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秋天，山鹬们就成群结队地飞到古老的菩提树园。
这种园子，在我们奥廖尔省处处都有。当然，这得感谢我们祖先。俗话说岁月无情，五十年或七十年，这些祖先们建造的庄园，这些“贵族之巢”，一个接一个地从地面上销声匿迹了，屋子都倒塌了，或者拆卖了，石砌的附属建筑物都变成了一堆堆废墟，苹果树也老了，枯死成木柴，那些栅栏和篱笆无影无踪了。
可是只有菩提树依旧枝繁叶茂，到了今天周围尽是耕种了的田地，好像在给我们这辈纨绔子孙讲述“列祖列宗”的故事。
这些老菩提树是上好的树木。……就连俄罗斯农民的无情斧头也怜爱它。它的叶子虽然很小，但枝杈特别茁壮，伸向四面八方，威风凛凛又绵绵厚厚，树底下永远绿荫成片清爽宜人。
有一回，我跟叶尔莫莱去野外打鹧鸪，路途中我就发现了这么个荒废了的园子。
我俩朝园子走去。刚进林子，便有一只山鹬拍着翅膀，从灌木丛中飞起来；我开了一枪。但就在这一刹那间，离我不远的地方尖叫了一声，顺着声音看去，一张姑娘的惊慌的脸从树后面倏然探出来，像是张望了一下，眨眼就不见了。
叶尔莫莱朝我跑来。“您在这儿怎么能开枪啊，这儿住着地主呢。”
我还没有来得及回他话，我那狗也还没有活蹦乱跳地把打死的鸟叼回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了，一个留着小胡子的高个子的人从林子里跑了出来，满脸怒气地站在了我面前。我急忙连连道歉，报了自家姓名，并且把在他领地内射死的鸟敬献给他。
“那好，”他微笑着对我说，“我收下您的野味儿，可是得有个条件：请您在我们这里用饭。”
其实，我不太喜欢他的提议，但直接拒绝又不可能。
“我是这里的地主，跟您是邻居，姓拉其洛夫，您大概听说过吧，”我的新相识接着说道，“今天是礼拜天，我家的饭菜或许还凑合，否则我不敢邀请您。”
我对他说了一些通常的客套话，便随他向前走。刚刚打扫的小径很快就引导我们走出了菩提树林；然后进了菜园。在老苹果树和繁茂的醋栗丛之间，栽着一棵棵圆圆的、淡绿色的卷心菜；
蛇醉草盘旋缠绕在竿子上；纽结着干豌豆的褐色小木棒密密的矗立在场圃里；又大又扁的南瓜就好像是在地上打滚；蒙着灰尘的多角的叶子底下露出一条条黄澄澄的黄瓜；高高的荨麻依在篱笆旁不停地摇曳；有两三处杂生着成堆成簇的鞑靼忍冬、接骨木、野蔷薇——那是昔日“花坛”的遗物。
在满是发红的粘糊糊的水的小鱼池旁边，有一口井，周围都是水坑。鸭子们在这些水坑里忙碌地拍打着水或者蹒跚而行；有一只全身颤抖的狗，眯着眼睛，正在草地上啃着骨头；一头花斑母牛也在那里懒洋洋地嚼草，偶尔把尾巴甩到瘦瘦的背脊上。
小径转了个弯；粗大的爆竹柳和白桦树后面露出一所木板屋顶的、有歪曲台阶的灰色的老式房子。这会儿，拉其洛夫站定了。
“不过，”他开口说，温和地看着我的脸，“我现在仔细琢磨琢磨，也许您并不愿意到我家里来，要真是如此的话……”
我没等他说完，就抢过话茬儿坚决表态：正相反，我很喜欢到他家吃饭。
“哦，那就请吧。”
我们走进了屋子。
一个穿蓝色长裾厚呢大衣的小伙子在台阶上迎接我们。拉其洛夫立刻吩咐他拿烧酒给叶尔莫莱喝；于是，我的猎人朝着这位慷慨的施主的背后恭敬地鞠了一躬。
我们走过贴着各种颜色的图画、挂着许多鸟笼的前室，进了一个小小的房间——这是拉其洛夫的书房。我放下猎枪猎装，把它们搁在屋角。这会儿，穿长裾大衣的小伙子手忙脚乱地帮我把灰尘掸掉。
