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衣人伯纠像任何人一样热爱自己的村子和老家。尽管他吃的都是粗糙的饭食,有时甚至只能吃个半饱,可是他仍然觉得老家的村子比整个世界都可爱。如果说他不得不挨老年农妇们的骂的话,那么他也得到年轻媳妇们称他伯纠大爷的光荣。红白喜事总要请他去,特别是结婚的时候,他在场的必要性并不次于新郎和新娘。他的妻子在里屋受到内眷们的尊重,而伯纠本人则在大门口受到人们的接待。当他引着穿了花裙、腰间系上铃铛的傧相,自己一手拿着手鼓,另一只手伸到耳边唱起信口编造的民歌的时候,那种感到自豪的心情使他的两眼就像喝醉了酒似的。虽然他洗一件衣服只能得到半个拜沙,可是他对自己的处境仍能心满意足。不过,地主的仆役的蛮横无理和凶狠却常常使他难于忍受,以致他想离开村子逃到城里去。在村子里,除了地主的代理人以外,还有五六个听差,还有不少和这些人勾结在一起的人。伯纠要为这所有的人无代价地洗衣,他没有熨斗,为了熨他们的衣服,他不得不到邻村洗衣人那里去哀告借用。如果把没有熨平的衣服送去了,那就灾祸临头,除了挨打以外,还得在人家房前站几个小时,挨一顿臭骂。他们骂的话十分难听,使听到的人都要捂着耳朵,而打那儿过的年轻媳妇们则羞得抬不起头。

5月的日子,附近的湖和池塘都干涸了。伯纠不等天亮就得到很远的一个池塘边去,而那里洗衣人早已排成了长队等着。伯纠只能每隔五天去一次,天不亮就把要洗的衣服打成包,让牲口驮着走。可是5月的太阳很毒,九十点以后就不能站在池塘边干活了,而要洗的衣服还没有洗好一半,他只得把洗好的和没有洗好的又带回来。村子里老实的雇主们听他叙述到洗衣的苦处时,也就不作声了,既没有骂他,也没有人来打他。在5月的炽烈的阳光下,他们自己也得浇地,也得松土,他们的脚上也要裂口,他们是知道这种苦楚的。但是要使地主的代理人满意可不那么容易,他的人时常来找伯纠的麻烦,厉声地对伯纠说:“你一连七八天也不把衣服送来,这难道是像冬天的日子?现在衣服穿一天就因出汗脏得发出臭味,可你怎么也不想到这一点。”伯纠又是作揖,又是打躬,总是说好话。甚至有一次,眼看着过了九天了,衣服还没有搞好,洗是洗过了,但没有烫。最后,他没有办法,只好在第十天把衣服送到地主代理人那里。由于害怕,他不敢走近他。地主代理人一见他就怒气冲天,说:“喂,你这家伙,还想在村子里呆下去不想?”

伯纠把一包衣服放在椅子上说:“老爷,有什么办法?哪儿也没有水,我又没有熨斗。”

地主代理人:“只有你没有水,全世界到处是水!现在治你的办法,除了把你撵走外,再没有别的了。你这坏蛋,存心想蒙混人,你把衣服借给迎亲队,却找一些什么借口,没有水呀!没有熨斗呀!”

伯纠:“大东家,村子是你的,愿意让我住下去,就住下去,要赶我走,我就走。但是请你不要冤枉加罪于我。我给你们服务了这么多年,不管有什么过错,但是没有黑良心。如果村子里有谁敢说,我曾经对我的雇主耍过这样的花招,那我可以从他的胯下爬过去。你说的不光彩的行径是城里洗衣人才有的。”

专横是不能和道理并存的。地主代理人又说了一些难听的话,伯纠又要求他讲求公正和开恩,结果仍挨了打,喝了八天生姜红糖水。第九天,他把所有雇主的衣服洗好,交待清楚。他把自己的东西打成包,让牲口驮着,没有向任何人打招呼,连夜上路到巴特那去了。地主代理人没有让他有和老主雇们告别所需要的时间。

伯纠来到城里,他感到这里好像早就为他留下了活动的余地。他只租了一间房间,就开始了他的洗衣营生了。开头,他听到房租的数字后感到吃惊,在农村中他一个月的洗衣钱也没有这么多哩。可是当他了解到洗衣的价钱以后,对房租的昂贵也不以为然了。在一个月的时间里,雇主的数目就超过了他计数的能力。城市里不缺少水,而他又很守信用,他还没有染上城市生活的坏习气,有时他一天的洗衣钱超过了他在农村中干一年所得的钱。

但是,过了几个月以后,他也开始染上了城市的生活习气。从前他只喝点椰子水,现在买了水烟袋抽烟了。原来打赤脚,现在穿上鞋了。他还开始感到粗粮妨碍消化,不想吃。过去只是在过节日时喝点酒,而现在为了解乏,每天都要喝酒。他的妻子也羡慕首饰了:其他洗衣人的妻子都是戴着首饰在街上走,而我又哪方面不如人?孩子们围着卖零食的小贩转,一听到叫卖甜食和花生的声音就呆不住了。房主又提高了房租。饲料和油渣饼简直卖成了珠宝的价钱,为了填饱给他驮衣的两头牛的肚子就要开支一笔可观的钱。结果,前几个月所节省的钱,现在花光了,有时甚至入不敷出,可是又想不出省钱的办法。于是,他的妻子就开始背着他把雇主们的衣服出租。当伯纠知道了这件事后,生气地对妻子说:“如果我再发现我们家里有这种事,我就要算最无耻的人了。就是因为有人在这方面冤枉加罪于我,我才抛弃了祖宗一直生活过的老家,难道你希望我们也从这里被撵走吗?”

