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宝八载制：国家系本仙宗，业承圣祖。自今以後，每禘祫并於太清宫圣祖前设位序正，上以明陟配之礼，钦若元宗，下以尽虔恭之诚，无违至道。比来每缘禘祫，其常享则停，事虽適於从宜，礼或亏於必备。己後每缘禘祫，其常享无废，享以素馔，三焚香，以代三献。
致堂胡氏曰，唐非李聃之裔，而以聃为祖，孝子慈孙岂忍为也！使聃而果祖也，犹非所自出之帝，不得与合食之享。况非其祖而加之祖考之上，是有两姓之庙也。此唐世典礼之大失，而当时无一人言者。君好谀而臣献谄，故虽以他人为祖，而终不得知，又况其馀乎！
德宗贞元七年，太常卿裴郁奏曰：“国家诞受天命，累圣重光，景皇帝始封唐公，实为太祖。中间世数既近，在三昭三穆之内，故皇家太庙，惟有六室。其弘农府君、宣光二祖，尊於太祖，亲尽则迁，不在昭穆之数。著在礼志，可举而行。开元中，加置九庙，懿、献二祖，皆在昭穆，是以太祖景皇帝未得居东向之尊。今二祖己祧，九室惟序，则太祖之位，又安可不正。伏以太祖上配天地，百代不迁而居昭穆，献、懿二祖，亲尽庙迁而居东向，徵诸故实，有所未安。请下百僚佥议。”敕旨依。
礼，禘祫，太祖位於西而东向，其子孙列为昭穆，昭南向，而穆北向。虽己毁庙之主，皆出而序於昭穆。殷、周之兴，太祖世远，而群庙之主皆出其後，故其礼易明。汉、魏以来，其兴也暴，又其上世微，故创国之君为太祖，而世近毁庙之主，皆在太祖之上，於是禘祫不得如古，而汉、魏之制，太祖而上毁庙之主，皆不合食。唐兴，以景皇帝为太祖，而世近在三昭三穆之内，至禘祫，乃虚东向之位，而太祖与群庙列於昭穆。代宗即位，祔元宗、肃宗而迁献祖、懿祖於夹室，於是太祖居第一室，禘祫得正其位而东向，而献、懿不合食。建中二年，太学博士陈京请为献祖、懿祖立别庙，至禘祫则享。礼仪使颜真卿议曰：“太祖景皇帝居百代不迁之尊，而禘祫之时，暂居昭穆，屈己以奉祖宗可也。”乃引晋蔡谟议，以献祖居东向，而懿祖、太祖以下左右为昭穆。由是议者纷然。贞元七年，太常卿裴郁议，以“太祖百代不迁，献、懿二祖亲尽庙迁而居东向，非是。请下百僚议。”工部郎中张荐等议与真卿同。太子左庶子李嵘等七人：“曰真卿所用，晋蔡谟之议也。谟为‘禹不先鲧’之说，虽有其言，当时不用。献、懿二祖，宜藏夹室，以合《祭法》‘远庙为祧’，而‘坛、墠有祷则祭。无祷则止’之义。”吏部郎中柳冕等十二人曰：“《周礼》有先公之祧，迁祖藏於后稷之庙，其周未受命之祧乎？又有先王之祧，其迁主藏於文、武之庙，其周已受命之祧乎？今献祖懿、祖犹周先公也，请筑别庙以居之。”司勋员外郎裴枢曰：“建石室於寝园，以藏神主，至禘祫之岁则祭之。”考功员外郎陈京、同官县尉仲子陵皆曰：“迁神主於德明、兴圣庙。”京兆少尹韦武曰：“祫则献祖东向，禘则太祖东向。”十一年，左司郎中陆淳曰：“议者多矣，不过三而已。一曰复太祖之正位，二曰并列昭穆而虚东向，三曰祫则献祖、禘则太祖，迭居东向而复正太庙之位为是。然太祖复位，则献、懿之主，宜有所归：一曰藏诸夹室，二曰置之别庙，三曰迁於园寝，四曰祔於兴圣。然而藏诸夹室则无享献之期，置之别庙则非《礼经》之文，迁於寝园则乱宗庙之仪，唯祔於兴圣为是。”至十九年，左仆射姚南仲等献议五十七封，付都省集议。户部尚书王诏等五十五人，请迁懿祖祔兴圣庙。议遂定。由是太祖始复东向之位。
