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曾有幸在古巴辽夫那里见到过您，”他说，“他没有；把我介绍给您，现在如果您允许，让我做个自我介绍：波图金，退休的七等文官，曾在财政部供职，是在彼得堡。希望您不要见怪……我平时也没有贸然跟人家攀谈的习惯……可是一见到您……”
波图金说到这里不知该怎么说了，叫侍者送上一小杯樱桃露酒。“好壮壮胆。”他又笑着补充说。
利特维诺夫格外仔细地瞧瞧这个人的面孔，这是他今天新遇到的人当中的最后一个。马上想道：“他跟那些人大不相同。”果然如此。坐在他面前的这个人长得膀阔腰圆，下肢很短，两只小手敲打着桌沿，低垂着满是鬈发的头，一对小眼睛非常聪明，又非常忧伤，嘴大但长得端正，牙齿不大整齐，地道的俄国式鼻子，通常称做蒜头鼻，看上去显得笨手笨脚，甚至有些野性，然而肯定不是等闲之辈。他穿着很随便：身上穿一件旧式常礼服，肥得像口袋，歪戴着领带。他这种突如其来的信赖，利特维诺夫，不仅没感到讨厌，反而受宠若惊，这个人显然没有硬跟陌生人攀谈的习惯。他给利特维诺夫的印象很奇怪：既感到这个人可敬，值得同情，又情不自禁地有些怜悯他。
“这么说，我没打扰您？”他又说一遍，口气柔和，略带沙哑，轻声轻语，跟他的仪表十分相称。
“您说的哪里话，”利特维诺夫说，“恰恰相反，我很高兴认识您。”
“真的吗？嗯，那么我也很高兴。我早就听说过您；我知道您在干些什么，有什么打算。干得不错。怪不得您今天一言未发。”
“您似乎也没大说话。”利特维诺夫说。波图金叹了口气。
“别人说得太多了。我只是听着。怎么样，”他沉吟片刻又补充说，扬起眉毛做出可笑的样子，“您喜欢我们这种乱哄哄的聚会吗？”
“的确乱成一团了。您说得一点儿也不错。我一直想问问这些先生，他们干吗要这么匆匆忙忙，说个没完？”
波图金叹了口气。
“问题就在于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从前也许有人会说他们是’崇高目的的盲目的工具’。可现在我们要用更尖刻的语言说他们了。不过您要注意：我们丝毫没有责难他们的意思，相反，我要说他们都是……就是说，几乎都是挺不错的人。比如拿苏汉奇科娃来说，我知道她做过不少好事：她把自己所有的积蓄都送给两个穷外甥女了。我们可以说她是想出风头，想显摆自己，然而不能不承认，对于一个并不富裕的女人来说，这是一种可贵的自我牺牲精神！至于皮夏尔金先生就更不用说了：在他管辖下的农民有朝一日一定会送给他一个瓜形的银奖杯，再不就是一尊圣像，上面把他画成天使，尽管他在答谢辞中会说他配不上这么崇高的荣誉。不过他这么说也不对，他完全配得上的。巴姆巴耶夫先生，您的朋友，心地善良，他的确像诗人亚济科夫一样——据说亚济科夫一边读书，一边喝白水，却能写诗赞美酒宴——他的欢乐没有什么对象，却总能乐得起来。还有伏罗希洛夫先生，也是一位非常精明能干的人，他跟他那派人一样，都是上光荣榜的人物，好像是科学、文明的传令官，即使一言不发也仿佛口若悬河，不过他还太年轻！是的，是的，这都是些出类拔萃的人物，结果却一事无成，下的料都是上等的，做出来的菜却不好吃。”利特维诺夫听着波图金讲，越听越奇怪：这个人说起话来慢条斯理，却充满自信，而且他用词造句都说明他不但有口才，而且好说话。
波图金的确好说话，十分健谈，然而人生已经损伤了他的自尊心，所以他轻易不开口，以哲学家的雍容等待时机，等待跟他说得来的人。
