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伯玉这年二十三岁，还没找对象。他曾对我坦言，以前随家移民时谈过一个乡下妹子，但只谈了一半，碰巧遇上一个叫李庆霖的向毛主席上书反映知青上山下乡存在的问题。毛主席老人家当时给李庆霖亲笔回信：“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类事甚多，待统筹解决。”这就是著名的李庆霖上书事件。之后，这个上书事件的连锁反应便是铺天盖地的席卷全国的知识青年返城风。我家和索伯玉家就是在那“统筹解决”的大背景下返回城的。索伯玉一回城，和乡下那个妹子谈了一半的婚事自然也就黄了。索伯玉身高1、70左右，索氏人家的男子大都长得像索伯玉这种中等个头。这种不高不矮的个头，怎么说都与低矮的索氏祖祠挂不上边，更不会让人去联想到低矮的索氏祖祠。如果要看索氏家族的男子长得个什么模样，只要看索伯玉就大致清楚了。他们这个家族仿佛得到了索氏祖宗的真传，男子的模样长得都差不多。一脸的络腮胡子，胡子上的毛发都很黑并且十分粗糙，像钢丝般粗而且坚硬地长在脸腮上。一副粗黑眉，鼻头略有些陷，两颊都凹进脸颊里，肩膀不宽阔，两肩的平衡点也不直板，稍微向肩头斜下，令人很容易联想到水土流失的山坡；背都稍微凹弯，虽看不出是驼背，但依然给人水土流失的不良感觉。索氏家族男子这种共有的特点似乎都在索伯玉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但这绝不是美男子的形象，而是一个“丑陋男”的体征。在索伯玉与我疯玩的少儿时期，我并没有发现他这种丑陋男的体征的。也许那时童蒙未开，我还没有对人之美丑的审美观吧。我也不知索氏家族这种像一个模子倒出来的丑陋形象是不是从葛岭的山村带过来的，但有一点毋庸置疑的是他们绝对源于一个祖宗，是索氏的真传。从遗传学的角度来看，他们索氏祖宗到青佛城最多也不过五代人之久，血统和族脉在这一百多年时间还不会有太多的改变。对于遗传学我倒是深信不疑。虽然在这一百多年期间，他们在这里娶了别地女人为妻生儿育女，溶入了别的女人的血脉和基因，但一个宗族的遗传在短时间内是不会有多大改变的，就像一个白种人娶个非洲女人做妻子，哪怕是一百年之后，他的真传和他的后裔都还会存有混血人的痕迹。遗传基因是个怪物，它以其独特性和不可改造性，像锥子嵌入人的血脉里。所谓血浓于水，在我有限的理解力里大抵就是这个道理。
有点丑男形象的索伯玉回城后不久，被“落实政策”安排在县轮胎翻制厂的炼胶车间当炼胶工人。索伯玉对用人单位把他安排在黑糊糊、臭熏熏的炼胶车间极为不满，因此一直对用人单位的领导有抵触情绪而耿耿于怀。他一直认为自己书虽读得不多，但在下乡那几年他却苦练书法，写有一手好毛笔字。为了证实这一点，索伯玉特意在我的书桌上写毛笔字给我看：“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看”。是颜体的，筋力虽还没练就颜真卿的铜筋钢骨，但却有几分像颜夫子的书风。可见索伯玉下乡时真的有过青云不坠之志，在练毛笔字上确实是费过一番工夫的。这就使他有了一种怀才不遇愤世嫉俗的感慨。索伯玉说自己空有了这手好毛笔字，他应该去坐厂办公室，去抄抄写写，发挥发挥自己这手好书法的特长。他对我毫不忌讳坦言，自己最喜欢的工作是坐办公室。说那样才真正叫工作。反之只能叫做工。而工作与做工是不同的。一个是被人管，一个是管他人，两种感觉绝对是不一样的。有了这种想法，索伯玉对厂里的领导就有了诸多的看法。索伯玉骂这些不识货的领导是脓包，不是十分的脓包，最少也是八九分的大脓包！有了这种不满，索伯玉在工厂就故意怠工经常旷工和迟到，有时干脆就不去上班。而这些大脓包就对索伯玉很有意见。其结果是常常要找索伯玉的茬。因而他和工厂领导层的龃龉、摩擦、矛盾就不断发生和升级。索伯玉也常让那些脓包领导当众下不了台。厂领导都觉得索伯玉是个很让他们头疼的一个人，都认为索伯玉这个两颊凹陷进去的丑男是个无赖和难缠的家伙。但这些领导也确实是脓包，他们耍嘴皮子打口水仗那绝对不是索伯玉的对手。索伯玉从乡下带回一肚子的乡俗俚语，词汇丰富而形象，生动而尖削，狠毒而刻薄，他常以通俗易懂又引人捧腹大笑的刻毒语言呛得那些脓包当众流脓流汁，让他们狼狈不堪。那些原来想找他茬的人，在和索伯玉多次交锋后不仅没得到什么便宜，反倒是到了最后只要看到索伯玉的影子在厂里出现，就赶快躲开，视他如瘟神。