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考特。托尔博伊斯先生住在多塞特郡，一个叫格兰其荒原的一英里长的小村庄内，一座方方正正的红砖大厦里。这方方正正的红砖大厦坐落在一块方方正正的土地的中央，这片土地，称之为邸园还不够大，要叫它别的呢，面积又太大了——所以这大厦也好，这片土地也好，都没有任何名称，这一房地产仅仅简单地标明它是属于乡绅托尔博伊斯的。
也许哈考特。托尔博伊斯先生是世界上最最不可能同“乡绅”这个朴实热心、具有田园风味的古老英国头衔联系起来的人了。他既不打猎，又不耕田。他生平从不穿绯红色衣服①或长统马靴。刮南风和多云的天空，这种事情他都漠不关心，只要它们在哪一方面也不干扰他自己的整洁而舒适的生活就行了。他对庄稼收获好坏的关心，也只限于它们是否影响他从田产上收到的租子。他是个五十岁光景的人，高大，笔挺，瘦骨棱棱，一张方方的苍白的脸，淡灰色的眼睛，稀稀朗朗的黑发从耳朵两边梳过秃顶，这就使他的容貌稍稍有些象犬更的面孔——一种机警的、不妥协的、固执的猎狗——即使是以本领高强闻名的、最聪明的盗狗者，也制服不了硬。
①英国猎狐者常穿红色上衣。
谁也不记得碰到过哈考特。托尔博伊斯的、俗话所说的隐蔽的一面。他就象他自己的那座四角方方、无遮无荫、面向北方的大厦。他的性格里没有阴暗的角落，能给人爬进去躲避他那强烈的日光。他浑身都是日光。他以理智之光的同样明朗的光辉，观照着一切，不愿意看到柔和的阴影会把残酷事实的棱角变得模模糊糊、硬是把它们化为美丽。我不知道我是否表达了我要表达的意思，如果我说他的性格里没有曲线——他的脑子走的都是直线，从来不肯向右或向左弯曲一下，国通地除去那无情的棱角。在他看来，正确的就是正确的，错误的就是错误的。在他的冷酷无情、凭良心办事的一生中，从来不承认这种观念：即不妨随机应变，减低错误的程度或减弱正确的力量。他抛弃他的独生子，因为他的独生子不服从他；基于同样的理由，他同样准备通知他的独生女：五分钟后他就要抛弃她了。
如果这样方方正正、头脑顽固的人，也可能受到某种弱点（例如虚荣心）的支配，那么，他肯定是对他的顽固感到自负的。他理智上的僵硬古板使他成了现在这样难以相处的人，可他以这种方正古板自负。他固执得毫不动摇，从未听说过爱情和同情的影响使他背离残忍的目标，而且他以这种固执自负。他以天性里的消极力量自负，而这种消极力量从来不理解深情厚爱的弱点，也不理解或许正是从这种弱点里产生出来力量。
如果他对儿子的婚姻，对由他亲手造成的他和儿子之间的分裂，有所懊悔的话，那么，他的虚荣心还要比他的懊悔强大有力得多，而且使他得以把懊悔也掩盖过去。虽然从第一眼看来，象这样的人似乎不可能是虚荣的；事实上我心里却毫无疑问地断定：虚荣心正是个轴心，由此辐射出哈考特。托尔博伊斯先生性格里一切与人格格不入的线条。我敢说：朱尼厄斯。布鲁特斯①是虚荣的，他下令把他的儿子处死时，他是在享受着对他敬畏有加的罗马的赞许。哈考特。托尔博伊斯宁可把他儿子从自己的面前送到罗马执法官的束棒上的斧钺之间，而残忍地尝味他自己的痛苦。天知道这个顽固的人曾多么辛酸地感受到他和他的独生子的分离，而掩盖着这痛苦的那种坚定不移的自负，又可能使这痛苦变得格外可怕。
①布鲁特斯（公元前８５一前４２），罗马执政官，其子阴谋叛国，被他判处死刑。
任何人冒失地跟托尔博伊斯先生谈起乔治，他总是这样回答：“我的儿子娶了个贫困的酒鬼的女儿做妻子，他就是犯了个不可饶恕的、对不起我的错误。从那一刻起，我就再也没有儿子了。我并不希望他倒霉。对我说来，他简直就是死掉了。我为他伤心，就象我为他的母亲伤心一样，她十九年前便去世了。如果你跟我谈起他就象你谈起死人一样，那么，我准备听你谈谈。如果你谈起他就象你谈起活人一样，那么，我必须拒绝听你谈话。”
