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邻居中有个年轻地主，也是个猎人。
七月的某天早上，我骑着马去他家，想和他一起去打松鸡。
他答应之后又说：“不过，咱们得走我的小丛林，赶往助沙，我正好顺道去看看恰普勒吉诺树林；您也许听说过我这个橡树林吧？现在正砍伐呢。”
“好吧。”我同意了。
于是，他吩咐备马，穿上了一件有野猪头青铜钮扣的绿色常礼服，背了一只用毛线绣着花的猎袋和一个银水壶，扛了一枝闪闪发亮的新法国枪，尔后站在镜子前照了一会儿，便招呼他的狗爱斯彼朗斯。这狗是他的表姐——一个善良而秃头的老处女——
送他的。
我们出发了。
我的邻居另外还带了两个人。一个是甲长阿尔希普，方脸盘高颧骨个子矮胖；另一个是管家果特里勃·封德尔科克先生，他刚雇来不久，来自波罗的海沿岸的省份，今年十九岁，身体削瘦，淡黄的头发下有一双近视眼，细长的脖子，溜溜的肩膀。
我的邻居是最近才来接管这块领地的，是他的伯母——五等文官夫人卡尔东·卡塔叶娃当作遗产传给他的。他这伯母是个极其肥胖的女人，就是躺在床上，也总无法呼吸。
我们骑马走进了小树林。
“你们在这块空地上等我一下！”阿尔达里翁·米海勒奇（我的邻居）告诉我们。那个德国人行了个礼，下了马，从衣袋里掏出一本书——一好像是约翰·叔本华的小说——在一棵树下坐着；
阿尔希普仍旧站在阳光下，而且一站就是一小时。
我们俩在灌木丛中兜了几圈，一窝鸟也没发现。阿尔达里翁·米海勒奇对我说，想到林子那边去。我心中也不太想再打猎了，也就跟他一道去了。
当我们回到那块空地上时，德国人记住了书页，站起来，又把书装进衣袋，吃力地爬上了那匹很糟的母马；这马动不动就嘶叫踢脚。阿尔希普猝然一振，猛地牵动两根缰绳，两腿弓着，算是策动了那匹惊慌的马。
我们往前走。
阿尔达里翁这片树林，我从小就熟悉。那时我和我的法国家庭教师德齐雷·弗勒利先生——一个心眼非常好（不过他要我每天晚上服列鲁阿药水，影响了我终身的健康）——常常来恰普勒吉诺树林玩。
这树林大约有两三百棵大橡树和大木岑树。它们的树干整齐而坚强，呈黑黢黢的颜色，在榛树和花楸树上耸立着，金光闪烁透亮可爱的树叶子衬得这些树干格外高大，仰头看看，碧空如洗，把这树冠映照得非常明朗；铺天盖地的枝杈丫节格外清晰。
鹞鹰、青鹰、茶隼在静止的树梢底下飞鸣着；杂色的啄木鸟用力啄着厚厚的树皮；黑鸟的鸣叫猛间应和起树丛中黄鹂那婉转的歌唱；在低低的灌木林里，知更鸟、黄雀和柳莺啾啾地鸣叫不止；燕雀在小道上伶俐地跑跳着；雪兔怯怯地“一跷一拐”地在林子边上悄悄地走着；红褐色的松鼠活泼地在树林里跳来跳去，又突然间把尾巴翘到头上，坐了下来。
在草地里，在高高的蚁封周围，羊齿植物的叶子像雕刻般美丽，把淡淡的影子投映在茂密的花草上——紫罗兰、铃兰花、伞蕈、乳蘑、橡蕈以及红色毒蝇蕈；在天边的灌木丛林里的草地上，长着喜人的草莓。
……那时候林子里的树荫是惬意的！特别是正午最热的时候，那绿荫像夜色一样沁人心脾，有着不尽的芬芳、清爽和静谧。
……我在这恰普勒吉诺树林里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而此时此刻再旧地重游，心中便生出几许淡淡的哀愁。”那年那个残酷的冬天，冻死了不少橡树和木岑树——我的老朋友啊，它们纷纷枯谢了，零零落落地残存着几处绿叶，悲哀凄凄地矗立在“取而代之，但远远不如过去”的小树林之上。……那些残存的叶子以及耷拉着的枝条更让人目不忍睹：苍凉而悲怨；但是仍然有些茂密的枝叶，仿佛叫这林子聊以自慰。有的树干已脱落了树皮，残酷地露出了白肉；有的树几乎整个倒下了，像尸体一样在地皮上腐烂着。