但明里又拿索伯玉没法子，暗里才给索伯玉小鞋穿，找点茬扣索伯玉的工资，用来消遣和报复他们心理上无法得到的满足的平衡。这时索伯玉就更不服气，他不是个呆子，肚篓里花花肠肠的鬼点子，耍小聪明的手段一套套的。索伯玉就有了一种大义凛然的豪情跟这些被他视为大脓包的领导对着干。索伯玉那时常来找我借书的一大原因，就是想在书里寻找一些条文和文字，能与他们对着干，并且能上书告倒这些扣了他工资的大脓包。但索伯玉好像总没找到要告倒他们的神丹妙药。那些扣他工资的大脓包一直都还是骑在他头上管着他。大约经历了一年多的对侍，索伯玉仍然要烧他的炼胶锅炉，仍然要整天被熏得黑不溜秋，像个非洲丛林里跑出来的黑人，他仍然被他们不时扣去血汗钱的工资。一个在炼胶车间的工人，一个被别人管的人毕竟是属于“人微言轻”的角色，想要告倒管着他的人，谈何容易？有一次，索伯玉在连续被扣了四个月工资之后，就抱着一种破碗破摔的心理，于是就打了一份措辞严厉，抗议夹带着辱骂的停薪留职报告递给了那些厂里的大脓包。然后回车间毅然决然关闭了一炉正在熊熊溶烧的橡胶水。其结果是让这个扣去了他四个月工资的翻胎厂最少是损失了比之一百倍金钱的惨重代价。索伯玉最终仰天长叹地回了家。那情景有点英雄末日壮怀激烈的豪情气概。
过后没几天，索伯玉带着他的一个女同事叫洪兰芬的来到我住处。索伯玉指着洪兰芬对我说，她和我一样，都是不甘我们厂那些乌龟王八蛋的羞辱，和我一起停薪留职了！……我打量着洪兰芬，是一个长得还算清秀的20来岁的女孩，长一脸青春痘，头上很随意地扎着一根马尾巴的发辫，从洪兰芬身上散发出一种特别的女人味道。她家不是青佛城本地人，她父亲是南下干部，原来在县税务局当着局长，在她读高中一年级的那一年夏天，她父亲到青佛江游泳，不慎掉进漩涡溺水身亡。父亲死后，一家人自然就陷进困顿。她和一个姐姐，就靠原不必上班现在只能到化工厂做临时工的母亲挣钱维持一家人的生计。高中毕业后，姐妹俩相继都去上山下乡。此后的经历就和索伯玉差不多。由于是南下干部家庭出身，洪兰芬骨子里就有了与青佛城本地的女孩子的不同之处。这不是在衣着打扮上的不同，也不是在优越感上，而是在言谈、举止、神态、气质上都有别于青佛城本地的女孩。土生土长的青佛人由于祖祖辈辈蜗居在一个相对闭塞和逼仄的小城空间里，这儿的人难免显出小城人的一点土气、呆板、迟钝和怯懦。不像洪兰芬她们这些上辈人从外地来的南下干部，大都是经过南征北战，九死一生的经历，是见过大场面和大世面的。听人说，洪兰芬父亲在世时，为人正直豪爽，胸怀坦荡，性格开朗，即使遇到什么难事都处事不惊，想得很开，就是人们所说的拿得起、放得下那一类型的人。可惜的是，她父亲死得早。人是离不开遗传基因和生长环境的。洪兰芬大概就是继承了父亲的基因，举手投足都像她爸。她的性格开朗豪迈，脸上总带着明亮的微笑。在洪兰芬的身上仿佛能看到她父亲的生活影子。虽然她是个女孩子，亲历父亲突然溺水身亡的不幸，后又遭遇上山下乡的磨难，再是工作分配到不理想的轮胎翻制厂等生活不公，但她因为有阳光灿烂的性格你从她脸上看不出有不幸的生活阴霾，她仍像一只翩翔的花蝴蝶在翻胎厂里飞进飞出，更像个小男孩的性格，大方、果敢、无拘无束。作为一个女工，她敢和索伯玉结成一个死同盟，和厂里那些被索伯玉称为大脓包的领导对着干，单凭这一点，就很能说明她不是一般的女孩。洪兰芬也是知青回城和索伯玉同时安排在炼胶车间。洪兰芬对自己被安排在炼胶车间也相当不服气。她认为女同志是不该安排在炼胶高温炉前，特别是那些有毒气体，对女子以后的生育会有影响。
洪兰芬一点也不因为自己是个女孩，又是和我第一次见面而惧生。她在我面前大倒苦水说，我是高中生，在学校还学过画画，我的油画还曾参加过市展，并获过奖。可是我们厂那些不长眼的领导，硬是把我安排在全厂最苦最累的炼胶车间当烧胶工。黑脏我倒不怕，就是那炼胶的臭味和异味，让我受不了，我有时一天要呕吐好几回。我曾多次向他们提出，不要把我一个女人安排在炼胶车间。你听厂长怎么回答，厂长说，你想换工种，都怕炼胶车间，想来厂里享清福，我这个轮胎翻制厂不是福利院。话说得多呛人啊！我没法，只有这样和索伯玉一班一班地上。但还是常常要看他们的臭脸，稍微不留神，迟到三分钟，就和索伯玉一样被扣工资……
从洪兰芬向我倒出的苦水里透给我一个信息：索伯玉厂里的领导们，确实有些不近人情和霸道，对她和索伯玉的遭遇我表示一种深深的同情。