我相信，哈考特。托尔博伊斯颇以这段话之阴沉沉的罗马式庄严辞令沾沾自喜，而且，当他背过身去、不理睬可怜的乔治的调停人时，他也很想穿上一件罗马的宽袍大褂，严厉地把身体裹在袍子的折缝里呢。乔治从未亲自作出任何努力来软化他父亲的裁决。他十分了解他的父亲，知道他这案件是没有指望的。
这年轻人会说：“如果我写信给他，他会把我的信连同信封一起加封，外面注明我的名字和收到该信的日期，然后叫屋子里所有的人都来亲眼目睹一番：这信并没有打动他，并没有引起他一丝一毫软心肠的回忆，或一丝一毫怜悯的思想。他会坚持他的决定，一直坚持到他垂死之日。我敢说，如果真相大白，那么，他的独生子触犯了他，给了他机会来标榜他的罗马式的道德规范，他心里倒是高兴的哩。”
乔治曾经这样答复过他的妻子，那时她和她的父亲都怂恿他向哈考特。托尔博伊斯要求资助。
“不，我的心肝，”他会下结论道。“贫穷，也许是艰难的，但我们要经得起贫穷。我们不愿带着一脸可怜相去见严厉的父亲，去要求他给我们食物和住房，那样做只会被他用约翰逊式的长篇大论严加拒绝，而且他会让我们成为标准案例，让邻居弓怕殷鉴。不，我的俊俏的人儿：忍饥挨饿是容易的，然而卑躬屈膝是艰难的。”
也许可怜的乔治夫人并不由衷地同意两个断言的前一条。她对饥饿没有多大好感，当小巧玲珑的香槟酒（软木塞上有克利科和莫埃印记的）换了由一个邋遢侍者从最近的一家啤酒店搞来的大便士一瓶的啤酒，她十分可怜地呜咽啜泣了。乔治不得不担当起他自己的责任，并且伸出一只手来帮助减轻他妻子的负担，而她却不想把她的懊悔和失望隐藏在心里。
“我以为龙骑兵始终是富裕宽绰的哩，”她往往生气地说道，“姑娘们总是嫁给龙骑兵；买卖人总是要为龙骑兵效劳；旅馆老板总是款待龙骑兵；戏院经理又总是要龙骑兵赞助保护。谁能料到一个龙骑兵会喝六便士一瓶的啤酒，抽蹩脚得可怕的鸟眼牌烟草，会让他的妻子戴一顶破破烂烂的帽子啊？”
如果类似这样的说话里显示出了什么自私自利的感情，乔治。托尔博伊斯可从来没有发现。从他短促的结婚生活第一个钟点到最后一个钟点，他始终热爱他的妻子、相信他的妻子。并不盲目的爱情，也许毕竟只不过是虚假的神力而已；因为，丘比特从他眼睛上揭去带子时，这是一种决定命运的迹象，表示他准备展翅飞去了。乔治从不忘记他最初被上尉俊俏的女儿迷住的那一刻，不论她后来怎样变化，当初使他陶醉的形象却没有变化，而且毫无变化地在他的心里代表着她。
罗伯特。奥德利坐黎明前开出的火车离开南安普敦，白天很早就到达韦汉车站。他在韦汉雇了一辆马车送他上格兰其荒原。
地上的积雪已经冻硬了，天气晴朗而又严寒，大地上的景物轮廓鲜明地映衬着冷冽的蓝色天空。马蹄得得地踩在冰冻的大路上，蹄铁叩在几乎同钢铁一般儿坚硬的土地上。冬天的日子倒跟罗伯特要去访问的人有几分相象。象他，锋利的、冷冰冰的、毫不妥协的；象他，对贫困危难毫无同情心，对阳光的软化的力量，又丝毫不为所动。这种冬天的日子拒绝阳光，只接受象那种只把荒凉的光秃秃的乡村照亮而并不使它辉煌灿烂起来的、一月的暗淡光线；这就很象哈考特。托尔博伊斯，他只接受每个真理和真相的最严峻的一面，却向怀疑的世人大声宣告：从来不曾有、也不可能有另外的一面。
罗伯特。奥德利的心往下一沉，当破破烂烂的马车停在面目冷峻的铁栅栏前的时候；马车夫下车推开一扇宽阔的铁门，铁门匡啷一声向后晃动、撞在埋在地里的一个铁牙齿上，铁牙齿扑在铁门的最低的一根铁条上，仿佛要咬它似的。
铁门开处，是一个稀稀朗朗的植物园，里边长着成行成列技干挺拔的冷杉，在寒风的牙齿间对抗地摇晃着它们茁壮的树叶。一条笔直的、铺着砾石的马车道在这些挺拔的树木之间穿行，越过一片修剪齐整的草地，通向一座方方正正的红砖大厦。大厦的每个窗子都在一月的阳光里闪闪烁烁，仿佛窗子就在此刻被不知疲倦的女仆擦得干干净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