“是的，是的，”他又开始说，带着只有他才有的特别的幽默感，虽说不上病态，倒也凄然，“这一切真是奇怪。我请您再注意一下这种现象。比如十个英国人到一起，他们立刻会讲起海底电报、纸张的税、鼠皮的加工方法，也就是说谈论正经事，有内容；十个德国人到一起，可想而知，会谈石勒苏益格一荷尔斯泰因和德国统一的问题；十个法国人到一起，不管他们怎么装模作样，话题总离不开’风流韵事’。十个俄国人到一起，立刻就会谈论一个问题——您今天有机会亲眼看到这种场面——这个。问题是俄国的作用和前途，而且都笼而统之，从头说起，既无论证，也看不到出路。他们一个劲儿地咀嚼这个不幸的问题，就像小孩子嚼橡皮，既没有汁液，也嚼不出什么味道。当然了，这时还要顺便痛骂一番腐朽的西欧。想不到这也成了警世通论！这个西方在各方面都比我们强，偏要说它腐朽！如果我们真不拿它当回事，倒也罢了，”波图金接下去说，“其实不过是说得好听，骗人的把戏。我们一方面骂人家，另一方面又重视人家的意见，实际上不过是重视巴黎那些游手好闲的人的意见。我有个熟人，人好像倒也不错，成了家，立了业，年纪也不小了：可就因为在巴黎的饭店里点菜时被法国人盖了，好几天都闷闷不乐——他点菜说的是’一份牛排加马铃薯’，而真正的法国人立刻就喊：’伙计，牛排土豆！’把我的朋友气得要死！从那以后他到处都喊：’牛排土豆！’还教别人也这么说。我们那些在草原里长大的小伙子一走进巴黎妓院的可耻的客厅，就诚惶诚恐，战战兢兢，连妓女见了都觉得奇怪……我的天哪，他们还以为我这里是什么地方呢？是不是安娜·黛丝里昂家！”
“请问，”利特维诺夫问，“古巴辽夫对周围的人无疑都有影响，是什么原因呢？是不是他才华出众或者有办事能力？”
“不是，不是，他并不具备这些东西……”“那么该是他性格不凡？”
“也说不上性格，不过他倒是有坚强的意志力。一般说来，我们斯拉夫人恰恰缺少这种优点，所以才在他面前甘拜下风。古巴辽夫先生想当领袖，大家只好承认他是领袖。不然有什么办法？政府固然把我们的农奴解放了，这一点要感谢它；然而我们身上的奴性习惯根深蒂固，在短时间内我们摆脱不掉。事事处处我们都需要有人发号施令，这个发号施令的主子往往是个活人，有时也许是所谓的某某派别统治我们……比如现在我们都情愿受自然科学的奴役……为什么？是什么原因促使我们甘愿受自然科学的奴役？这一点我也说不清楚；显然我们天性就是如此。不过主要是因为我们必须有个主子。好了，现在我们有了主子了，这就是说这个主子是我们的，至于其他的就不用管了！纯粹的奴才，奴才的高傲，奴才的下贱。新主子出现了，旧主子就被一脚踢开！从前是亚科夫，现在换成西多尔；那就打亚科夫的耳光，拜倒在西多尔脚下！您想一想，我国发生过多少类似的事！我们谈论否定精神，把它当成我们的优点，然而我们连否定的时候也不像一个挥舞长剑的自由战士，倒像一个好动拳头的奴才，而且敢动拳头大概也是奉了主子的命令。所以我们。都是软弱的人，要想控制我们并非难事。古巴辽夫就这样成了我们的主子，他照准一个地方使劲地凿，到底让他凿通了。大家看到这个人自命不凡，自信心强，善于发号施令——主要就是他会发号施令；这么说他是正确的，那就应该服从他。所有的分裂教派都是这么形成的，不管是奥努夫里派，还是阿库琳娜派，都是这么回事。谁手里拿着大棒，谁就是头目。”
波图金脸颊发红，目光暗淡；不过说来也奇怪，他这一番诉苦——甚至刻薄的话并不让人生气，倒是令人感到悲哀，令人感到一种真正的由衷的悲哀。
“您跟古巴辽夫怎么认识的？”利特维诺夫问。
“我很早就认识他。我又要说了，我国就是怪事多：比方作家一辈子又写诗又做文章，来责骂别人酗酒，责怪包税制……可他自己突然买了两家烧锅，租了上百个酒店——结果什么事也没有！要是换了别人，早就被人消灭得无影无踪了，可他，却连。指责的人都没有。就拿古巴辽夫先生来说，他既是斯拉夫派，又是民主派，还是社会主义者，说他是什么都没错，可他家那份田产从前和现在都由他哥哥经管，他哥哥又是老式地主，就是所谓好动手打人的老爷。再拿那位苏汉奇科娃来说，她方才说斯托夫人打了田捷列耶夫的耳光，可她自已却匍匐在古巴辽夫脚下。他的全部本领就在于他读过几本有思想内容的书，再就是抠得进去。他的口才如何，您自己今天都看到了：这还要感谢上帝，他不大爱说话，挺腼腆。因为他如果来了劲头儿便什么话都说，连我这么有耐性的人都受不了。他会大开玩笑，他会讲些猥亵的风流韵事——是呀，是呀，我们伟大的古巴辽夫先生也会讲猥亵的故事，还一边讲一边下流地……”
