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辰治平元年春正月。景灵宫使宋庠屡请老，上曰：“朕初嗣位，何可遽休大臣？”戊申，命庠知亳州。辛酉，诏以仁宗配享明堂。初，礼院奏：乞与两制同议仁宗当配何祭。翰林学士王珪等议，请循周公严父之道，以仁宗配享明堂。知制诰钱公辅议：“太祖则周之后稷，配祭于郊者也，太宗则周之文王，配祭于明堂者也，真宗则周之武王也，虽有配天之功，而无配天之祭。未闻成王以严父之故，废文王而称于武王也。仁宗则周之成王也，虽有配天之业，而亦无配天之之祭。亦未闻康王以严父之故，废文王而移于成王也。当仁宗嗣位之初，傥有建是论者，则配天之祭常在乎太祖、太宗矣。”又诏台谏及讲读官与两制、礼院再详定以闻。御史中丞王畴言：“配考之文见于《易》，严父之义著于经，圣法章明，咸足稽按。臣请依王珪等议，奉仁宗皇帝配享明堂。”知谏院司马光、吕诲议：“窃以孝子之心，谁不欲尊其父者？圣人制礼以为之极，不敢逾也。《孝经》曰：“严父莫大于配天，周公其人也。”孔子以周公有圣人之德，成太平之业，制礼作乐。而文王适其父也，故引之以证圣人之德莫大于孝，答曾子之问而已，非谓凡有天下者皆当以其父配天，然后为孝也。”翰林侍读学士孙抃等奏：“仁宗继体保成，置天下于大安者四十二年，功德于人，可谓极矣。今祔庙之始，遂抑而不得配上帝之享，非所以宣章陛下为后严父之大孝。”诏从抃等议。
三月，司马光言：“臣闻陛下昔在藩邸事濮王，承顺颜色，备尽孝道。凡宫中之事，濮王皆委陛下干之，无不平允。陛下事皇太后，当一如濮王然后可；视天下之政，当一如宫中之事然后可。况濮王之亲以恩，皇太后之亲以义，其奉养之谨，非特有所加，则无以取信也。宫中之事小，天下之事大。其听断之勤，非特有所加，则无以致治也。”吕诲言：“陛下孝养之礼，臣不得而知之。安亲之道，诚有未至。何则？累圣成业，靡思经缉；邦国大事，都无裁处；献纳之言，尽决帘帷之下，是陛下自处休佚，而置圣后烦劳，得谓之孝乎？”又言于皇太后曰：“皇帝躬亲治事，勤励如此，在于圣虑，应已慰安。臣愚以谓东殿帘帷宜五七日一御。”
夏四月，司马光言〔1〕：“前代帝王升遐之后，后宫下陈者尽放之出宫〔2〕，所以遂物情、重人世、省浮费、远嫌疑也。”癸未，放宫人三百二十五人。甲申，御迩英阁。上谕内诗曰：“方日永，讲读官久待对未食，必劳倦。自今视事毕，不俟进食，即御经筵。”故事，讲读毕，拜而退。上命毋拜，后遂以为常。
五月，上既康复，韩琦久欲太后罢东殿垂帘，尝一日取十余事并以廪上，上裁决如流，悉皆允当，于是诣东殿，覆奏上所裁决十余事，太后每事称善。琦遂白太后求退，太后曰：“相公安可求退？老身合居深宫，却每日在此，甚非得已。”琦即称：“前代如马、邓之贤，不免贪恋权势。今太后便能复辟，诚马、邓之所不及。未审决取何日撤帘？”太后遽起，即厉声命鸾仪司撤帘。帘既落，犹于御屏后见太后衣也。
吕中曰：当国家危疑之日，大臣以能任事者，一曰德望，二曰才智。有才智而无德望以镇之，则未足以服天下之心。有德望而无才智以充之，则未足以办天下之事。故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君子人也。韩魏公不动声色，垂绅搢笏而措天下于太山之安者，盖自庆历、嘉祐之时〔3〕，可属大事，重厚如勃，其德望服人心久矣。至于处事应变，动中事机，胸中才智又足以运用天下，此其所以正英宗之始欤？在真宗之初则有吕端，在仁宗之初则有王曾，其皆安国家、定社稷之名臣欤。
辛亥，上问执政：“积弊甚众，何以裁救？”富弼对曰：“恐须以渐厘改。”又问：“宽治如何？”吴奎对曰：“圣人治人固以宽，然不可以无节。《书》曰：“宽而有制，从容以和。””癸亥，宰臣韩琦等奏，请下有司议濮安懿王合行典礼，详处其当，以时施行。诏须大祥后议之。
