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七月辛卯，诏新判太原府欧阳修罢宣徽南院使、知蔡州。先是，修以病辞宣徽使至五六，因论青苗法，又移书责王安石，安石不答而奏从其请。壬辰，枢密使吕公弼罢为吏部侍郎、知太原府，权御史中丞冯京为枢密副使。癸巳，赐秘书省正字唐垌出身。初，垌为北京监当官，上书言：“青苗不行，宜斩大臣异议者一二人。”王安石谓垌宜在馆阁，故得召对。
八月乙丑，司马光对垂拱殿，乞知许州，或西京留司御史台、国子监。上曰：“卿何得出外？朕欲申卿前命，卿且受之。”光曰：“臣旧职且不能供，况当进用？”上曰：“王安石素与卿善，何自疑？”光曰：“臣素与安石善，但自其执政，违迕甚多。今迕安石者如苏轼辈，皆毁其素履，中以危法。臣不敢避削黜，但欲苟全素履。臣善安石，岂如吕公著？安石初举公著，云何后毁之？云何彼一人之身，何前是而后非？必有不信者矣。”上又曰：“青苗已有显效。”光曰：“兹事天下知其非，独安石之党以为是尔。”上曰：“苏轼非佳士，卿误知之。鲜于侁在远，轼以奏藁传之。韩琦赠银三百两而不受，乃贩盐及苏木、磁器。”光曰：“凡察人当察其情。轼贩鬻之利，岂能及所赠之银乎？安石素恶轼，陛下岂不知？以姻家谢景温为鹰犬，使攻之，臣岂能自保？不可不去也。且轼虽不佳，岂不贤于李定？不服母丧，禽兽之不如，安石喜之，乃欲用为台官。”
九月戊子朔，中书言：请置检正中书五房公事一员，每房各置检正公事二员，并以朝官充。乙未，参知政事韩绛为陕西路安抚使。先是，绛奏以夏入寇庆州，陕西用兵，请出使。王安石曰：“臣于边事未尝更历，宜往。”上卒遣绛。曾布同判司农寺，布寻奏改助役为免役，吕惠卿大恨之。己亥，命崔台符、曾布、朱温其考试法官。试法官自此始。庚子，左仆射、平章事曾公亮为集禧观使。公亮初荐王安石可大用，及同执政，知上方向安石，阴助之，而外若不与同者。安石以其助己，深德之。苏轼尝从容责公亮不能救正朝廷，公亮曰：“上与安石如一人，此乃天也。”冯京参知政事，吴充为右谏议大夫、枢密副使。乙巳，御崇政殿，策贤良方正，又策试武举人。壬子，太白昼见。手诏：“制科调字号卷，大抵意尚流欲而毁薄时政，援证先王之经而辄失义理，恐不足收录，以惑天下之观听。”而调字号乃孔文仲试卷也，于是文仲竟坐黜。司马光知永兴，言青苗、助役为陕西之患。上曰：“助役唯行京东、两浙耳，雇人充役，越州已行矣。”
冬十月，邓绾为集贤校理、检正中书孔目房公事。绾故名维清，累迁宁州通判。上书言：“陛下得伊吕之佐，作青苗、免役钱等法，百姓无不歌舞圣泽。臣以所见宁州观之，知一路；一路观之，见天下皆然。此诚不世之良法，愿陛下坚守行之，勿移于浮议也。”又与王安石书及颂，安石大喜，白于上，使乘驿诣阙，又累诏趣之。比至召对，上问：“识王安石否？”曰：“不识。”上曰：“今之古人也。”又问：“识吕惠卿否？”曰：“不识。”上曰：“今之贤人也。”绾退见安石，欣然如旧交。绾自至京师，不敢与乡人相见，乡人皆笑骂，绾曰：“笑骂从汝，好官我须为之。”寻又命绾兼编修中书户房条例。
十一月丁未，客星出娄。十二月，诏知杭州赵抃知青州。抃至青州，京东旱蝗。蝗将及境，遇风退飞，堕水而尽，青无害。开封府判官、祠部郎中赵瞻知邓州。瞻因出使，得奏事。上问曰：“卿为监司，久乃知青苗法便也。”瞻对曰：“青苗法，唐行之于季世扰攘中，掊民财诚便。今陛下欲为长久计，爱百姓，诚不便。”王安石阴使其党俞充诱瞻曰：“当以知杂御史奉待。”瞻不应，由是不得留京师。乙丑，中书言：“司农寺定畿县保甲条例，凡十家为一保，选主户一人为保长：五十家为一大保，选主户物产最高者一人为大保长；十大保为一都保，乃选主有行止、材勇为众所伏者二人为都副、保正。凡选一家两丁，以上通主客为之，谓之保丁。除禁兵器外，其余弓箭等许从便自置，习学武艺。每二大保逐夜轮差五人，于保分内往来巡警，遇有贼盗，昼时声鼓，报大保长以下同保人户即时救应追捕。如贼人别保，递相击鼓，应接袭逐。”参知政事王安石为礼部侍郎、平章事，王珪守本官参知政事。
辛亥熙宁四年春正月壬辰，沼鬻天下广惠仓田为三路及京东常平本。其当赈济，即以广惠、常平等仓所贮粟麦给之。