“您似乎挺有耐性？”利特维诺夫说。“我倒看不出来……不过请问您的名字和父名怎么称呼？”
波图金喝了一口樱桃露酒。
“我叫索宗特……索宗特·伊万内奇，我所以给起这么个名字，因为我家有个亲戚当大司祭，我从他那里就算沾了这么一点光。恕我说句大话，我出身于神父世家。至于说您怀疑我的耐性，这倒不必：我的确很有耐性。我有个亲叔父是四等文官，叫伊里纳尔赫·波图金，我在他手下整整干了二十二年。您认识他吗？”
“不认识。”
“这倒要祝贺您。不，我这个人很有耐性。不过，不过’回到正题’，正像我可敬的同行，被烧死的阿瓦库姆大司祭说的那样。仁慈的先生，我对我们的同胞感到奇怪。他们一个个灰心失望，垂头丧气，同时又抱有希望，一有什么事又气得发疯。就拿斯拉夫派来说吧，古巴辽夫不也自以为属于斯拉夫派吗：他们都是挺不错的人，也是忽而绝望，忽而又大发激情，也张口闭口’将来’如何如何。说是将来一切都会有的，现在什么都没有，罗斯在一千年之间没创造出任何自己的东西，无论是经营管理、法律审判，还是科学或艺术，甚至在手工艺方面也没有什么创建……但是，请耐心等一等：一切都会有的。可请允许我们问问，为什么一切都会有？于是说因为我们受过教育的人都是废物，可人民……啊，这是伟大的人民！您看到过农民穿的粗呢子上衣吗？一切就要从这里开始，其他一切偶像都被打倒了；就让我们指望农民的粗呢子上衣吧。嗯，如果农民的粗呢子上衣也不顶用怎么办呢？不会的，它不会再出卖我们，您读读科汉诺夫斯卡亚的小说，就会两眼望着天棚发呆！说真的，我如果是个画家，我就会画上这么一幅画：一个受过教育的人站在农民面前，向他深深地鞠躬说，农民老兄，给我治治病吧，我病得要死了，而农民也对受过教育的人行大礼说，地主老爷，教给我们点儿文化吧，我也愚昧得不行了。嗯，当然，两个人都原地不动。双方要是真能和解——不仅仅是口头上——再借鉴一下先进民族的办法就好了，人家早已有了办法——比我们要好，也比我们早！伙计，再来杯樱桃酒！您不要以为我是酒鬼，只是酒精能让我畅所欲：“听您方才这一番话，“利特维诺夫笑着说，”我用不着再问您属于哪一派和您对欧洲有何看法了。不过请允许我提点儿不同的意见。您方才说我们应该向先进的民族借鉴，效法他们；然而，如果不考虑气候、土壤的条件，不考虑当地的特点和民族的特点，怎么能效法呢？记得我父亲曾经从布捷诺普订购一台铁扇车，介绍说得非常好；这台扇车的确也不错——结果怎样呢？在仓库里足足放了五年，一次也没有用。直到后来换成一台美国造的木扇车，才更适用，更符合我们的生活习惯，一般说来美国机器更好使。所以，索宗特·伊万内奇，不能盲目效法。”
波图金微微抬起头。
“我没想到您会有这种反对意见，尊敬的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他沉吟片刻又开始说。”谁让您去盲目效法？您使用外国的东西并不仅仅因为它是外国货，而是因为它对您有用：所科汉诺夫斯卡亚（一八二五二一八八四），本姓索汉诺夫斯卡亚，斯拉夫派作家，歌颂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宗法关系。