闰五月己丑，召枢密直学士，知瀛州唐介为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上面谕介曰：“卿在先朝有直声，今出自朕选，非由左右言也。”韩琦言：“群臣邪正，皆陛下所知。至于进退，实系天下利害，惟陛下以此为先，不可不察也。”上然之。
六月己亥，进封皇子淮阳郡王顼为颍王。增置宗室学官讲书四员、教授五员、小学教授十二员，并旧六员为二十七员，以分教之。丁未，增置同知大宗正事一员。初，宗室坐序爵，仍自为宾主，讲官位主席之东隅。于是睦亲宅都讲吴申不肯坐，且曰：“宗室当以亲族尊卑为序，与讲官分宾主。”再移书大宗正，不能决，因内朝出申二书，上是之。宗室正讲席自申始。作睦亲、广亲北宅于芳林园。知太原府陈升之言母老，请扬、湖、越一州，庶便奉养。上以边臣当久任，难于屡易，不许。上谓宰臣曰：“程戡何如人？”对曰：“戡在鄜延已三岁，习边事。”上曰：“延州都监高遵教卒。戡数言其能绩，乞加赠恤。此高琼族子，朕知其为庸人也。戡必以后族故尔。大臣苟若此，朕何所赖焉？”戊午，淮阳郡王府翊善王陶为颍王府翊善。淮阳郡王府记室参军韩维为诸王府记室参军，侍讲孙思恭为诸王府侍讲。颍王性谦虚，眷礼官僚，遇维尤厚。一日侍王坐，近侍以弓样靴进，维进曰：“王安用舞靴？”王亟令毁去。上始疾甚，时出语，颇伤太后。维等极谏曰：“上已失太后欢心，王尽孝恭以弥缝尤惧不逮，不然，父子俱受祸矣。”王感悟。他日，太后谓辅臣曰：“皇子近日殊有礼，皆卿等善择官僚所致。”
秋八月丙辰，入内都知任守忠蕲州安置。初，上为皇子，令守忠宣召，避不肯行。及上即位，遂交斗两宫间。司马光、吕诲交章劾之。帝纳其言，翌日，遂绌守忠。丁巳，以上供米三万石赈宿、亳州水灾饥民。
九月丁卯，诏复置武举。初，有诏以是日开迩英阁，至重阳节。当罢侍讲。吕公著、司马光言：“先帝时，无事常开讲筵。愿不惜顷刻之间，日御讲筵。”从之。
冬十一月乙亥，命屯田郎中徐亿、职方员外郎李师锡、屯田员外郎钱公纪刺陕西诸州军百姓为义勇。初，宰相韩琦奏：“三代、汉、唐以来，皆籍民为兵。唐置府兵，最为近古。今之义勇，河北几十五万，河东几八万，勇悍纯实。若稍加简练，亦唐之府兵也。河北、河东、陕西三路当西北控御之地，事当一体。今若于陕西诸州亦点义勇，止刺手背，则又知不复刺面。可无惊骇。”诏从之，乃命亿等往，除商、虢二州不籍，余悉籍义勇。凡主户家三丁选一，六丁选二，九丁选三，年二十至五十材勇者充。岁以十月番上，阅教一月而罢。得十五万六千八百七十三人。于是知谏院司马光奏曰：“今议者但怪陕西独无义勇，不知陕西之民，三丁已有一丁充保捷矣。若更闻此诏下，必大致惊扰。”又奏：“古者兵出民间，耕桑之所得，皆以衣食其家。今既赋敛农民之粟帛以赡正军，又籍农民之身以为兵，是一家独任二家之事也。以臣愚见，河北、河东已刺之民，犹当放遣，况陕西未刺之民乎？”终弗听。光又六奏，及申中书，自劾求去，亦终不许。尝至中书与韩琦辩，琦谓光曰：“君但见庆历间陕西乡兵初刺手背，后皆刺面充正军，忧今复然尔。今已降敕榜与民约，永不充军戍边矣。”光曰：“虽光亦未免疑也。”琦曰：“吾在此，君无忧此语之不信。”光曰：“光终不敢奉信。非独不敢，但恐相公亦不能自信尔。”琦怒曰：“君何相轻甚耶？”光曰：“相公长在此可也，万一均逸偃藩，他人在此，因相公见成之兵遣使运粮戍边，反掌间耳。”琦默然，竟不为止。其后十年，义勇运粮戍边率以为常矣。
吕中曰：庆历之时，诏刺陕西义勇。方平曰不可，韩公曰可。治平之时，诏刺陕西义勇，温公曰不可，韩公曰可。夫以祖宗之至仁，大臣之尽忠，而籍民为兵，犹莫之免，良以费省而用足也。然弓手之刺，率皆市人不可用，而宣毅骄甚，所至为寇，何韩公之虑不及张公邪？义勇之刺，其后运粮戍边，率以为常，何韩公之虑不及司马公邪？曰：“张公、司马公之虑诚是矣，而韩公亦未可深贬也，《石壕》之诗，公盖诵之久矣。彼诚见汉、唐调发之弊，故欲收拾强悍者养以为兵，则良民可以保其相聚之乐。公之虑及此，又安得以一时之见尽非之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