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恰普勒吉诺树林里一点绿荫也没有了！我凝望着枯枝败叶，心中默默自问：“你们也许感到可耻与悲哀了吧？”……我记起了柯尔卓夫的诗：
精深的语言，傲然的力量，王者的豪奢，在何方消隐？
你那绿色的阳刚，而今也不知去向！
我问我的邻居：“为什么当年不砍伐这些树木呢？现在的卖价还不到从前的十分之一了。”
他默然地耸了一下肩。
“这得问我伯母；商人们来过，送过钱来，纠缠不清楚。”
“多可笑！多可笑！”封德尔科克一步一叹，“多可笑！多可笑！”
“怎么可笑？”我的邻居愠然地问。
“不，我的意思是，太可怜了。”（众所周知，凡是德国人学会了俄语总有类似的语误。）
尤其让他怜惜不已的，是那些横在地上的橡树。因为，有的磨坊主会出高价买这些木料。
甲长阿尔希普却毫不在乎，没有半点感慨，甚至还欣悦地跳过这些倒在地上的树，偶尔挥起鞭子抽打它们。
我们到了伐木的地方。
忽地，在树木轰然倒地后，传来了呼叫声和嘈杂声。过了不大一会儿，从密林里跑过来一个年轻农人，面无血色，头发散乱。
“什么事？你往哪儿跑？”阿尔达里翁赶忙问。
他陡然站定。
“哎呀，老爷，可了不得了！”
“怎么啦？”
“老爷，马克西姆让树给砸了。”
“怎么砸的？……是包工师马克西姆吗？”
“就是，老爷。我们在砍一棵木岑树，他站在那儿看。……站在那看，看着看着，就到井边去取水了——可能是想喝水了。这当口儿那棵木岑树突然格格地响了，直朝着他倒下去。我们大喊：
跑开呀，跑开呀，跑开……他要是朝旁边跑就好了，可他偏朝正前方跑……可能是吓慌了。树脑袋就砸住了他。也怪了，这树倒得如此快，没成想！……可能树心已经烂空了。”
“那，马克西姆被砸坏了？”
“砸坏了，老爷。”
“死了？”
“没死，老爷，还活着呢。可腿和手都砸断了。这不，我忙着去叫医生。”
阿尔达里翁派甲长骑马速去村里请赛里费尔斯特奇医生，自己快马加鞭向开垦地奔去了。我在他身后跟着。
那不幸的马克西姆躺在地上。有十来个农人团团围住他。我们下了马走近前去。他并没有呻吟，只是双眼圆圆地睁着，像是惊魂未定地四处张望，但嘴唇却咬得发青了，下巴抖动着，头发在额头上贴着，胸脯的起伏一点也不均匀了：他快要断气了。那小菩提树的影子淡淡地从他面部滑过。
我们在他身边蹲着。他认出了阿尔达里翁·米海勒奇。
“老爷，”他的声音极其微弱，“请……派人……去叫牧师……上帝……惩罚我……脚，手，都断了……今个……礼拜天……可我……可我……唉……还没让弟兄们闲着……”
他停下来，一会儿工夫，他的呼吸越来越急促了。
“我的工钱……请交给……交给老婆……扣掉……喏，奥尼西姆知道……我欠……欠谁的钱……”
“我们派人去请医生了，马克西姆，”我的邻居说，“你或许不会死！”
他吃力地睁开眼睑，挺起眉毛。
“不，我就要死了。瞧……走近了，瞧，死神走近了。……
弟兄们，原谅我，假如我有什么……”
“上帝会饶恕你的，马克西姆·安德列伊奇，”农人们不约而同地安慰着他，同时都摘下帽子，“请你原谅我们吧。”
他忽然万念俱灰地摇晃了一下脑袋，把胸脯痛苦地挺起来，又无力地塌下去。
“可是总不能让他在这儿等死啊，”阿尔达里翁急切地说，“弟兄们，快把那马车上的席子拿来，送他去医院。”
立时有三两个人跑到马车那儿。
“昨天……我跟塞乔甫的……叶菲姆……”这个气息奄奄的人断断续续地说，“买了一匹马……付了定金……这马归我了……也把它……交给我老婆……”
农人们把他抬到席子上，……而他却像被子弹打中的鸟儿一样，全身抽搐，紧接着就挺直了身子。
“死了。”农人们含糊地说。
我们无声地骑上马离开了。
他的死让我陷入了沉思——俄罗斯农人死得也真奇怪！他们临终前的心境，既不淡泊，也不麻木；好像履行仪式似的，死得冷静而又那么简单。