四门博士韩愈献议曰：“今辄先举众议之非，然而申明其说。一曰献、懿庙主宜永藏之夹室，臣以为不可。夫祫者，合也，毁庙之主，皆当合食於太祖，献、懿二祖即毁庙主也，今虽藏於夹室，至禘祫之时，岂得不食於太庙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祭焉，不可谓之合矣。二曰献、懿庙主宜毁之瘗之，臣又以为不可。谨按《礼记》，天子立七庙，一坛一墠，其毁庙之主皆藏於祧庙，虽百代不毁，祫，则陈於太庙而享焉。自魏、晋已降，始有毁瘗之议，事非经据，竟不可施行。今国家德厚流光，创立九庙，以周制推之，献、懿二祖犹在坛墠之位，况於毁瘗而不禘祫乎？三曰献、懿庙主宜各迁於其陵所，臣又以为不可。二祖之祭於京师，列於太庙也，二百年矣。今一朝迁之，岂惟人听疑，抑恐二祖之灵，眷顾依违不即享於下国也。四曰献、懿庙主宜祔於兴圣庙而不禘祫，又以为不可。《传》曰‘祭如在’。景皇帝虽太祖，其於属乃献、懿之子孙也，今欲正其子东向之位，废其父之大祭，固不可为典矣。五曰献、懿二祖宜别立庙於京师，臣又以为不可。夫礼有所降，情有所杀，是故去庙为祧，去祧为坛，去坛为墠，去墠为鬼，渐而愈远，其祭益稀。昔者鲁立炀宫，《春秋》非之，以为不当，取己毁之庙，既藏之主，而复筑宫以祭。今之所议，与此正同。又虽违礼立庙，至於禘祫也，合食，则禘无其所，废祭，则於义不通。此五说者，皆所不可。故臣博采前闻，求其折中，以为殷祖元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为帝。又其代数已远，不复祭之，故太祖得正东向之位，子孙从昭穆之列。礼所称者，盖以纪一时之宜，非传於後代之法也。《传》曰‘子虽齐圣，不先父食’，盖言子为父屈也。景皇帝虽太祖也，其於献、懿则子孙也，当禘祫之时，献祖宜居东向之位，景皇帝宜从昭穆之列，祖以孙尊，孙以祖屈，求之神道，岂远人情？又常祭甚众，合祭甚寡，则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比於伸孙之尊、废祖之祭，不亦顺乎！”
朱子《韩文考异》曰：今按韩公本意，献祖为始祖，其主当居初室，百世不迁。懿祖之主，则当迁於太庙之西夹室，而太祖以下，以次列於诸室。四时之享，则唯懿祖不与，而献祖、太祖以下各祭於其室。室自为尊，不相降厌，所谓所伸之祭常多者也。禘祫，则唯献祖居东向之位，而懿祖、太祖以下皆序昭穆，南北相向，於前所谓祖以孙尊，孙以祖屈，而所屈之祭，常少者也。韩公礼学精深，盖诸儒所不及，故其所议独深得夫孝子慈孙报本反始，不忘其所由生之本意，真可为万世之通法，不但可施於一时也，程子以为不可漫观者，其谓此类也欤！但其文字简严，读者或未遽晓，故窃推之，以尽其意云。
贞元十二年，祫祭太庙。近例，祫祭及亲拜郊，令中使引传国宝至坛所，昭示武功。至是上以传国大事，中使引之非宜，乃令礼官一人，就内库监引领至太庙焉。
昭宗大顺元年，将行禘祭，有司请以三太后神主祔享於太庙，三后者，孝明太皇太后郑氏（宣宗母）、恭僖皇太后王氏（敬宗母）、正献皇太后韦氏（文宗母）。三后之崩皆作神主，有故不当入太庙。当时礼官建议，并置别庙，每年五享，三年一禘，五年一祫，皆於本庙行事，无奉神主入庙之文。至是乱离之後，旧章散失，礼院凭《曲台礼》，欲以三太后祔享，太常博士殷盈孙献议非之（议见《后妃庙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