所以说，您有头脑，您能加以选择。至于效果如何，您用不着担心：正是由于您提出当地的气候以及其他的条件，就必然会产生与之相适合的特点。您只要提供有营养的食品，老百姓的胃自然有办法消化它，等到有朝一日他们的身体健壮了，自然会产生’自己的’汁液。拿我们的语言来说。彼得大帝引进了几千个外来词，有荷兰的、法国的、德国的；这些词表达的都是俄国人民必须掌握的概念；彼得大帝既不自作聪明，也不讲客气，一下子就把这些词成桶成桶地全都灌进我们肚子里。开头也造成一点儿混乱，后来渐渐开始了我方才说的那种消化过程。这些概念落地生根，被我们掌握了；外来的形式渐渐被抛弃，语言在自己内部找到代替外来形式的东西，于是现在，我，您恭顺的仆人，虽然在修辞上造诣平常，却也敢翻译黑格尔著作的任何一页——是呀，是呀，正是黑格尔，而且不用一个非斯拉夫词语。语言所起的变化，可以预料在其他领域也会发生。问题在于我们的体质是否健壮？我们的体质毫无问题，准能经得住：从前我们受过比这还厉害的折腾。只有那些神经质的、软弱多病的民族才会为自己的健康、为自己的独立性担心，至于说我们是俄国人，便高兴得嘴角吐沫子，那都是些游手好闲的人。我很关心我的健康，但我不会为此而兴高采烈：那样做只能令人感到羞愧。”
“您说得很对，索宗特·伊万内奇。”利特维诺夫又开口了。“不过我们为什么必须经受这些考验呢？您自己也说，开头难免造成混乱！嗯，如果这种混乱局面一直继续下去怎么办？您自己也知道，这种混乱一直存在。”
“不过语言什么事也没有——这一点很说明问题！我们的人民并非由我们创造的，所以他们注定要经受这些考验并不是我们的过错。’德国人发展正常，’斯拉夫派说，’我们也可以正常发展！’如果我们民族在历史上头一步就迈错了——从海外请来大公掌权，怎么还能正常发展？而且这种错误，这种不正常的东西直到如今还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保留着；我们每个人一生中只有一次会对外国的而不是俄国的东西说：’请来占有我、统治我吧！’我可以同意：当我们把一件外国东西放进嘴里的时候，事先并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是块面包还是片毒药？再说，显而易见：事物由坏变好从来不是先经过较好的阶段，反而总是先、经过更糟的阶段——连毒药在医学上也有用处。只有笨蛋或奸诈的人才会幸灾乐祸地大喊大叫：农奴被解放反倒变得更穷了，取消包税制酒喝得更凶了……只有经过更糟才能变好！”
波图金用手摩挲一下脸。
“您方才问我对欧洲有何看法，”他又说起来，”我对欧洲感到惊奇，并且非常赞成它的基本原则，我认为没有必要隐讳这一点。我从很久以前……不，是不久以前……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怕暴露自己的观点……比如您就毫不犹豫地向古巴辽夫先生提出自己的思维方式。谢天谢地，我已不大考虑谈话对方的观点、见解和习惯了。说实在的，我认为最糟糕不过的就是那种不必要的懦弱，那种卑鄙的奉承，你瞧有身居要职的大官，就为此而巴结他们压根儿瞧不起的大学生，几乎千方百计讨大学生的好，像兔子一样跑去欢迎他们。假如说大官这么做是为了博得个好名声，那么我们这些平民知识分子干吗要去讨别人的好呢？是呀，是呀，我是个西欧派，我崇拜欧洲，说得更准确，也就是说崇拜他们有教养，就是我们现在经常拿来取乐的教养——文明，是呀，是呀，这个字眼更合适——我真心实意地热爱文明，信仰文明，除此之外我没有别的信仰，将来也不会有。’文一明’这个字眼儿（波图金把每个音节都咬得清清楚楚，加重语气），既明长期统治俄国的留里克王朝，其祖先是瑞典的诺曼人，而不是俄国人。
白、纯洁，又神圣，别的字曼儿，什么人民性、光荣，都带有血腥味儿……去它们的吧！”
“那么俄罗斯呢，索宗特·伊万内奇，自己的祖国您爱不爱呢？”
波图金用手摩挲一下脸。
“我对它爱得要死，恨得要命。”利特维诺夫耸耸肩。
“这早都过时了，索宗特伊万内奇，这是老生常谈。”
