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镇从子百禄从孙祖禹
范镇，字景仁，成都华阳人。薛奎守蜀，一见爱之，馆于府舍，俾与子弟讲学。镇益自谦退，每步行趋府门，逾年，人不知其为帅客也。及还朝，载以俱。有问奎入蜀何所得，曰：“得一伟人，当以文学名世。”宋庠兄弟见其文，自谓弗及，与为布衣交。
举进士，礼部奏名第一。故事，殿廷唱第过三人，则首礼部选者，必越次抗声自陈，率得置上列。吴育、欧阳修号称耿介，亦从众。镇独不然，同列屡趣之，不为动。至第七十九人，乃从呼出应，退就列，无一言，廷中皆异之。自是旧风遂革。
调新安主簿，西京留守宋绶延置国子监，荐为东监直讲。召试学士院，当得馆阁校理，主司妄以为失韵，补校勘。人为忿郁，而镇处之晏如。经四年，当迁，宰相庞籍言：“镇有异材，不汲汲于进取。”超授直秘阁，判吏部南曹、开封府推官。擢起居舍人、知谏院。上疏论：“民力困敝，请约祖宗以来官吏兵数，酌取其中为定制，以今赋入之数什七为经费，储其三以备水旱非常。”又言：“周以冢宰制国用，唐以宰相判盐铁、度支。今中书主民，枢密主兵，三司主财，各不相知。财已匮，枢密益兵无穷；民已困，三司取财不已。请使二府通知兵民大计，与三司同制国用。”
契丹使至，虚声示强，大臣益募兵以塞责，岁费百千万。镇言：“备契丹莫若宽三晋之民，备灵夏莫若宽秦民，备西南莫若宽越、蜀之民，备天下莫若宽天下之民。夫兵所以卫民而反残民，臣恐异日之忧不在四夷，而在冗兵与穷民也。”
商人输粟河北，取偿京师，而榷货不即予钞，久而鬻之，十才得其六。或建议出内帑钱，稍增价与市，岁可得羡息五十万。镇谓：“外府内帑，均为有司。今使外府滞商人，而内帑乘急以牟利，至伤国体。”仁宗遽止之。
葬温成后，太常议礼，前谓之园，后谓之陵，宰相刘沆前为监护使，后为园陵使。镇曰：“尝闻法吏舞法矣，未闻礼官舞礼也。请诘前后议礼异同状。”集贤样理刁约论圹中物侈丽，吴充、鞠真卿争论礼，并补外，皆上章留之。石全斌护葬，转观察使，他吏悉优迁两官。镇言：“章献、章懿、章惠三后之葬，推恩皆无此比。乞追还全斌等告敕。”副都知任守忠、邓保吉同日除官，内臣无故改官者又五六人。时有敕，凡内降非准律令者，并许执奏。曾未一月，大臣辄废不行。镇乞正中书、枢密之罪，以示天下。
帝天性宽仁，言事者竞为激讦，至污人以帷箔不可明之事。镇独务引大体，非关朝廷安危，生民利疚，则阔略不言。陈执中为相，镇论其无学术，非宰相器。及嬖妾笞杀婢，御史劾奏，欲逐去之。镇言：“今阴阳不和，财匮民困，盗贼滋炽，狱犴充斥，执中当任其咎。御史舍大责细，暴扬燕私，若用此为进退，是因一婢逐宰相，非所以明等级，辨堂陛。”识者韪之。
文彦博、富弼入相，诏百官郊迎。镇曰：“隆之以虚礼，不若推之以至诚。陛下用两人为相，举朝皆谓得人。然近制，两制不得诣宰相居第，百官不得间见，是不推之以诚也。愿罢郊迎，除谒禁，则于御臣之术为两得矣。”议减任子及每岁取士，皆自镇发之。又乞令宗室疏属补外官，帝曰：“卿言是也。顾恐天下谓朕不能睦族耳。”镇曰：“陛下甄别其贤者用之，不没其能，乃所以睦族也。”虽不行，至熙宁初，卒如其言。
帝在位三十五年，未有继嗣。嘉祐初，暴得疾，中外大小之臣，无不寒心，莫敢先言者。镇独奋曰：“天下事尚有大于此者乎？”即拜疏曰：“置谏官者，为宗庙社稷计。谏官而不以宗庙社稷计事陛下，是爱死嗜利之人，臣不为也。方陛下不豫，海内皇皇莫知所为，陛下独以祖宗后裔为念，是为宗庙之虑，至深且明也。昔太祖舍其子而立太宗，天下之大公也。真宗以周王薨，养宗子于宫中，天下之大虑也。愿以太祖之心，行真宗故事，拔近属之尤贤者，优其礼秩，置之左右，与图天下事，以系亿兆人心。”疏奏，文彦博使客问何所言，以实告，客曰：“如是，何不与执政谋？”镇曰：“自分必死，故敢言。若谋于执政，或以为不可，岂得中辍乎？”章累上，不报。执政谕之曰：“奈何效希名干进之人。”镇贻以书曰：“比天象见变，当有急兵，镇义当死职，不可死乱兵之下。此乃镇择死之时，尚何顾希名干进之嫌哉？”又言：“陛下得臣疏，不以留中而付中书，是欲使大臣奉行也。臣两至中书，大臣皆设辞拒臣，是陛下欲为宗庙社稷计，而大臣不欲也。臣窃原大臣畏避之意，恐行之而陛下中变耳。中变之祸，不过一死。国本不立，万一有如天象所告急兵之变，死且有罪，其为计亦已疏矣。愿以臣章示大臣，使其自择死所。”闻者股栗。