几年前，在我的一个邻村里，有个农人在烤禾房里被烧伤了。（他差点被烧死，多亏一个路过的商人把半死不活的他拉出来：这商人先把自己用水浸了一下，然后冲过去撞掉了屋檐下烧着的屋门。）我去他家探望他。屋里黑压压的喘不上气来，烟熏火燎的。我问：“病人在哪儿？”“在那儿，老爷，在炕上，”一个痛哭流涕的农妇拖着哭腔回答。我到近前，看见农人躺在那儿，身上盖了件皮袄，呼吸十分困难。“你觉得怎么样？”病人听了用力挣扎着想坐起来，但由于周身的伤，无法动弹；只有等死的份儿了。“快别动了，躺着吧，躺着吧，……怎样啊？嗯？”“当然难受。”他答。“疼吧？”他不出声了。“你需要什么？”他仍没出声。“要不要茶？”“不要。”我转过身子，坐在了板凳上。坐了一刻钟，半小时，屋子里死一般沉静。
在旮旯里，圣像底下的桌边，躺着个五岁大小的女孩，她正在那儿吃面包。母亲偶尔骂她两句。前室里有人走动，有敲击声，有谈话声；弟媳妇在那切白菜。“唉，阿克西尼亚！”病人终于开口了。“干什么？”“给我点格瓦斯。”阿克西尼亚拿了点格瓦斯给他。接下来又恢复了沉静。我低声问：“给他行过圣餐礼没有？”“行过了。”由此看来，一切都准备了：如今可真是等死了。
我越看越难以忍受，便夺门而出……
这时，我又想起了另一件事：我那次去访问我熟识的红山村医院的助理医生卡比东——他是非常喜欢打猎的。
这家医院原来是地主宅院里的厢房；这是女地主亲自创办的，也就是说，是她亲口吩咐让人在门框上钉一块浅蓝色的板，板上写着白字——“红山医院”，而后又亲手给卡比东一个精美的册子，专门把病人的名字记下来。这册子的扉页上，被讨好这位慈善人的一个奴仆用法文写下了几行诗句：
在快乐主宰的仙境里，美人亲手开辟这殿宇；
看吧，你们的主人——
红山的模范居民——满心善意！
另外一位绅士也用法文在下面又补写道：
我也爱自然！
伊凡·科贝略特尼科夫。
助理医生拿自己的钱买了六张床，怀着成功的希望开始治病救人。除他之外，医院里还有两个人。一个是患神经病的雕刻师巴维尔，另一个是残废了一只手的女厨子美丽基特利萨。他俩的工作是调制药剂，把药草弄干或浸湿；他们还照料患热病的人。
前者样子阴郁，少言寡语，一到夜里就唱关于“美丽的维娜斯”的歌，而且还走到每一个过路行人面前，要求人家同意他同早已死去的马拉尼亚姑娘结婚。而后者总是打他，要他看着吐绶鸡。
有一回，我正坐在助理医生卡比东那里，我们刚刚说起新近一次打猎的情形，突然一辆大车赶进院子，拉车的是一匹只有磨坊主才有的胖灰马。车里坐着一个健壮的农人，杂色的胡子，身穿一件新上衣。
“哦，华西里·德米特利奇，”卡比东隔着窗子打着招呼，“欢迎……”接着低声对我说：“这是留波夫希诺的磨坊主。”这农人哼哼着下了车，进了医生的房间，抬眼先找圣像，画了十字。
“怎么，华西里，有什么新闻？……你可能不舒服吧，你的脸色可不好。”“就是，卡比东，我不舒服。”“怎么回事？”“唉，近日我去城里买了几个磨石，拉回家来，搬的时候用劲过猛，只觉着肚子里一震，像是什么断了，……打那以后就不舒服了，今天更是难受。”“嗯，”卡比东应着，又嗅了嗅鼻烟，“这是疝气，你什么时候搬磨石的？”“已有十天了。”“十天了？”（助理医生咬着牙摇了摇头。）“让我查查。”“唉，华西里，”查完之后说，“我同情你这可怜的人，大事不好啊，可不能再不当回事儿了；你住下吧，我会竭尽全力的，不过，也不敢保证。”“有那么严重？”磨坊主有点半信半疑。“对，很严重，你要早来两天，就好治了；
可现在已经发炎了，马上要变成脱疽。”“不会吧。”“我说的句句都是实话。”“这怎么可能呢？（助理医生耸了耸肩。）为这点小毛病我会把命搭上？”“我没这么说……只是请你留下来。”
