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唐长兴二年四月，禘享於太庙。
周显德五年六月，禘於太庙。先是，言事者以皇家宗庙无祧迁之主，不当行禘祫之礼。国子司业聂崇义以为前代宗庙，累迁及追尊未毁者，皆有禘祫，别援故事九条以为其证。曰：
魏明帝以景初三年正月崩，至五年二月祫祭，明年又禘。自兹以後，五年为常。且魏以武帝为太祖，至明帝始三帝而已，未有毁主而行禘祫，其证一也。
宋文帝元嘉六年，祠部定十月三日殷祠。其太学博士议禘云：“按禘祫之礼，三年一，五年再。”宋自高祖至文帝，才亦三帝，未有毁主而行禘祫，其证二也。
梁武帝用谢广议，三年一禘，五年一祫，谓之殷祭。禘祭以夏，祫祭以冬。且梁武乃受命之君，仅追尊四庙而行禘祫，则知祭者是追养之道，以时移节变，孝子感而思亲，故荐以首时，祭以仲月，间以禘祫，序以昭穆，乃礼之经也，非关宗庙备与不备，其证三也。
唐礼：贞观九年，将祔高祖於太庙，国子司业朱子奢请准礼立七庙；是时乃立六庙而行禘祫。今捡《会要》及《通典》并《礼阁新仪》，皆载此礼，并与《实录》符同。此乃庙亦未备而行禘祫，其证四也。
贞观十六年四月己酉，光禄大夫、宗正卿、纪国公段纶卒，太宗甚伤悼，为不视朝，将出临之，太常奏禘、祫祭致斋不得哭，乃止。此明太宗之时，宗庙未备实行禘祫，其证五也。
贞观二十三年，自九嵕葬回，迎神主於太极殿之西阶，日中行虞祭之礼。有司请依典礼以神主祔庙，高宗欲留神主於内寝，旦夕供食，申在生之敬。诏停祔礼。英国公李勣等抗表固请，曰：“窃以祖功宗德，饰终之明典；文昭武穆，严配之明训。”今停祔庙，奉徇哀情，直据典章，乖替为甚。又国哀已後，而庙停时祭，逾月之後，须申大祫。以唐礼九庙观之，自太宗已上，才足七庙。未有毁主，将申大祫，其证六也。
贞观十六年四月癸丑，有司言将行禘祭，依今礼，祫享功臣并得配享於庙廷，禘享则不配，请集礼官学士等议。太常卿韦挺议曰：“其禘及时享，功臣皆应不预。”故《周礼》六功之官，皆大烝而已。大烝，即祫祭也。梁初误禘功臣，左丞驳议，武帝允而依行。降及周、隋，俱遵此礼。窃以五年再禘，合诸天道，一大一小，通人雅论，小则人臣不预，大则兼及有功。今礼，禘无功臣，诚谓礼不可易。太宗改令从礼，载详此论，该晓历代，援据甚明。又贞观年中，累陈禘祫，其证七也。
高宗上元三年，有司祫享於太庙，上有七室，未有迁主。《通典》、《会要》及《礼阁新仪》具明此礼，其证八也。
中宗景龙三年八月，帝将祠南郊，欲以韦皇后助行郊礼，国子司业郭山等议云：“皇朝旧礼，圜丘分祭天地，唯有皇帝亲拜，更无皇后助祭之文。及时享并禘祫，亦无助祭之事。”今据中宗之代，国子祭酒等举禘祫之文，称是皇朝旧礼，又明太宗、高宗之朝，皆行禘祫，其证九也。
疏奏，从之。
宋制：三年一祫，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
仁宗嘉祐四年冬十月，大祫於太庙。
先是，上将亲祫，下礼官集议东乡之位。同判宗正寺赵良规请正太祖东乡位，而知太常礼院韩维以为宜如祖宗故事，虚东乡之位便。时礼官不敢决。乃与待制以上台谏官同议，曰：“太祖为受命之君，然僖祖以降，四庙在上，故大祫上列昭穆而虚东乡。魏、晋以来，己用此礼。今亲享之盛，宜如旧便。”诏恭依。
礼官张洞、韩维又言：“唐《郊祀志》载禘祫祝文，自献祖至肃宗所配皆一后，惟睿宗二后，盖昭成，明皇母也。《续曲台礼》有别庙皇后合食之文，盖未有本室，遇祫享即附祖姑下。所以大顺中，三太后配列禘祭。博士商盈孙以谓误认《曲台礼》意。每室既有定配，则馀后不当参列，请依奉慈例。”
学士承旨孙抃等八人曰：“《春秋传》‘大祫者何，合祭也。未毁庙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是以国朝事宗庙百有馀年，至祫之日，别庙后主皆升合食，非无典据。祥符五年己曾定议，礼官著酌中之论，先帝有‘恭依’之诏。他年有司摄事，四后合食。今甫欲亲祫，四后见黜，不亦疑於以礼之烦也？受命之君，以议礼制典为重，继体之君，以承志遵法为美。先帝议之制之，陛下承之遵之，臣曰可矣。宗庙之祭，至尊至重，苟未能尽祖宗之意，则莫若守其旧礼。疑文偏说，未可尽据。传曰‘祭从先祖’。又曰‘有其举之，莫敢废也’。臣等愚以谓如其故便。”
