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兴馀杭人薄道举为劫。劫制，同籍周亲补兵。道举从弟代公、道生等并为大功亲，则应在补谪之例，法以代公等母存为周亲，则子宜随母补兵。何承天议曰：“寻劫制，同籍周亲补兵，大功不在此例。妇人三从，即嫁从夫，夫死从子。今道举为劫，若其叔尚在，制应补谪，妻子营居，固其宜也。但为劫之时，叔父已殁，代公、道生并是从弟，大功之亲，不合补谪。今若以叔母为周亲，令代公随母补兵，既违大功不谪之制，又失妇人三从之道。由於主者守周亲之文，不辨男女之异，远嫌畏负，以至此疑，惧非圣朝恤刑之旨。谓代公等母子并宜见原。”
吴兴武康县人王延祖为劫，父睦以告官。新制，凡劫身斩刑，家人弃市。睦既自告，於法有疑。时尚书何叔度议曰：“设法止奸，本於情理。非谓一人为劫，阖门应刑，所以罪及同产，欲开其相告，以出造恶之身。睦父子之至，容可悉共逃亡，而割其天属，还相缚送，螫毒在手，解腕求全，於情可愍，理亦宜宥。使凶人不容於家，逃刑无所，乃大绝根源也。睦既纠送，则馀人无应复告，并合赦之。”
沛郡相县唐赐，往北村朱起母彭家饮酒，还，得病，吐蛊虫十馀枚。临死语妻张，死後刳腹出病。死後，张手自破视，五脏悉糜碎。郡县以张忍行剖，赐子副又不禁止，事起赦前，法不能决。按律，伤死人，四岁刑，妻伤夫，五岁刑，子不孝父母，弃市。并非科例。三公郎刘勰议：“妻痛遵往言，儿识不及理，考事原心，非存忍害，谓宜哀矜。”吏部尚书顾凯之议曰：“法，移露尸犹为不道，况在妻子，而忍行凡人所不行。不宜曲通小情，当大理为断，谓副不孝，张同不道。”诏如凯之议也。
梁武帝天监三年，建康女子任提女，坐诱口当死。其子景慈对鞫辞云，母实行此。是时法官虞僧虬启称：“按子之事亲，有隐无犯，直躬证父，仲尼为非。景慈素无防闲之道，死有明目之据，陷亲极刑，伤和损俗。凡乞鞫不审，降罪一等，岂得避五岁之刑，忽死母之命！景慈宜加罪。”诏流於交州。
後魏太武制，论刑者，部主言状，公车鞫辞，而三都决之。当死者，定案奏闻。帝亲临问，无异辞怨言，乃刑之。诸州囚之大辟，皆先谳报乃施行。
真君中，以有司断法不平，诏诸疑狱皆付中书，依经义论决。
孝文帝时，吏民犯他法者，帝率宽之，疑罪奏谳，多减死徙边，岁以千计。
宣武帝景明中，冀州人费羌皮母亡，家贫无以葬，卖七岁女子与张回为婢。回转与梁之定而不言状。按律，掠人、和卖为奴婢者死。回故买羌皮女，谋以转卖，依律处绞刑。诏曰：“律称‘和卖人者死’，谓两人诈取他财。羌皮卖女，告回称良，张回利贱，知良公买。诚于律俱乖，而各非诈。然回转卖之日，应有迟疑，而决从真卖，於情固可处绞刑。”三公郎中崔鸿议曰：“按律：卖子，一岁刑，五服内亲属，在尊长者死，卖周亲及妾与子妇者流。盖以天性难夺，支属易遗，又尊卑不同，故殊以死刑。且买者於彼，无天性支属，罪应一例。明知是良，决便真卖，因此流漂，家人不知，追赎无踪，永沈贱隶，按其罪状，与掠无异。”太保、高阳王雍议曰：“检回所买，保证明然，处以和掠，实为乖当。律云：‘谋杀人而发觉者流，从者五岁刑；已伤及杀而还苏者死，从者流；已杀者斩，从而加功者死，不加者流。’详沈贱之与身死，流漂之与腐骨，一存一亡，为害孰甚？然《贼律》杀人，有首从之科，盗人、卖买，无唱和差等。谋杀之与和掠，同是良人，应为准例。所以不引杀人减之，降从强盗之一科。纵令谋杀之与强盗，俱得为例，而以从轻。其义安在？又云：‘知人掠盗之物而故买者，以随从论。’此明禁暴掠之源，遏奸盗之本，非谓买之於亲尊之手，而同之於盗掠之愆。窃谓五服相卖，俱是良人，所以容有等差之罪者，明去掠盗理远，故从亲疏为差级，尊卑为轻重。依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