妻子回答道:“你一天也离不了酒,我从哪里弄这么多钱来啊!你把所有的开支全包下来吧,我又不能额外弄到什么糖果糕点。”慢慢地道义的准则在需要面前开始屈服了。有一次,他一连发了几天烧,他的妻子用轿子把他抬到医生那里,医生开了药方,可是家里没有钱。伯纠用他那痛苦的目光看了看妻子,说:“那怎么办呢?药是要买的。”

妻子:“你说怎么办我就怎么办。”

伯纠:“向谁借一点不行吗?”

妻子:“向所有的人家都借过钱,在这一片地方出门都有点不好意思了,现在还向谁借呢?我一个人能办到的,我都拼命去办,反正我现在也死不了。本来,另外还能弄到一点钱的,可是你自己下了禁令,那叫我有什么办法。牛已经饿了两天了,如果有两个卢比,至少可以喂饱这两头牛。”

伯纠:“那好吧!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反正日子总得过下去。我现在明白了,在城市里,讲良心的人是生活不下去的。”

从那天起,在这里也开始了和其他洗衣人一样的作法。

伯纠的邻居中有一个律师的文书达多拉姆,有空的时候,伯纠就到他那里坐一坐。由于是邻居,伯纠给他洗衣服也就没有帐目。达多拉姆很尊重伯纠,常把自己的烟袋递给他抽,有时家里作点什么好吃的东西,也给伯纠的孩子们送去一些。当然他一直注意到,这种应酬的价值不能超过洗衣服要花的钱。

夏季来临了,到处都是迎亲队。达多拉姆也要参加一支迎亲队。他作了一个大烟袋来取代原来的小烟袋,买了油漆过的烟管,买了一双德里制的鞋子,从律师先生的家里借来了披肩,从自己的朋友那里借来了金戒指和金钮扣。凑齐这些东西没有遇到太大的困难,但是向人家借衣服穿却有点不好意思开口。新做一套配得上在迎亲队里穿的衣服不大可能。做一件细布的衬衣,丝绸上衣,带褶印的细纹裤子以及贝拿勒斯头巾,是不容易的事,要花一笔钱。单买带丝边的围裤和贝拿勒斯丝织披肩就是难题。一连几天,达多拉姆就为这件事深感苦恼。最后,除了伯纠以外,他再也找不到解决这个难题的人了。傍晚,当伯纠来坐到他这里聊天时,他很有礼貌地说:“伯纠,我要参加一支迎亲队去迎亲,其他的东西我都张罗到手了,可是做衣服是一个麻烦。钱的问题倒不大,托你的福,手头从来还没断过钱。我干的这一行,要说收入,并不多,但是经常也总有土包子财主自己找上门的。不过你知道,近来结婚的吉日很多,裁缝师傅连抬头的空闲也没有,拿双倍的工钱不说,还要你跑上几个月。如果你这里有我合身的衣服,那就借给我穿三两天,好歹总算度过了这个难关。一个人发出请帖,不必要开支什么,最多是花点印请帖的钱。但是他却不想想,参加迎亲队的人得要作多少准备工作,要遇到多大困难。如果种姓家族内形成这样一种习俗,就是说某位先生发出邀请,他就得为被邀请的人准备所需要的物品,这样一来,人们就不会这么随随便便发出请帖了。你说,伯纠,你能够帮我这点忙吧?”

伯纠出于礼貌,说:“达多拉姆先生,对你的任何事情,怎么会不帮忙呢?不过事情是这样,最近由于结婚的吉日很多,所有的雇主都吵着要尽快地取回自己的衣服,甚至一天就派人来催几次。我担心一手把衣服借给你,而对方嚷着马上要取走。”

达多拉姆:“嗨!给他拖上三两天有什么大了不起。如果你愿意干,你可以拖上几个星期。你可以说:还没有煮呢!或者说码头不空,或者说还没有烫等等。你可以找的借口是不少的。我们是邻居,你难道这点也不能帮忙?”

伯纠:“不是,先生,我的一切都可以贡献给你。请你来吧,来挑选你喜欢的衣服吧,然后我把那些衣服再好好烫一次。最多不过是要挨雇主们的怒斥罢了,也许还会有顾客向我动手,有什么了不起!”