农人听了便琢磨了半天，又看看地上，再朝我们望望，挠挠后脑勺，伸手去拿帽子。“你去哪儿？”“去哪儿，能去哪儿？回家呗，既然病成这样，回家安排妥当。”“那样你就把自己害了，快别动了，留下来吧。”“不行，老兄，卡比东，既然要死，就死在家里；死在这儿成什么体统，——不知道我家里会发生什么事呢。”“病情发展，还不能确定，华西里……但这病是危险的，很危险的，这是不能怀疑的；所以你该留在这儿，别动了。”（农人依然摇头。）“不，卡比东，我不留在这儿，……顶多请你开个药方。”“吃药没有用。”“我说过了，我不留在这儿。”“那就请便吧，……以后你甭怪我！”
助理医生从册子上撕下一页，开了药方，又嘱咐了些话。农人接了药方，递给卡比东半个卢布，便出门坐上了车。“再见了，卡比东，过去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请多多包涵，一旦出什么事，请你照顾我的孤儿们……”“嗳，留下来吧，华西里！”农人仍是摇了摇头，用缰绳打了一下马，就赶走了。
我来到街上，在后面目送着他。路上泥水零乱很不好走，磨坊主谨慎而又从容地驾着马车，灵巧而稔熟地控制着马匹，不时地跟路旁的人打招呼……而第四天，他就死了。
俄罗斯人大多都死得莫名其妙。有许许多多死者又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我忽然又想起了你，我的老朋友，没有毕业的大学生阿维尼尔·索罗科乌莫夫——一个优秀而高尚的人！这时我仿佛又看见了你得了肺病之后那青色的脸、淡褐色的稀疏头发、温和可亲的笑容、欣喜若狂的眼睛、瘦长的肢体；似乎又听见了你低沉亲切的声音。你住在大俄罗斯的地主吉尔·克鲁比雅尼科夫家，教他的孩子福发和巢齐雅学俄文、地理和历史，你一直是忍气吞声：
主人古尔那不友好的戏谑、管家那粗鲁的亲切、男孩子们那淘气的恶作剧使你有那么好的耐性；你一直带着苦笑毫无怨言地接受女主人那奇怪而刁钻的要求；然而，每当在晚饭之后，你休息时，又多么自由自在呀，那时你才算摆脱了一切责任和事务，在窗前静静地坐着，抽着烟陷入沉思，或者贪婪地读那本残缺不全又满是油污的厚杂志——是跟你一样寄人篱下的土地测量员给你从城里带来的！那时你酷爱一切诗和小说，你感情充沛，经常被感动得潸然泪下，动不动就被激动得满心欢喜；对人类的挚爱、对一切美好事物的挚爱，浸透了你那孩子般纯洁的灵魂！说实在的，你并不十分机智；你既然没有超人的记忆力，也没有与众不同的勤勉；在大学里你被当作次等学生，上课时你睡觉，考试时你沉默；但却为了同学的进步和成功而欢呼雀跃！你总是信任朋友、保护他们，从不嫉妒，从不虚荣，总是慷慨大方，总是善良地对待别人！阿维尼尔！
我记得，你为履行“聘约”而离去时，是那么悲戚地和朋友们道别；你好像预感到了未来日子的痛苦。果然，在乡下你大失所望，那儿没有令你肃然起敬的人，也没有让你倾心爱慕的人。
……草原居民和受教育的地主，对你就像对待任何教师一样：有的粗暴，有的随便。再加上你貌不出众语不惊人，经常胆怯、红脸、出汗，一着急就口吃。
乡村的空气也不能让你恢复健康，你便像蜡烛似的溶化着，可怜的人啊！虽然你的房间面向着花园，虽然稠李树、苹果树、菩提树把它们那轻盈的花瓣撒在你的桌子上、墨水瓶上、书本上；尽管墙上挂着一个蓝绸的时钟垫子，这是那善良而又多情的德国女子——长着金发碧眼的家庭教师——临别时送给你的；尽管有时也有老朋友从莫斯科来探望你，拿出别人或自己的诗篇来，撩起你欢快的情绪……但是，但是孤独、难堪、压抑以及漫长的秋冬、长年累月的疾病终究……可怜啊，可怜的阿维尼尔！
