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丙寅，诏：“朕惟共理，允赖守臣，比年以来，迁易靡定。欲使宣化承流，民安田里，难矣！载严成法，毋徇私恩，今后郡守，须到任二年，方许差除。”丙子，诏：“昨议臣权借职田，添助国用，深虑吏无圭租。何以养廉？前降指挥，更不施行。”戊寅，臣僚言：“检放灾伤，守令未尝加意。乞再展限一月，州县晓示，许人户从实陈诉，委县令同所差州官验视检放，知州觉察诸县，监司觉察诸州。如有不行觉察，御史台弹劾。”从之。以灾伤避殿减膳，降诏略云：“比日飞蝗益多，又闻诸路州县风水为灾。朕避正殿，减常膳，二三大臣，其尽忠省过，监司、郡守，各务身率，戢奸禁暴，平冤察狱，所在灾伤，依条振恤检放。师徒未息，科调繁兴，江淮襄蜀，尤极劳扰，疆埸之吏，宜加安辑，蠲其苛敛，以称德意。”癸未，起居郎胡铨奏曰：“陛下忧灾，避殿减膳，蝗虫顿息。天理去人不远。”上曰：“朕逐日祷天，蝗虫逐减，安可不至诚？”铨奏曰：“陛下行之不息，岂特减蝗，虏亦不足虑。”铨又奏：“侧闻道路之言，近日台谏论事，陛下谓为卖直。”上曰：“非也，朕近谓台谏论事，要当辨曲直，故近日与张阐说此语，非卖直也。然非卿不闻此言。”铨奏云：“臣事君犹子事父，若于君有隐，则于父亦有隐，非忠孝也。”上曰：“卿言甚善。”铨又奏：“德宗谓姜公辅为卖直。”上曰：“朕尝论德宗此言甚失，不足法。”铨奏：“天语诚然，宗社之福也。”初，张浚以符离之役，诏改都督为宣抚。至是，参赞军事陈俊卿奏云：“改都督府为宣抚司，恐使人情观望，号令不行。”殿中侍御史周操亦以为请，遂诏复都督参赞军事唐文若知鼎州，以户部侍郎王之望代之。监惠民局刘汶罢。言者论：“汶近因太白昼见，陛下诏侍从以下条对得失，汶乃公肆谀言，遍投台谏，乞行远窜。”故有是命。以龙大渊、曾觌知阁门事。二人皆上潜邸旧人，上之初即位也，以大渊为枢密副都承旨，觌带御器械。去冬，刘度除右谏议大夫，首论待小人不可无节，潜邸旧僚，宣召当有时。盖指二人也。是年三月，度复上疏劾大渊轻儇浮浅，凭恃恩宠，入则侍帷幄之谋，出则陪庙堂之论，摇唇鼓舌，更变是非，反复数百言，尤为切至。乃诏大渊除知阁门事。觌权知阁门事。度复奏云：“臣欲抑之而陛下扬之，臣欲退之而陛下进之，臣欲使之畏戢而陛下示之以无所忌惮，是臣所言皆为期罔。”因求贬黜，不报。而中书舍人张震亦缴其命。至再除震次对，出知绍兴府。震力辞不许。殿中侍御史胡沂亦论二人市权，不报。给、舍金安节、周必大亦再封还录黄。有旨：“龙大渊见在假，候假满日，别与差遣。曾觌依旧带御器械。”度寻改权工部侍郎，以所言过实也。震力辞职名，遂与外祠。度辞新命，改知建宁府。诏大渊、觌依旧知阁门事，必大又格除命不下，必大寻奉祠，而二人之命亦寝。未几，沂亦奉祠，安节除兵部侍郎。至是复申前命。书行者，中书舍人钱周材、给事中、工部侍郎陈之渊也。禁士庶服饰侈异及归正人胡服。
九月已亥，诏自今后，内外主兵官进奉会庆圣节香疏、香合并沉香，并不得过二十两，马不得过四匹，余物并不得投进。辛卯，御史周操奏：“建立长秋，费用不赀。方今军旅未宁，岁事荒歉。望应奉繁文、内外锡赐，痛行裁节。”上曰：“朕宫中已痛加节省，卿等更一切略去浮费。”癸卯，诏已付张浚、王彦，令兵将官奏报文字及有陈乞，并不得倚托近侍进达，可径赴行在通进司投进。癸丑，起居郎胡铨奏事，上曰：“朕在藩邸时，养得性定。今或饮酒过度，未尝不悔。”铨奏：“外人皆知陛下无酒色之过，然犹谨畏如此。”乙卯进呈。手诏：“颇闻中外士大夫不安义分，希进苟求，多事造请执政大臣。宜谕此意：公事公言之，勿受私谒等事。”上曰：“宾客固不可全不见，但不当以此废事。