达多拉姆衣冠楚楚地参加了迎亲队,在那里,他穿戴的贝拿勒斯头巾、丝绸上衣、丝织披肩,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人们以为他是一个大富翁。伯纠也跟着他去了。达多拉姆很尊重他,还给他要了一瓶酒。吃饭的时候,还另外给他带来了一份。也不叫他伯纠,而叫他村长先生,本来他的这一套豪华的装束多亏伯纠才弄到手的。

半夜过了,歌舞晚会结束了,人们都准备去睡觉。伯纠在达多拉姆的床旁也蒙着披肩睡下了。达多拉姆脱下了衣服,很小心地挂在衣架上。他准备好了烟袋,躺着抽起烟来。这时,突然有一个名叫阿达伊的傧相走了来,在达多拉姆面前站住了。他说:“先生,请问你的这上衣和头巾是从哪儿得到的?”

达多拉姆用疑惑不解的目光朝他看了看说:“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阿达伊:“我说的意思是:这两件东西是我的。”

达多拉姆带着有点冒险的口气说:“难道你以为,丝绸上衣和头巾除了你有之外,其他的人不可能有?”

阿达伊:“怎么不可能有呢?真主给了谁,谁就穿它,好多人都穿呢!我又算得老几。不过,这两件东西是我的。如果在全市还在谁家发现有这样的上衣,那你要罚我多少,我都甘愿罚多少。我付了10个卢比的手工钱,另外,在这个城市根本不可能找到做这种上衣的裁缝师傅。他剪裁得这样好,真使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头巾上还有我作下的记号,你拿来,我指给你看。我只是想问问你,你是从哪儿得到的。”

达多拉姆明白,再也没有分辩的余地了。要是事情一闹大,会更丢脸,耍手腕是不能过关的。他很和气地说:“老兄,这你就别问了,现在这儿也不是说这些话的场合,我的面子和你的面子是一回事。你只当着:这样的事在世界上是普遍的。如果我要叫人做这样的衣服,那就求上几百个裁缝还不知道行不行,而我又非得参加迎亲队不可。你的衣服是不会损坏的,这点我负责了,我会比穿我自己的衣服更爱护它。”

阿达伊:“我倒不担心我的衣服,托你的福,真主给了我不少。愿真主使富翁平安无恙,让他们万事如意。我也不想破坏你的名誉,我是你的仆人。我仅仅想知道,你是从哪里得到的。我曾把衣服交给洗衣人伯纠,莫非有小偷从伯纠家里把衣服偷了出来,或者说某一个洗衣人从伯纠家里拿走了衣服而交给了你。因为无论如何,伯纠是绝对不会亲手把衣服交给你的,他是不会干出这种歪门邪道的事来的。我自己曾经想和他打过这样的交道,把钱放在他的手心里,但是他什么也不顾。先生,他把钱扔在地上,狠狠地说了我一顿,真使我茫然不知所措。最近的情况我不知道,因为近来我和他从来没有谈过这方面的事。但是,我是不相信他会坏良心的,所以我一再问你,你是从哪里得到这衣服的。”

达多拉姆:“关于伯纠,你的这种想法是完全不错的,他确是这样一种无私的人。但是,老兄,作为邻居,多少也得讲点情面吧。他就住在我的隔壁,一天到晚都在一起,近来相处得更是密切。他看到我急需,心就软了,就是这样一回事,其他并没有什么。”

关于伯纠的正派无私的问题,阿达伊用了过分夸大的说法。他既没有把钱放在伯纠的手心里,同时伯纠也没有狠狠地斥责过他。但是,这种夸大其词对伯纠所产生的影响,却远远超过了如实讲明所可能发生的作用。伯纠根本没有入睡,阿达伊的每一句话他都听得清清楚楚。他感到他的良心从沉睡中苏醒过来了:世界上的人认为我是多么诚恳、多么老实、多么正直的人啊,而我却又是多么不老实,多么言而无信!正是因为人家冤枉地把这种罪过加给我,我才放弃了祖祖辈辈居住的农村,但是,我到这里来之后,为了烟酒、酥油、零食等东西,就使良心破产了。

伯纠从这里回去以后,他已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或者说,他又重新获得了自己失去了的良心。

过了半年,一天傍晚,有几个客人来到伯纠家里,给他的儿子马尔康提亲。伯纠为了听听妻子的意见,走进房里。他妻子说:“酒从哪里来呢?你身边还有钱吧?”

伯纠:“我身边所有的钱不早都给了你吗?”

妻子:“我用那些钱买了米、豆、酥油等等东西,要作七个人吃的饭,钱都花光了。”

伯纠:“那我又有什么办法?”

妻子:“没有酒,难道客人会坐下来吃饭?多么丢人!”

伯纠:“丢人也好,名声坏了也好,反正我买不起酒,最多不过是婚事谈不成吧,谈不成就算了。”

妻子:“不是有一件披肩交来洗吗?把它拿到一个当铺里去当几个卢比,三两天再用钱赎回来。反正体面总应该设法维持,不然大家都会说,空有个名而已,连酒也拿不出来!”

伯纠:“你说什么?那披肩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吗?”

妻子:“管它是谁的,反正这个时候要解决问题,有谁会对人去说?”

伯纠:“不行,我不能干这种事,即使没有酒也罢!”

说完他走出去了,再一次回来时,他看到妻子从地下正向外掏什么东西,一看到他就用纱丽的一角把洞盖住了。

伯纠笑着从房内走了出来。

192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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