学士欧阳、脩吴奎等九人曰：“古者宗庙之制，皆一帝一后。後世有以子贵者，始著并祔之文，其不当祔者，则又有别庙之祭。本朝禘祫，乃以别庙之后列於配后之下，非惟於古无文，於今又有四不可。淑德，太宗之元配也，列於元德之下；章怀，真宗之元配也，列於章懿之下，一也。升祔之后，统以帝乐；别庙诸后，以本室乐，二也。升祔之后，同牢而祭，牲器祝册一统於帝；别庙诸后，乃从专享，三也。升祔之后，联席而坐；别庙诸后，位乃相绝，四也。章献、章懿在奉慈庙，每遇禘祫、本庙致享，最为得礼。若四后各祭於庙，则其尊自申，而於礼无参差不齐之失。以为行之已久，重於改作，则是失礼之举，无复是正也。请从礼官。”
於是刘敞特奏曰：“今群臣不务推原《春秋》之法，而独引後儒疑似之说；不务讲求本朝之故，而专倡异代难通之制；不务将顺主上广孝之心，而轻议宗庙久行之仪。欲摈隔四后，使永不得合食，臣切恨之。夫宗庙之礼，神灵之位，岂可使有後悔哉。当留圣念。”
初，上春秋高，议者恐上劳拜起，礼官遂造此议。上微闻之，及得敞奏，谓近臣曰：“朕初谓礼当然，苟以拜起为烦，朕犹能之，何惮也！”乃诏“别庙四后，祫享如旧，俟大礼毕，别加讨论。”
杨氏曰：伏读国朝《会要》仁宗皇帝嘉祐四年三月，内出御札曰：“惟祫享之义，著经礼之文。大祭，先王合食祖庙，盛迪尝之荐，深肃僾之怀，追孝奉先，莫斯为重。兹享之废，历年居多，有司所行，出於假摄，礼之将坠，朕深惜之。”大哉王言！此仁圣之君，至孝至敬之心之所形而不能自己也。当时建明此议出於富公弼，弼之言曰：“国朝三岁必亲行南郊之祀，其於事天之道，可谓得礼。独於宗庙，祇遣大臣摄行时享而已，亲祀未讲，诚为阙典。检书，今年冬至当有事於南郊，又孟冬亦当合享於太庙。欲望诏有司讲求祫祭大礼，所有降赦推恩，则并用南郊故事。”富公弼之言，可谓“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者也。夫圣王事亲如事天，事天如事亲，以祫享之礼，比於南郊，诚哉，是言也。然南郊推恩肆赦，本非古典，乃人主一时之优恩，其後遂以为故事。今孟冬祫享，冬至南郊，二大礼相继而并行，祫享推恩南，郊可复行乎？祫享肆赦，南郊可复行乎？南郊而不推恩肆赦，又非祖宗之故事，於是祫享之礼行，而南郊因而权罢，是虽有以尽宗庙亲祫之诚，而又失南郊祀天之礼，夫岂圣主之本心然哉？盖欲矫其轻，则事从其重，而遂至於过重，过重，则不可继也。夫因有原庙，则宗庙之礼必至於轻，欲矫其轻，则宗庙之礼必至於过重。不惟过重而已，自是亲祫止行於一时，而其後遂辍而不举，此则矫轻过重而终於不可继也。夫三年一祫，此宗庙祀典之大者，其实亦宗庙之常礼也。常礼，则非异事也，何欲矫其轻而遂至於过重，而终至於不可继哉。故曰“轻宗庙而重原庙”，其失一也。
神宗熙宁八年，太常礼院言：“已尊僖祖为太庙祖，孟夏禘祭，当正东向之位。”又言：“太庙禘祭神位，己尊始居东乡之位，自顺祖而下，昭穆各以南北为序。自今禘祫，著为定礼。”诏恭依。
元丰四年，详定郊庙奉祀礼文所言：“禘祫之义，存於《周礼》、《春秋》，而不著其名。行礼之年，经皆无文，唯《公羊传》曰：‘五年而再盛祭。’《礼纬》曰：‘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而郑氏、徐邈又分为二说。为郑氏之说，则曰‘前三後二’，谓禘後四十二月而祫，祫後十八月而禘。为徐邈之说，则曰‘前二後三’，谓二祭相去各三十个月。驳郑氏者，则曰‘三年而祫，为月有余；二年而禘，为月不足。’驳徐氏者，则曰‘禘在祫前，则是三年而禘，祫在禘後，则是二年而祫。’以二说考之，惟郑氏曰：‘鲁礼，三年丧毕，祫於太庙，明年禘於群庙，自尔之後，五年而再盛祭，一祫一禘。’由此言之，郑氏依仿鲁礼，推明王制，实为有据。本朝庆历初用徐邈说，每三十月一祭。熙宁八年，既禘又祫，此有司之失也。请今十八月而禘，禘四十二月而祫，庶几举礼不繁，事神不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