二月丁巳朔，中书言：“古之取士，皆本于学校。今欲追复古制，宜先除去声病偶对之文，使学者得以专意经义，以俟朝廷兴建学校，然后讲求三代所以教育选举之法，施于天下。以明经及诸科欲行废罢，取元解明经人数增解进士。今定贡举新制：进士罢诗赋，贴经墨义，各占治《诗》、《书》、《易》、《周礼》，《札记》一经，兼以《论语》、《孟子》。每试四场，初本经，次兼经并大义十道，务通义理，不须尽用注疏。次时务策三道、礼部五道，中书撰大义式颁行。殿试策一道，限千字以上，分五等，第一等、二等赐及第，第三等出身，第四等同出身，第五等同学究出身。”从之。知永兴军司马光知许州。光在永兴，宣抚司请增修城壁，光奏罢之。又请添屯军马于长安、河中、邠州，光言：“岁凶，乞罢添屯。”不许。又奏乞灾伤地分所欠青苗钱许重叠倚阁，仍牒所部八州军，未得依司农寺指挥催理。诏提举司催理如司农寺指挥，不得施行光牒。光知言不用，遂乞判西京留守司御史台，不报。又上章曰：“臣之不才，最出群臣之下。先见不如吕诲，公直不如范纯仁、程颢，敢言不如苏轼、孔文仲，勇决不如范镇。伏望陛下圣恩裁处其罪。若臣罪与范镇同，即乞依范镇例致仕。若罪重于镇，或窜或诛，所不敢逃。”诏光移知许州。光固请留台，久之，乃从其请。光自是绝口不复论新法。甲子，曾布检正五房公事。布每事白王安石，即行之。或谓布尝白两参政，指冯京及王珪也。布曰：“丞相已议定，何问彼为？俟敕出，令押字耳。”
三月丁亥，夔州路转运使孙构、张诜言：“杜安行等讨四夷贼，斥地七百里，获铠甲、器仗。”诏遣著作佐郎章惇乘驿同转运司制置以闻。先是，李承之荐惇于安石，安石曰：“闻惇极无行。”承之曰：“顾惇才可用耳。公诚与语，自当爱之。”安石见惇，惇素辩，又善迎合，安石大喜，恨得之晚。戊子，上召二府，出陕西转运司奏庆州军乱示之。上深以用兵为忧，文彦博曰：“朝廷施为务合人心，凡事当兼采众论，不宜有所偏听。陛下厉精求治而人情未安，盖更张之过也。祖宗法制未必皆不可行，但有废坠不举之处耳。”冯京曰：“府界溉淤田，又修差役，作保甲，人极劳弊。”上曰：“询访邻近百姓，皆以免役为喜。盖虽令出钱，而复其身役，无追呼刑责之虞，人自情愿故也。”彦博又言：“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上曰：“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彦博曰：“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安石曰：“法制具在则财用宜足，中国宜强。今皆不然，未可谓之法制具在也。”彦博曰：“务要人推行耳。”庚寅，诏诸路置学官，州给田十顷为学粮，仍置小学教授。条例司言：欲令诸路转运司具属州烦剧县分，主户二万以上，增置丞一员。从之。戊戌，上批：“陈留县见行保甲非朝廷本意，今如此搔扰，可速指挥，令止如元议，团保觉察贼盗，余无得妄施行。”乡民既忧，无钱买弓箭，加之传惑恐徙戍边，是以有父子聚首号泣者，非虚也。王安石进呈，不行。丁未，平章事韩绛罢相，以本官知邓州。上与王安石论保甲事，以为减有斩指者。安石曰：“陕西、河东未尝致变，则人情可知。岂有怕为义勇即造反之理？”上曰：“民合而言之，则圣亦不可不畏。自上制法以使之，虽拂其情，然亦当便于民乃可。”
《国是论》曰：保甲一事，民怨彰灼，虽禁民越诉、捕人匿名，而民之斩趾求免、匿榜伸冤，其达于圣聪，轸于圣虑，安石不能掩其怨，流俗谗说之论至是不能入矣，遂谓人主当为天之所为，任理而无情。又托之祁寒暑雨以为说，则其辞支离穷遁，益不足以欺圣聪。此保甲之事，所以论辩数万言而上终疑之欤，盖其所谓“弊法不足守，人言不足听”者，上犹信而不疑，此可欺以方者也。其所谓“天命不足畏，民怨不足恤”者，上终疑而不信，此难罔以非其道者也。至熙宁再相，其私意伪论浸已彰露，复以祁寒暑雨为言，而上毅然拒之曰：“岂若并祁寒暑雨之怨而无之邪？”大哉王言。至是圣德日新，邪说不可复入，安石去而终身不再召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