的不同会使一个字的字义完全改变。有时候公主们会一个接着一个用不同的音调念同一个字，要我跟着她们念，然后解释每个音调的字义。为了帮助我改善读音，有时候她们会说双关语，或者教我一串绕口令，就像法国人教孩子“ＴｍＳ＿ｏＳ＿ｄａｎｓ＿ｔＩＤＳ＿ｏ＿ｔｌｆｏｌｌｓ．”。当我最终被这些字弄得糊里糊涂时，就会以“ＰＷ＿ｈｏ＿ｐｉｃｋ＿ａ＿ｅＣｋ＿ｏｆ＿ｐｉｃｋｌｅｄｅｐｅｒ．”相报复。这么一来当天的汉语课只能到此为止，因为她们都会照着念，结果乐成一团，没人再想继续学下去；而在这笑乐中间，也就宣布开饭了。
有时候皇后和女官们晚上会玩牌。牌是狭长条的硬纸板，宽仅１英寸多一点，每一张上面都有古怪的图案，一副是１５０张。我自始至终未弄明白这种牌的好处。有时候女官们勤快起来，会编织一种带子。线，金的、银的、丝的，拴在木桌中央，一端坠上重物，然后她们的手会一来一去、一来一去地将这些编成精巧的带子。公主们绣了许多漂亮的绣品，她们的鞋面是刺绣精美的缎子，也自己做。但晚上她们没法做这个，因为北京的两处宫殿只点蜡烛，全中国仅颐和园是用电灯照明的。
一天晚餐时皇后要我明天早晨早点来，因为她想要让我看什么东西。第二天早晨９点我们到达时几个太监正在宫门边守候，等着带我们去皇后那里。这时我才知道今天是皇后的诞辰。我匆匆进去，看见四格格和宫里所有的女官都站在皇后的居所前，另外还有一些来客也在那里。她们告诉我皇后要她们等到我来之后再向她贺寿，并说要我第一个进去。我到了里面，只见皇后盛服坐在宝座上，头上的宫廷头饰和挂下来的珍珠跟她气质高贵的容长脸很般配。她看上去很是亲切和蔼，我一进去，她就向我伸出了小手。我深深地弯下腰，吻了吻她的手，真诚地祝愿她幸福“万”年、“佳兆”连连。接着就在我打算往外走的时候，她要我留下，在一旁看着公主、女官们进来。每个人都在她面前跪拜俯伏，献上一柄玉如意，而她也答以相应的礼节——就是皇上和太后诞辰时的那种。
但这些冬日并非全由唱戏和节庆组成，也有一些伤心日子。宫内常过忌日。常常听说某日是某某皇帝某某祖宗的逝世周年，我好像觉得整个朝代的每一个皇帝的忌日他们都过的。这种时候，上午一清早祖宗牌位之前会有祭奠和佛事，当天停止一切娱乐活动，太后和宫里所有的人全天服孝。白色是全孝，三年之后就不再服了，接下来的孝服是紫色和青色（次等）的。头饰上戴的花也换成了紫、白、青这些丧服的颜色。一天晚餐时一向在宫里主持仪式的皇后告诉我明天是同治皇帝（太后的儿子）的忌日，问我能不能穿丧服颜色的衣服。
第二天，我穿了一件黑色衣服——我们的丧服——头发上戴了紫色的花。我们进去的时候，太后正在她起坐间的小神龛前祭奠。她的衣服是深紫色的，上面装饰着繁褥的黑色花纹，头发上未戴任何花——只有几颗珍珠。她看上去很伤心，祭奠时也显得比通常情况下更为认真、虔诚。但祭奠结束之后，她仍然像平时一样体贴周到地向我道早安和询问我的健康。过了一会儿我们就离开御座房往我的工作场所而去了。再次见到她时已是我们和皇后、女官们一起用完晚餐、到御座房跟她道别的时候。因为我已有一段时间没穿黑色衣服（太后说她不喜欢），她注意到我又穿了它，就小声问裕庚夫人“于吗”。裕庚夫人告诉她当我知道这是谁的忌日之后，就为此穿了这件衣服。她似乎十分感动，双手抓住了我的手，说道：“你这么着是体贴我的难受，心儿真好。”泪水从她眼睛里掉下来，落到了她仍然握着的我的手上。
可怜的人！她现在的伤心事并非仅仅是丧子之痛。许多日子以来，我注意到她变得越来越忧虑了。她似乎彻底感觉到了中国政治形势的严重性。随着俄国人和日本人即将开战的传言愈传愈盛，她看上去又忧伤又憔悴。她的心里似乎是充满了疑虑和担心，已经完全不是平时的自己了。我猜想她可能是想到了她的国家的无备状态，担心被拖入这场争斗。她似乎对采取什么措施举棋不定。即使中国不被卷入这场冲突，敌对的双方也将在它的境内较量。那场争斗将在满洲进行，那里是清朝的摇篮，那个美丽、生机盎然的地方将要受到战争的蹂躏。她所面对的，是难堪的祖宗陵墓遭亵读的可能性。在中国，祖宗陵墓遭亵读被认为会给家庭带来可怕的后果，一个虔诚的中国人宁愿承担任何物质损失，也不会去冒这种风险。她感受到了这一切，所以非常忧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