我在阿维尼尔离世前曾去看望过他。那时他差不多不能行走了。地主没把他赶出门，只是不再给薪水；他又另雇了一个教师教巢齐雅，让福发进了中等武备学校。阿维尼尔躺在窗前一把旧的伏尔泰式安乐椅上。那天天气非常好，秋风习习，天高云淡。
一排深褐色的菩提树，零星地剩下些金黄的叶片，微微抖动着叶子，发出簌簌的声响。大地一派苍茫，在阳光下雾气淡淡缭绕，像是解冻时节；红色斜阳映照着白色的草地；空中隐隐约约传来轻轻的噼啪声；花园里雇工们的说笑声特别清晰。阿维尼尔穿了一件破旧的布哈拉宽袍；绿色的围巾衬得他那张非常憔悴的脸更让人怜悯。
他一见我来了十分欣悦，伸出手来，想要说话，但没说几个字就剧烈地咳嗽起来了。我安慰着他，在他身旁坐着。……阿维尼尔膝头放着一册认真抄写的柯尔卓夫的诗集，他微笑着拍了拍，“他真是诗人”，他尽力把咳嗽憋住，含混地说着，而后就微弱地念诵开了：
鹰的翅膀啊，已被缚住了吧？
它的前程啊，已被阻遏了吗？……
我劝住了他，因为医生不让他说话。
我知道他的兴趣与崇尚，便对他讲黑格尔。因为他那种孩子气的求知欲每次都让人备受感动，乃至热泪盈眶。而且，阿维尼尔跟所有的肺病患者都不一样，他绝不自欺欺人。……他没有叹息，也没有悲伤，甚至从没有跟别人叨咕自己的病情……
他强打精神儿，谈论莫斯科、同学们、普希金、戏剧以及俄罗斯文学：他回忆起我们聚餐、我们小组辩论，还不无惋惜地说出两三个已故的朋友……
“你记得达霞吗？”最后他又问我，“这可爱的人儿，心肝宝贝儿！她多爱我呀！……现下她怎么样了？这可怜的人，可能瘦弱了吧，太劳累了吧？”
我不忍心让他伤感，事实上，也没有必要让他知道，他的达霞现在胖多了，跟商人们——孔达奇科夫弟兄——结交了，整天涂脂抹粉，说话娇声娇气，时不时还骂人呢。
“可是，”我望着他那张可怜的脸，心里盘算，“是否该让你从这搬走，也许还能治好……”但是他没容我把我的想法说完。
“不，老兄，谢谢你，”他非常冷静地说，“死在哪儿不都一个样嘛。再怎么着我也到不了冬天了。……为什么还东搬西挪地添麻烦？我在这已经住惯了，虽然这里的主人……”
“都很可恶吗？”我问。
“不，不可恶！都是木头人。但我不抱怨他们。这儿有家邻居：地主卡萨特金有个女儿，她受过教育，和蔼可亲又善良……
也不傲气……”
说到这儿，他又开始咳嗽了。
“什么也不在乎，”他停息了一会儿又开口了，“只要让我抽烟。……”他狡猾地眨眨眼，“我才不会这么死呢，我要抽烟！
谢天谢地，我活得值了，结识了很多好人……”
“你起码该写封信告诉你的亲戚。”我提示他。
“何必呢！帮助——他们是不会帮助我的；我死了，他们也不会不知道。可是怎么谈这些呢。……还是请你讲讲国外见闻吧。”
我便答应了。他全神贯注地听着。直到傍晚我才离开了他。
过了十来天，我从克鲁比雅尼科夫先生那儿收到这样一封信：
敬启者：
贵友阿维尼尔·索罗科乌莫夫先生，即居于舍下之大学生，于三日前下午二时逝世，今日由鄙人出资，安葬于敝教区之礼拜堂中。贵友嘱鄙人送上书及手册，兹随函奉上。贵友尚遗有钱款二十二卢布半，已连同其他物件递交其亲戚。贵友临终之时神志清楚安泰自若，与舍下眷属诀别，亦无哀恋之色。贵友之亡，内子克列奥巴特拉·亚历山大罗夫娜深为悼缅，鄙人托庇粗健。敬请大安。
古尔·克鲁比雅尼科夫顿首。
除此之外，还有不少事情，但我的确是无法一一列举，现在就只说一个吧。
有这么一个女地主，她咽气时，我刚好赶上了。神甫开始替她念送终祈祷，忽然看到她在断气，赶忙让她吻了十字架。女地主愠色满脸，直挪身子。“你着什么急，神甫，”她的舌头已有点僵硬了，“还来得及的……”她虔诚地吻了十字架，把手伸进枕头底下就断气了。原来枕头底下有个银卢布——这是她准备付给那神甫的……
唉，俄罗斯人就如此对待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