“现在让我们到客厅里去吧，”拉其洛夫亲切地说，“我介绍您和我母亲见见。”
我便跟在他身后。
客厅里，在中央的长沙发上，坐着一位身材不算高的老太太，她穿着咖啡色的衣服，头戴白色的便帽，面孔慈祥而削瘦，目光里充满愁怨和畏怯。
“唔，母亲，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邻居！”
老太太欠了一下身子，算是朝我行了礼，她那双干瘦的手一直没有放下那像袋子一样的粗毛线手提包。
“您来这里很长时间了吗？”她眨着眼睛，声音低低的，听起来非常柔弱。
“不，没多长时间。”
“打算在这儿久住吗？”
“我想住到冬天。”
老太太没话说了，沉静下来。
“这是，”拉其洛夫接着介绍，指给我一个又高又瘦的人——
我刚才进来时没有注意到他，“这是费多尔·米海奇。……喂，费多尔，露一手你的绝活给客人看。你怎么躲到屋角里去了？”
费多尔·米海奇听了马上就从椅子上站起来，伸手从窗子上取下一只蹩脚的小提琴，拿起弓——不像一般的拿法，抓着弓的末端，而是拿着弓的中央，把琴支在胸前，然后闭了双眼，唱起歌来，一边吱吱嘎嘎地擦着琴弦，一边又跳起舞来。
看上去他有七十岁光景；长长的粗布外套在他的骨瘦如柴的肢体上悲哀地摇晃着。他一直跳着，那小小的秃头有时勇敢地摇摆着，有时又仿佛失了神，微微地晃动个不住，伸长了那青筋暴突的脖子，在地上踏着步，时不时还十分吃力地把两膝弯下去。
他那没有牙的嘴巴发出衰颓不堪的歌声。
这时，拉其洛夫可能是从我的面部表情看出那费多尔的“绝技”并没有带给我多大的欢悦。
“哦，很好，老人家，好啦。”他说，“你可以去享受一下了。”
费多尔·米海奇立即把小提琴放回到窗子上，先给我鞠躬，然后给老太太、拉其洛夫鞠躬，接着就走了。
“他原本也是个地主，”我的新朋友接着介绍，“而且是很富有的，但破了产——眼下就住在我家。……嗯，他发迹的时候，是全省最威风的人；他抢夺了两个有夫之妇，家里养着歌手，自己对唱歌跳舞也非常内行。……您喝烧酒吗？饭菜已经备好了。”
一个年轻的姑娘，就是我先头在园子里瞥见的那个走进房来。
“这是奥丽雅！”拉其洛夫稍微把头转了一下，说：“请多多指教。……好，我们吃饭去吧。”
我们步入餐室，依次就座。这期间，那位由于“享受”而眼睛放光、鼻子发红的费多尔·米海奇唱着名为《胜利的雷声响起来！》的那首歌。他们给他在屋角里一张没有桌布的小桌子上备有单独的餐具。这可怜的老头儿太脏，所以他们经常让他跟大家保持用餐距离。只见他划了十字，叹了一口气，随即便像鲨鱼一样狼吞虎咽。
饭菜确实不错，因为是礼拜天，自然也就少不了颤动的果子冻和“西班牙风”。席间，这位曾在陆军步兵团里服务了十年而又到过土耳其的拉其洛夫就打开了话匣子。我一边仔细听着，一边暗暗观察奥丽雅。
她长得并不是特别漂亮，但确有与众不同的地方。她的脸上充满果断而安详的表情，她的又宽又白的前额，浓密的头发，特别是那一双褐色的眼睛，虽然不很大，却聪慧、清朗而充满生气，无论是谁，若是处在我当时的情况里，看了都要惊讶不已。
她似乎在专心听拉其洛夫的每一句话她面部的神态不是关心，而是热切的好奇。
拉其洛夫在年龄上，足以当她的父亲；他称她用的是“你”，但我马上猜测到她不是他的女儿。谈话中，他提及他已故的妻子——“她的姐姐，”他指着奥丽雅这样说。她立时就红了脸，垂下了双眼。拉其洛夫顿了顿，就换了别的话题。
老太太吃饭的时候什么也不说，她自己差不多没吃什么东西，也不劝我吃。她的面容显现出一种胆怯而又无望的期待，另外还夹杂着一种令人伤感的衰老与哀愁。
