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三大宗教一一佛教、道教，以及对大自然的崇拜。自然神崇拜体现了他们对一个无形神抵的最高观念，是中国最为纯粹的宗教。其庙宇坐落在北京明故城一处辽阔宽广的所在。天坛是这组庙宇中最为壮观的一座，圆圆的三重穹顶在这里傲然耸起，很远以外就可以看见。穹顶外面所砌的瓦片，是大自然神圣的绿色，里面隆起处的颜色为天的蓝色，四周的侧柏均已有数百年历史。此处别的部分坐落着比之几乎毫不逊色的地坛、日月坛、先农坛，而这些庙宇之中最大、最为别具一格的，是圆丘。圆丘以大地为地基，以无穷无尽的以太为墙壁，以苍天自身为穹顶。自然神崇拜在圆丘宽敞的露天祭坛上达到它的最高潮，就此功德圆满。这祭坛是圣地之中的圣地，是这组用于自然神崇拜的庙宇的祭扫之处。
图丘建造在一处宽广的汉白玉石铺就的平地中心，四周辐射出一长排一长排世俗的侧柏树。整个建筑完全以洁白无瑕的汉白玉建成，其浑圆有若大地。它那三个叠加的圆象征着大自然的三位一体和无穷无尽。每个圆形高台围着雕琢精美的护栏，东南西北各有九级台阶。这样最高的那个大圆的中心点就代表了宇宙中心，与四面八方无不相通。
在这一象征的世界的中心，在这一以空间为墙壁、以无限为塔楼的大庙，中国皇帝——“天子”——头顶着蓝天，对无形神抵顶礼膜拜，为“大清国”国运昌盛、人民繁荣而祭献。这一对无形神抵的崇拜并不存在神职系统，中国皇帝是其惟一的大祭司。作为天子，只有他有资格在其全中国惟一的大祭坛上，在其全中国惟一的大庙里主持这场独一无二的仪式。
为了在这个祭坛上进行这场半年一度的大祭，皇上严格地斋戒３天以作准备，最后一夜是在通宵达旦的不眠之中度过的，这组建筑中有个斋宫专供他使用。这冬、夏两至对无形神抵的礼拜是中国皇帝作为天子履行的最最庄重的职分。中国皇帝不仅是惟一有资格在这些大祭坛上祭扫无形神抵的大祭司，还以一己之身包笼了这一自然神教的整个神职系统。《礼记》规定的日子和特殊场合，他独自一人在天坛和其他大庙祭祖。当饥荒肆虐时，当旱灾或任何别的自然灾害降临这一帝国时，皇帝会在这些庙中为它们的终止而祈祷，因为他不仅是大祭司，而且作为“天子”，在天降苦难于其人民时还是赎罪者。他公然将这一帝国的不幸归咎于自身。据《礼记》记载，他在出现灾害时说道：“罪当朕躬，弗敢自赦，惟简在上帝之心。其尔万方有罪，在予一人。”
半年一度的祭祖无形神抵不仅是皇上履行的最庄重的宗教仪式，作为这一伟大的帝国的统治者，这仪式同时也是他的公开举动中最为隆重的。他斋戒净身，为宗教仪式作准备；而这一仪式作为中国皇帝的官方仪式，他所有的军机大臣和全国最高等级的贵族无不参加，场面壮观，气势豪华。兼有皇帝、大祭司、赎罪者身份的中国皇帝虽然只在天坛建筑群的几所庙宇内亲自祭祖，但国内全部宗教都处于他的保护之下，他是它们名义上的首脑。他一视同仁地在佛教和道教的仪式上出现，不偏不倚地对它们全都加以鼓励。但这两种宗教都有其神职系统和繁复的仪式，皇帝只是名义上的首脑和大祭司。它们所有的节日和斋戒日在宫中都过的。
中国人是很正派的民族，但他们并无深厚的宗教观念。与其说他们是宗教团体的成员，还不如说他们是某种哲学的信奉者。中国影响最为广泛的两种宗教佛教和道教，多多少少成了外在的形式。它们也许曾有其精神，可是现在只剩下空壳，变得仅仅是古代仪式的表演。中国人其实是儒教徒。儒教是种伦理学体系，与其说是宗教还不如说是哲学。他们不管是佛教徒还是道教徒，全都信奉孔子，按照孔子为他们所设的规范生活。佛祖和老子的教义在中国已经变得千孔百疮，无法为其信徒提供道德上和理想上的帮助了。中国人一视同仁地参加这两个宗教仪式，它们中的许多已经变成仅仅是供人观瞻的典礼，有许许多多表演，有多种形式，但是极少真正的崇拜。他们精神上的支持全都来自孔子的著作，他们的理想全都来自与大自然的交流。他们其实是哲学家和大自然的崇拜者，皇帝半年一度在天坛及其周围的庙宇中的祭祖典型地说明了人民的真正崇拜。