有干求者，卿等宜有以戒之。”起居郎胡铨言：“蒙差权中书舍人，臣与起居舍人马骐同僚，其人详练，乞改差骐。”上曰：“难以易卿。”铨奏：“臣与刘珙分上下房，刘珙得上房，臣得下房。下房多出内降，如刘珙近日缴田师中表陈乞恩例，冒渎圣听。况臣绵薄，决不能胜任。”上曰：“刘珙缴得极是，朕初疑其稽迟耳。缴驳贵于当理，如卿名望，不必固辞。”先是，北人移书云：“故疆岁币如旧约，即止兵。”上付督府，答书命卢仲贤携往，上戒勿许四州，而执政命许之无伤。仲贤至宿州，北人惧之以威。乃言：“归当禀命，许四郡。”遂以北人遗三省、枢密院书来，凡画定四事，一、叔侄通书之式，二、唐邓海泗之地，三、岁币银绢之数，四、叛亡俘虏之人。是秋，诏秘书省除少监、秘丞外，以七员为额。
冬十月〔3〕，地震。
十一月壬辰，诏曰：“近来环卫久不除授，非所以储材而均任也。可依旧制，应以材略闻，堪任将帅及久勤军事、暂归休佚之人，并为环卫官，更不换授，止令兼领。其朝参职事、俸给人从，并令有司日下条具取旨。”既而环卫官共以十员为额。癸巳，宰执言：“军旅之际，间谍居多，巧为诋诬，阴扰国政。兼近世风俗之弊，毁誉不公，有害于治。”诏令宰执、侍从、台谏谨察妄有荐毁、专事欺罔者，具以闻奏，当议重置于罚，以靖风俗。上曰：“此弊已七八十年，罚责必行，正在君相。朕与卿等行之。汤思退奏毁誉不公久矣，毁者当察之，誉者当试之。”诏曰：“朕累降诏旨优恤军民，其令尚书省下诸路帅守、监司及诸军统兵官，各开具己见，如何施行，务使实惠及人，无或失信。”甲午，诏学士院经筵官自今月七日轮二员宿直于学士院。己酉，侍御史周操内宿，召对问遣使事，久之，上曰：“朕在宫中，并无他用心，只是看经史并骑射耳。”
《大事记》曰：自隆兴元年，令学士院及经筵官日轮二员宿直于本院，以备咨访，或问经史，或谈时事，或访人才。及执事所奏，从容造膝，过于南衙。面陈先事献言，加于路朝显谏，故宇文价论夔路赈济推赏，此尚书夜对之言也。陈骙论治赃吏当用祖宗法，此中书夜对之言也。倪思乞养皇孙国公德性，此直学士夜对之言也。金安节、马琪论谏官言事失当不宜深罪，此侍讲夜对之言也。周操以侍御史内宿召对，论遣使事，王蔺在讲筵夜对，论临安府王佐贪污事，此禁臣夜直之雍容论奏也如此。诏福建提举司具到本路见在常平米九万九千二百余石，义仓米二十九万五千六百余石，令本司契勘，如无陈腐，不须更行收籴。从中书门下省请也。
己酉，给事中钱周材等看详抚州敕赐同进士出身吴澥上书，缴进《罪言》三册，所陈治道、革弊、兵制、理财、取中原五事。论议详明，言皆可行。诏与堂除升擢差遣。诏命侍从、台谏集议讲和，群臣相继论列，而监察御史阎安中议曰：“敌人奸谋诡计，以和而陷我于机阱者屡矣。靖康之变，其痛不可胜言也。自翠华南渡以来，绝江航海以掩我不备者，不遗余力矣，其心岂欲与我和哉？彼见吾吴、岳、张、韩之军士气少舒，兵威稍振，川陕屡胜，顺昌大捷，国势骎骎乎强矣，彼其时亦有蒙国之难焉，恐吾积怨发愤而遂夹攻之也。比我师有灵壁之捷，有虹县之捷，有符离之捷，虏人死亡者过半，虽我之主帅失于绥御，众散而归，不能以一镞一骑尾从吾后，臣知其无能为矣。彼见吾用孟明氏，恐其济河焚舟，复有后日之举也，于是虚声恐喝，又以和议而疑我焉。一则以威彼背叛之国，安反侧之心，二则以沮我壮士之气，缓攻取之计，三则以疑我归正萧琦等辈，四则以摇撼我唐、邓、海、泗等州，五则以杜绝我讴吟思归之人，使不得以乘衅而生变也。四州之地决不可弃，当以和好为权宜，用兵为实致。”起居郎胡铨议曰：“臣窃惟国家自绍兴初与金人讲和，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国大雠而不报，上下偷生，苟安岁月，以为盟好可恃，荡然决去藩维之守。