“这是怎么说的？这有什么不好？这就把您吓坏了！老生常谈！我认为有不少老生常谈都挺好的。比如自由和秩序，就是尽人皆知的老生常谈。您认为怎么样？不比我国的官僚等级和一团糟好吗？还有那些令许多年轻人头脑发热的字眼：卑鄙的资产阶级、最高权力属于人民、工作权利——这些不也是老生常谈吗？至于谈到爱跟恨密不可分……”
“拜伦主义。”利特维诺夫打断他的话说。“三十年代的浪漫主义。”
“对不起，您错了。最早指出爱和恨交织在一起的是卡图卢斯，是两千年前的罗马诗人卡图卢斯。我是从他的诗中读到的，因为我多少懂点儿拉丁文，恕我说句大话，因为我出身于神父世家。是呀，我对俄罗斯既爱又恨，它是我奇怪的、可爱的、可二憎的而又珍贵的祖国。现在我离开了它，因为在官府里，在办公桌旁坐了二十年之后，我要出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我离开俄国，到了这里感到很舒服，很快乐。不过我很快就会回去，这一”我又恨又爱，你也许会问这是为什么？我不知道，然而我觉得是这样，而且让我痛苦。”
点我已感觉到了。花园里土壤虽好……但里面不长野莓！”
“您感到快乐，感到舒畅，我在这里也挺好，”利特维诺夫说，“我是来学习的，可这并不妨碍我发现这些玩意儿……”他指指从一旁走过去的两个妓女，周围还围着好几个骑手俱乐部的成员，他们扭捏作态，连话都说不清楚。他又指指赌场，虽说夜深人静，那里仍然挤满了人。“谁对您说我连这个都看不到呢？”波图金接着说。“只不过请原谅，您的这种看法不免令我想起克里木战争时，我们可怜的杂志得意洋洋地指出《泰晤士报》揭露英军指挥部的错误。我本人不是乐观主义者，我对整个人类、对人生、对这出以悲剧结尾的喜剧并不抱乐观态度，然而有些也许是我们人类本身根深蒂固的缺陷，为什么都要强加给西方呢？这个赌场当然是坏东西，可是我国土生土长的骗人把戏就比它更好吗？不，亲爱的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还是让我们更谦虚、更平和一些，好学生发现老师有错误，只会恭而敬之，缄口不言；因为这些错误本身对他也有教益，可以向他指出一条捷径。假如您一定要为了磨牙而谈论腐朽的西方，那么您看：科科公爵一路小跑来了，他大概一刻钟就在赌台上输掉了从一百五十家农奴身上榨取的血汗钱，他的神经受了刺激，同时我还看见他今天在马克思那里翻看维里奥的小册子……他跟您一定能谈得来！”
“请等等，请等等。”利特维诺夫看到波图金起身要走，连忙说。“我跟科科公爵不大熟，当然更乐于跟您谈……”
“感激之至。”波图金打断他说，一边站起身一边行礼作别。“我们今天说得够了，实际上只我一个人说。您大概自己也发现，光是一个人滔滔不绝地说，总有些不好意思，不大自在，尤其是头一次见面就显摆自己，更不好！下次再见……我再说一遍：很高兴认识您。”
“请等一等，索宗特·伊万内奇，您至少可以告诉我您住在什么地方。打算在巴登还待很久吗？”
波图金仿佛被触到了痛处。
“我在巴登大约还待一个星期，不过我们可以在韦伯或马克思的店里见面。再不我找您去。”
“不过，我还是想知道您的住址。”“是这样。只是我不是一个人。”“您结婚了？”利特维诺夫突然问。”没有的事，您说哪里去了……怎么能说出这种不妥当的
话？不过是有个女孩子跟我住在一起。”
“啊！”利特维诺夫仿佛道歉似的装出客气的样子说，然后垂下眼睛。
“她才六岁，”波图金接下去说，“她是个孤儿……是位夫人的遗孤……我跟她母亲挺熟。我们最好还是在这里碰头。再见。”
他把帽子卡在长着鬈发的头上，很快地走开，在三角形的瓦斯灯下一闪就不见了。瓦斯灯暗淡地照着通往利希滕泰尔林阴路的街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