在中国，所有的宗教仪式都起始于，或者说是都是在纪念，某种自然现象和大自然的某种周期性事件。冬夏两至。春分秋分、元旦、元气（滋养生命的元素）增长而新春复苏时，他们都加以庆祝的。中秋节是这种滋养生命的元素进入蛰伏的时间。他们复杂的仪式其实不过是把某种对大自然基本规律的简单遵从固定下来而已。由于受到大自然的生命之火的燃点，这种仪式这么多世纪以来得以经久不息。现在人们举行这些仪式时并不去想它们的起源，但大自然依然是创造它们的力量。中国人尽管因循守旧，却一贯亲近大自然，我相信他们神奇的活力就来源于此。他们曾被许多不同的民族所侵扰、所征服，而最后这些征服者都会被他们同化，这是对这一神奇的种族进行民族研究时见到的最令人惊异的事之一。
从来没有一个作为征服者的民族改变过中国人，鞑靼人、蒙古人、满洲人都过去了，都与他们融合了起来。征服中国人的人采用了中国的哲学和宗教、中国的风俗和习惯，甚至中国的政治系统，而他们自己却从来没有能将真正新的政治系统强加于中国人。
这些征服者中的最后一个就是满洲人，建立了现在这个朝代。他们１６４６年在北京安顿下来的时候，也是个野蛮而尚武的种族。他们与中国以前其他的征服者一样，以各种各样让步来安抚被征服了的敌人。而现在他们采用中国的法律进行统治，几乎与汉人毫无区别。他们像以前别的征服者一样，根本没有在这心境平和、麻木不仁的种族身上留下丝毫印记；而他们自己也变成了中国人。“今天光绪皇帝被公认为全中国最好的中国人之一”。今天满人穿的是汉人的服装，皇帝自己也“雉发留辫”，而这据说是征服时代强加于汉人的惟一可见屈辱标记。唉，命运的嘲弄！
满人现在安静而平和，变得与汉人一模一样。他们害怕战争，按照孔子的行为准则生活。他们这个种族中虽不充斥思想家和哲学家，可他们已经有了与汉人同样的理想，而且达到这一点还没有经过通婚带来的自然的融合。因为皇上发下允许汉人与满人通婚的诏书仅仅不过是最近几年的事，而即使有这样的诏书，至今为止这两个民族通过婚姻而实现的融合还是非常非常有限的。汉人似乎不难被领导、征服，但他们的民族活力十分强盛，数千年的民族存在之后依然能使他们保持纯粹的民族特性。
大自然里滋养生命的元素走向冬天的蛰伏这一季节，典型地反映在了中秋节上，这我已经说过。它被掺杂了使得原来的意义无法彰显的传说和实践。可是迎接春天的复苏的仪式却没有背离它的原意，而且较为简单，较为贴近自然。春天的复苏－元气被认为经过长时期的蛰伏之后开始躁动、被认为感受到了更新的生命引起的第一次阵痛那一天——在宫里是以美观而朴素的仪式加以纪念的。萝卜和嫩笋这两样最先受益于上升的元气的蔬菜被放在一个银盘子里油一名太监跪献太后。太后吃了些，再拿给皇后和女官们品尝。太后把这第一个罗卜送往唇边时，皇后和公主、女官们一齐聚集在她的御座房，同声复诵那与“国家昌盛”同义的祝圣驾幸福的语句。这祝愿被御座房外间的大太监重复一遍，被跪在外面院子里的太监们重复一遍，又连下去被宫里的每个人重复再重复，声浪直达外墙。接着太后说了个愿望，愿元气充塞、春事有成，愿大清国的全部百姓都能安享太平和富足。
这些复苏的春天的第一次果实就是通过一次简简单单的感恩仪式被如此分享了。这些其貌不扬的植物就是如此被赋予了人们的愿望，愿国泰民安，以及其统治者幸福快乐。这仪式我觉得很美，它是如此简单，使这些因循守旧、拘泥形式的人们与大自然的心脏贴得很近。
皇帝一年一度的亲耕和播下一年的首批种子，以及皇后的种下一棵桑树（为了养蚕），这都是合乎自然人心的举动，显示中国人与事物的精华相距是多么的近。有一个荣誉性的职务被视为标志着受了极大的恩宠，这个国家里最高等级的贵妇人接受时也是怀着感激的心情，那就是被任命为“护蚕使者”；因为在中国丝蚕业是国家的重大财源之一。这些作为护蚕使者的贵妇人一年一度奔赴桑蚕之乡的桑树林，为蚕的平安生长而祭祖祷告。中国人与大自然贴得这么近，他们当然是田园式的人民，是农艺师的种族。农业，既受到帝后的如此尊崇，就变成了一种崇高的理想。而劳动，经皇帝公开提倡，也就洗去了污浊，成为一种激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