一日完颜亮变生肘腋，宗庙社稷几不血食，天下寒心。陛下即位以来，乾刚独断，奋然图任，二三大臣，力谋恢复。符离之师，兵不血刃而故疆复得。使李显忠尽忠于国，不贪小利，以成大举之功，则中原响应，势如破竹，兴复之期，可指日以俟矣。虽然，功虽不成，自京都播迁之后，垂四十年，未有如符离之举也。金人缘此震慑，知陛下有大有为之志，知庙谟有出不意之奇，知边鄙有折冲敌忾之将，知台谏有明目张胆之人，知朝廷有面折廷诤之士，以为中国有人，遂有乞食之意。《兵法》曰：无故而求和者，谋也。昨来京都失守，本于大臣耿南仲主和；二圣劫迁，本于宰相何栗主和；维扬失守，本于宰相汪伯彦、黄潜善主和；完颜亮之变，本于秦桧主和。自汴京板荡以来，四十年间，金人为封豕长蛇，荐食上国，何尝不以和哉？暴蔑我二圣，污践我两宫，残毁我宗庙，陵夷我社稷，发掘我陵寝。今欲与不戴天之雠讲信修睦，三纲五常扫地尽矣！就令和好或成，其言可信，决不叛盟，孝子顺孙，宁忍为之？况万万无可信之理乎！前车覆，后车戒。陛下若不深思远虑，力修政事，力敕守备，力任将相，力图恢复，而苟目前之安，臣恐后车又将覆也。议者乃曰：“姑与之和而阴为之备，外虽和而内不忘战。”此向来权臣误国之言，陛下闻之熟矣。呜呼！燕安鸩毒，不可怀也。一溺于和，则上下偷安，将士解体，终身不能自振，尚又安能战乎？其为鸩毒。可胜寒心！”张浚累疏争之，至曰：“自昔议和之臣，始以怯懦误国，全身保家，其终不至于降。盖有草降表以待用而阴图其富贵者矣！不可不察。”壬子，陈康伯、汤思退、周葵、洪遵札子奏：“近因北副元帅书来，有意求和。陛下天资英武，痛祖宗未雪之雠，日思恢复，而一闻彼言，喜见颜色，正欲休兵息民，以答天戒，因为自治之计，以待天下之变而图之。”群臣纷纷，乃谓：“臣等意欲讲和，以苟目前之安。今窃以谓自今以往，尤当信赏必罚以作成人材，选将励兵以激昂士气，务农重谷，均财节用，以爱惜公私之力。庶几今日之和，乃所以成他日之恢复。惟今陛下无忘今日之纷纷，而力行其所未至，使臣等得效其区区之愚，不专为苟安之事，以实议者之言。”上曰：“彼能以太上为兄，朕所喜者。朕意已定，正当因此兴起治功。”初，张浚累疏言：“敌强则来，弱则止，不在和与不和。”执政急于求和，遂遣卢仲贤持书报敌。浚复言仲贤小人多妄，不可委信。已而仲贤果以许四州辱命，朝廷乃遣王之望、龙大渊为通命使、副，而召浚赴行在。浚沿途复上疏争之，且曰：“自秦桧主和，阴怀他志，卒成逆亮之祸。桧之大罪未正于朝，致使其党复出为恶。臣闻立大事者，以人心为本。今内外之事未决，而遣使之诏已下，失中原之心，失将士之心，失四海倾慕陛下之心，他日谁为陛下出力用命哉？今议者不务力为自强之计，因敌帅一再移书，复将裒吾民之膏血以奉雠人，欺陛下以款之之名而共为和之之实，其说固曰：‘吾将款之而后修吾兵政。’不知使命一遣，岁币一出，国书一正，将士褫气，忠义解体，人心愤怨，何兵政之可修？又不过曰：‘吾将款之而理吾财用。’不知今虽遣使，而兵不可省，备不可撤，重之以岁币之费，敌使之来，复有他须，何财用之可理？此可见其欺陛下以款之之名，而实欲行其宿志。彼方惟党与之是立，惟富贵之是贪，岂复以国事为心哉？”及入见，又力陈和议之失。上为止誓书，留使人，而令通书官胡防先往谕敌以四州不可割之意。于是之望、大渊待命境上。时廷臣多言可以与之议和，而四州之地不可轻弃。而湖北京西制置使虞允文乃陈不可与和、四州之地与和尚原商于一带之险不可以轻弃，累疏争之。未几，敌羁胡昉等。上闻之，谓浚曰：“和议之不成，天也。自此事归一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