这时，索伯玉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报纸，在我书桌上展开，说，反正我们不在轮胎厂干了，这报上说可以允许个人自己开商店做生意，我们想搞个体经营，自己来开店。报纸是一家省报，头版头条刷着赫然醒目的大号标题：个体经商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下面还附有一个小标题：应该鼓励个体劳动者大胆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商做生意。这是1980年春天的事。报上这种提法在当时可谓石破天惊。我一下子就被这张报纸吸引住了。我把报道的内容从头至尾认真看了一遍，上面介绍了当时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开始出现一批从事个体经商做生意的现象。针对当时社会对这种现象究竟是姓“社”还是姓“资”，报纸评论员给予了强有力的回答：个体经商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部分，是姓“社”而不姓“资”。这种带有肯定性和明确性的评论，在改革开放初期，确实是需要相当的胆识的。它不啻晴天响起的一声惊雷，让人震撼和耳目一新。
索伯玉一脸兴奋，说，老伍，我今天带洪兰芬来，就是想要告诉你，既然党报都说可以允许个人开店坐行，我们何不三个人合作开个店，自己来做生意呢！其实，我看完报纸，也兴奋不已。虽然那时我已在报刊上发表了一些小说作品，但距离我的文学梦想还有相当的一段路要走，并且原先在矿区上班的一点工资积蓄，经过回来一年多进少出多、坐吃山空的折腾手头已所剩无几了。艰难写作的几篇小说虽已杀青，但要倚靠发表后拿稿费来填空肚子无异于是痴人做梦。我还没真正进入写作时，以为文学创作是一件很容易很快就能成功的事。而真正进入一段时间便发现文学创作并不是速成的，更是一种持久战。当然在我那个年代也有因为发表一两篇小说而改变个人命运的，但这种幸运儿的几率很少。而且它没有降临到我的头上。加之那是个躁动和思变的年代，对一些时来时变的新鲜事，只要是不甘落伍的青年人，都会想着去尝试。想到政策能允许私人开商店赚钱，自己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对我来说其诱惑力是不言而喻的。于是，我几乎是不假思索就用赞同的口气对他们说：我们可以试试吧！
洪兰芬也说，只要我们同心协力，开个商店，一定能赚到钱。
话都说得铿锵有力，但讨论到具体要怎么干，要经营什么项目时，三个人心里都没一个底。讨论到最后，三个人几乎同奔一个主题，要经营就经营吃的。也许那时在每个人的潜意识里，肚子都太饿，人都穷，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吃的问题。这也是我们那个时代的年轻人的真情反映。既然想经营吃的商店，那就要有可以做生意的门面。可那时的门面并不像后来那么多，整个青佛城商店门面不是国营的就是集体的。根本没有一家是私人开的。因而一提到门面，三个人都面面相觑发起愣来。最后倒是索伯玉提出：不难，我有办法。我刚嫁出去的姐姐，她家有一爿门面就在正心街的十字路口，那是经商最好的处所。索伯玉说的他姐姐嫁去的夫家，是我们伍姓的本家。其姐夫名叫伍添丁。一个很本分的人家。索伯玉提到伍添丁这家门面，我连声叫好。那是我们青佛城内一家百年老店。民国时期，是私人店，专营糖烟酒干鲜货。解放后不久在对私改造时被收归集体，还是经营糖烟酒干鲜货。打从我懂事起买吃喝用的，都习惯往那儿去，是正心街最当市的门面。那是一座三层的钢筋水泥楼房，老旧的样式。现在一家集体合作商店仍然是经营糖烟酒干鲜货。但我隐约感觉到，要真叫这家集体商店把这么好的百年老店的门面腾出来给我们，其艰难的程度无疑是虎口拔牙，其重重阻力无异于要爬一道天梯。
索伯玉却说：这有什么难？他们商店虽是集体，但房产权是私人的，他们是租的。租与不租的权力在我姐姐他们家。这样吧，由我来出面和我姐夫他们一家人商量，叫他们在这个月就把那家集体店辞退。我就不相信，如果我们肯出比他们多一倍的租金，我姐他们家会不动心？俗语说得好，钱如果不要，鬼见了都怕！何况人？索伯玉这句话说得真好。我们当即商量决定由索伯玉负责门面租赁事宜，我和洪兰芬随即也做了分工：我负责筹集经商的资金，洪兰芬负责做商店柜台和后勤工作。事不宜迟！我们谈妥后立即分头投入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