除兼侍御史知杂事，镇以言不从，固辞。执政谕镇曰：“今间言已入，为之甚难。”镇复书执政曰：“事当论其是非，不当问其难易。诸公谓今日难于前日，安知异日不难于今日乎？”凡见上面陈者三，言益恳切。镇泣，帝亦泣，曰：“朕知卿忠，卿言是也，当更俟三二年。”章十九上，待命百余日，须发为白。朝廷知不能夺，乃罢知谏院，改集贤殿修撰，纠察在京刑狱，同修起居注，遂知制诰。镇虽解言职，无岁不申前议。见帝春秋益高，每因事及之，冀以感动帝意。至是，因入谢，首言：“陛下许臣，今复三年矣，愿早定大计。”又因祫享，献赋以讽。其后韩琦遂定策立英宗。
迁翰林学士。中书议追尊濮王，两制、台谏与之异，诏礼官检详典礼。镇判太常寺，率其属言：“汉宣帝于昭帝为孙，光武于平帝为祖，其父容可称皇考，议者犹非之，谓其以小宗合大宗之统也。今陛下既以仁宗为考，又加于濮王，则其失非特汉二帝比。凡称帝若考，若寝庙，皆非是。”执政怒，召镇责曰：“方令检详，何遽列上！”镇曰：“有司得诏，不敢稽留，即以闻，乃其职也。奈何更以为罪乎？”会草制，误迁宰相官，改侍读学士。
明年，还翰林，出知陈州。陈方饥，视事三日，擅发钱粟以贷。监司绳之急，即自劾，诏原之。是岁大熟，所贷悉还。神宗即位，复为翰林学士兼侍读、知通进银台司。故事，门下封驳制旨，省审章奏，纠擿违滞，皆著所授敕，后乃刊去。镇始请复之，使知所守。
王安石改常平为青苗，镇言：“常平之法，起于汉盛时，视谷贵贱发敛，以便农末，最为近古，不可改。而青苗行于唐之衰世，不足法。且陛下疾富民之多取而少取之，此正百步、五十步之间耳。今有两人坐市贸易，一人故下其直以相倾，则人皆知恶之，可以朝廷而行市道之所恶乎？”吕惠卿在迩英言：“今预买绢，亦青苗之比。”镇曰：“预买，亦敝法也。若府库有余，当并去之，岂应援以为比。”韩琦极论新法之害，送条例司疏驳，李常乞罢青苗钱，诏命分析，镇皆封还。诏五下，镇执如初。司马光辞枢密副使，诏许之，镇再封还。帝以诏直付光，不由门下。镇奏曰：“由臣不才，使陛下废法，有司失职，乞解银台司。”
举苏轼谏官，御史谢景温奏罢之；举孔文仲制科，文仲对策，论新法不便，罢归故官。镇皆力争之，不报。即上疏曰：“臣言不行，无颜复立于朝，请谢事。臣言青苗不见听，一宜去；荐苏轼、孔文仲不见用，二宜去。李定避持服，遂不认母，坏人伦，逆天理，而欲以为御史，御史台为之罢陈荐，舍人院为之罢宋敏求、吕大临、苏颂，谏院为之罢胡宗愈。王韶上书肆意欺罔，以兴造边事，事败，则置而不问，反为之罪帅臣李师中。及御史一言苏轼，则下七路掎摭其过；孔文仲则遣之归任。以此二人况彼二人，事理孰是孰非，孰得孰失，其能逃圣鉴乎？言青苗有见效者，不过岁得什百万缗钱，缗钱什百万，非出于天，非出于地，非出于建议者之家，盖一出于民耳。民犹鱼也，财犹水也，养民而尽其财，譬犹养鱼而竭其水也。”
疏五上，其后指安石用喜怒为赏罚，曰：“陛下有纳谏之资，大臣进拒谏之计；陛下有爱民之性，大臣用残民之术。臣知言入触大臣之怒，罪且不测。然臣职献替而无一言，则负陛下矣。”疏入，安石大怒，持其疏至手颤，自草制极诋之。以户部侍郎致仕，凡所得恩典，悉不与。镇表谢，略曰：“愿陛下集群议为耳目，以除壅蔽之奸，任老成为腹心，以养和平之福。”天下闻而壮之。安石虽诋之深切，人更以为荣。既退，苏轼往贺曰：“公虽退，而名益重矣！”镇愀然曰：“君子言听计从，消患于未萌，使天下阴受其赐，无智名，无勇功；吾独不得为此，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日与宾客赋诗饮酒，或劝使称疾杜门，镇曰：“死生祸福，天也，吾其如天何！”同天节乞随班上寿，许之，遂为令。轼得罪，下台狱，索与镇往来书文甚急，犹上书论救。久之，徙居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