临近散席的时候，费多尔·米海奇开始为主人们和客人“祝颂”了，但是拉其洛夫朝我看了一眼后，便叫他停止了；那老头儿用手摸了摸嘴唇，又眨了眨眼睛，鞠了一个躬，又坐下了，可是这次却坐在椅子边上了。
吃完饭，我跟拉其洛夫来到他的书房。
大凡常常强烈地热衷于一种思想或一种情趣的人，在举止言谈上肯定能看出一种共通的、表面上的类似点，不管他们的品性、能力、社会地位和教养如何的不同。我越是观察拉其洛夫，就越是觉得他应该是这类人之中的。
他谈农业、谈收获、割草，也谈战争、县里的流言蜚语和就要进行的选举；他谈这些的时候没有一点勉强的意思，倒是意兴盎然。但说着说着他突然叹息起来，就似乎卖了苦力之后筋疲力尽地栽到安乐椅里一样，那无力的手摩挲着脸。
他那善良而温暖的灵魂好像从头至尾都充满了一种感情。而尤其令我惊讶的是，我一点也没看出他对以下这些事情报有极大的热情：对于食物，对于酒饮，对于打猎，对于库尔斯克的夜莺，对于患癫痫病的鸽子，对于俄罗斯文学，对于并步马，对于匈牙利式的轻骑兵短外衣，对于玩纸牌和打台球，对于舞会，对于省城和都市的旅行，对于造纸厂和甜菜糖厂，对于漆得金碧辉煌的亭台，对于茶，对于训练有素的歪头副马，甚至对于腰带系在腋下的胖车夫，对于那不知为何脖子一动眼睛就横眉怒目的阔绰车夫……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地主！”我暗暗思忖。可是他绝不装作忧郁而不满命运；相反，他身上显露着一种对大家都一视同仁，永远是亲切的语言，殷勤的态度，始终准备着卑下地接近每一个人。但是，实际上你还可以感觉到另一方面：他不能跟任何人成为知己，或者真心真意地亲近谁，他之所以不能，并不是由于他从来也不需要别人，而是因为他的全部生活一直都倾向内里的缘故。
我反复观察拉其洛夫，不论怎样也无法想像他现在或任何时候是一个幸福的人。他不是个美男子；不过就在他的目光中，在他的微笑中，在他所有的姿态中，潜藏着一种非常动人的力量——确确实实是潜藏着。所以，我主观意念上总是想更进一步地了解他，喜爱他。尽管说他偶尔总是显出地主和乡人的土劲儿来，但仍然不妨碍他是个好人。
我们正谈起新任县长，忽然门口传来了奥丽雅的声音：“茶准备好了。”我们便走回客厅里。
费多尔·米海奇照旧坐在他自己的一角里、也就是那窗和门的中间，很是谦恭地缩着两只脚。拉其洛夫的母亲正在那里织袜子。窗子敞开着，从园里飘进来秋天的凉气和苹果的香味儿。奥丽雅忙着倒茶。
这时，我更加用心地注意着她。她跟大多数县城姑娘一样，话不多，但是最起码我看不出她是希望说几句漂亮话而同时又空乏苦闷的人。她没有无法表达的感慨与叹息，也不转动额头下的那双眼睛，更没有幻想式的或者很含糊的微笑。她的目光安定而冷静，好像是大福或大祸之后休息着的人。她的步态、她的举止都是毅然而又大方的。我十分欣赏她。
我又同拉其洛夫聊了起来。谈着谈着，不知怎么回事儿，就谈到了家常小事给人的印象与感觉，往往比大事给人的印象与感觉更深刻更难忘。
“是啊，”拉其洛夫说，“这一点我曾经亲身体会到了。您知道，我是结过婚的。结婚不久，……三年；我的妻子就死于难产。当时我想，我不要独自活下去了；我非常难受，我极度悲痛，可是就是哭不出来——好像是发痴了。我们给她穿好了衣服，把她放在桌子上——就在这个房间里。来了个神甫；教堂执事也来了，他们唱起来，祈祷，烧香；我磕头行礼，可是一滴眼泪也没有掉下来。
“我的心好像石化了，头也一样，——全身都沉甸甸的。第一天就这样过去了。您相信吗？到了夜里我居然还睡着了呢。第二天早晨我走到我妻子那里，——那时候正是夏天，太阳从她的脚上照到头上，明晃晃光亮亮的。——忽然我看见……（拉其洛夫说到这禁不住战抖了一下。）您知道怎么啦？她的一只眼睛没有彻底闭上，有一只苍蝇正在那上边爬。……我一下子仰倒在地上了，苏醒后就不停地哭——自己抑制不住了……”
拉其洛夫缄默不语了。
我看了看他，又看了看奥丽雅。……我永世难忘她脸上的表情。老太太把袜子放在膝上了，从手提包里拿出手绢，偷偷地擦着眼泪。费多尔·米海奇猛地站起身来，抓过他的小提琴，用他沙哑而粗糙的嗓子唱起歌来。他可能是想让我们高兴起来，但我们一听他的声音，都不由自主地哆嗦了一下。于是，拉其洛夫叫他停下来。
“不过，”他接着说道，“过去的总算过去了；过去的事不能倒回来了，而且毕竟……现在人世上一切都好起来了——这大概是伏尔泰说的吧？”他急急地补问。
“是的，”我答道，“诚然。并且一切不幸都是可以忍受的，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您这样想吗？”拉其洛夫问。“嗯，您的话也许是对的。记得我在土耳其的时候，有那么一回躺在医院里，半死不活的，是由于受伤而发热。唉，我们住的地方确实不怎么样，——当然，那正值战时嘛——倒得谢天谢地了！忽然又拉来了许多病人，——把他们安置在哪里呢？医生跑过来跑过去，就是找不到地方。后来他走到我这里，问助手：‘活着呢？’那人回答：‘早上时还活着。’医生猫腰看了一下：我在呼吸。这位仁兄大人不耐烦了。‘好家伙，’他说，‘这人活不成了，肯定得死，还在这儿苟延残喘什么？拖延日子，占着地方，妨碍别人啊！’‘唉，’我心想，‘你要倒霉了，米海洛·米海勒奇……’可是我终于恢复过来，活到了今天，像您看见的这样！可见您的话的的确确非常正确。”
“不管在什么情形下，我的话都是完全正确的，”我解释道。
“即便那时您死了，您仍是从您的逆境中走了出来。”
“当然，当然，”他应着，用手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
“只要下决心。……身处逆境又算得了什么？何必耽搁着，何必拖延呢……”
奥丽雅飞快地站起身，走到园子里去了。
“喂，费多尔，跳个舞吧！”拉其洛夫叫道。
费多尔闻声跃身跳起，用漂亮而别致的舞步在房间里跳了起来。那步态就像大家所熟悉的“山羊”在驯服的狗熊身边表演时一样。跳着跳着，他又唱起来：“在我们的大门边……”
门外传来一阵竞走马车的声音，过了不一会儿，一个身材高大肩膀宽阔的老头儿——独院地主奥夫谢尼科夫——走进房间来。……因为奥夫谢尼科夫是个特别出色而又奇怪的人物，因此我要读者允许，在另一篇里再详细谈他。
现在我只再添说两句：第二天我和叶尔莫莱清晨就出猎了，打完后就回家了；过了一星期，我又去了拉其洛夫家，但他和奥丽雅都不在家；两星期之后，我便听说他突然不见了，撇下了老母亲，带了他的小姨子不知去哪儿了。全省都为之哗然了，大家都议论着；直到这时我才总算明白了拉其洛夫讲话时奥丽雅脸上的那种表情。她那会儿怜悯之中夹着嫉妒。
离开乡村之前，我抽空儿拜访了拉其洛夫的母亲。在客厅里，我见到了她。她正在和费多尔·米海奇玩“耍傻瓜”的纸牌游戏。
“令郎有消息吗？”我试探着问她。
老太太马上就哭了起来。于是我就不忍心再问拉其洛夫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