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帝二年，诏曰：“廼十一月晦，日有食之。二三执政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正朕之不逮。”
十五年，诏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上亲策之，傅纳以言。
贾山《至言》：“今陛下念思祖考，述追厥功，图所以昭光洪业休德，使天下举贤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曰：‘将兴尧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选其贤者使为常侍、诸吏，与之驰驱射猎，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堕於事也，诸侯闻之，又必怠於政矣。臣闻山东吏布诏令，民虽老羸癃疾，扶杖而往听之，愿少须臾毋死，思见德化之成也。今功业方就，名闻方昭，四方乡风，今从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与之日日猎射，击兔伐狐，以伤大业，绝天下之望，臣窃悼之。《诗》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臣不胜大愿，愿少衰射猎，以夏岁二月，定明堂，造大学，修先王之道。风行俗成，万世之基定，然後唯陛下所幸耳。古者大臣不媟，故君子不常见其齐严之色、肃敬之容，大臣不得与宴游，方正修洁之士不得从射猎，使皆务其方以高其节，则群臣莫敢不正身修行，尽心以称大礼。如此，则陛下之道尊敬，功业施於四海，垂於万世子孙矣。诚不如此，则行日坏而荣日灭矣夫。士修之於家，而坏之於天子之廷，臣窃愍之。陛下与众臣宴游，与大臣方正朝廷论议。夫游不失乐，朝不失礼，议不失计，轨事之大者也。”
按：山之言固善矣，然古者内外庭不分，人主出入起居，皆与贤士大夫游，故文帝视朝而受郎官止辇之言，驰坂而受袁盎揽辔之谏，盖使其日侍左右，得以随事纳规，则未为无补，乃盛世事也。至武帝时，侍中分掌乘舆服物，下至亵器虎子之属，孔安国以儒者为侍中，特听掌御唾壶，则其媟慢已甚。然有臣如汲长孺，则帝虽雄暴，而所以礼遇之者，特出丞相大将军之上。盖所以取重者存乎其人，固不因亲近而遂至於玩狎也。後世此意不存，人主亲士大夫之时少，亲宦官、宫妾之时多，虽辅弼股肱之臣，亦不过质明趋朝，鞠躬屏息，搢笏奏事，卑卑而前，数语即退，而所与游处亲密者，皆嬖幸近习之流耳。况贤良方正之士，脱迹草莱而观光上国，其视黄屋之後尘、重瞳之睟表，远在雲霄之上，势分隔而情意日疏，等威严而震怖易起，所谓临轩详延之事，特具文耳，安得如汉世之日近清光，而得以时效忠谠乎？然则山所言愿少弛击狐伐兔之事，而讲求立经陈纪之计，诚为至当之论；至谓必使大臣不得预宴游，方正修洁之士不得从射猎，然後可以建功业，则非古义也。又曰：“夫士修之於家，而坏之於天子之廷。”夫所谓贤良方正者，取其能直言极谏，以劘切上躬耳。今反为人主宴游射猎所蛊而坏之，则何以谓之贤良方正乎？汲黯、魏徵之流，岂以日侍游猎之故而遂不能正其身、高其节乎？
又按：《晁错传》言：文帝时，诏有司举贤良文学士，错在选中。对策者百馀人，惟错为高第，迁中大夫。错未举贤良时，己为太子家令，上书言事，帝赐玺书宠答曰：“皇帝问太子家令：上书言兵体三章，闻之。书言：‘狂夫之言，而明主择焉。’今则不然。言者不狂，而择者不明，国之大患，故在於此。使夫不明择於不狂，是以万听而万不当也。”则帝於言事之微臣，所以尊崇之者至矣，未尝有媟慢之意，如山所言也。制策略谓：“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宁，四者之阙，悉陈其志，毋有所隐。上以荐先帝之宗庙，下以兴愚民之休利，著之於篇，朕亲览焉。观大夫所以佐朕，至与不至，书之，周之密之，重之闭之，兴自朕躬，大夫其正论，毋枉执事。呜呼，戒之！二三大夫其帅志毋怠！”则其所以虚心诏访者，尤为恳恻。然观错所对，言“五帝神圣，其臣莫及，陛下神明德厚，不下五帝，执事之臣莫能望清光，陛下不自躬亲，而待不望清光之臣，臣窃恐神明之遗也。”大概皆导谀纳谄之言，殊辜帝孜孜访求之本意，反不如为太子家令时所言劝农、备边之策为确实也。错在高第而所对如此，则其馀百馀人者可知。然则贤良方正负文帝，帝未尝负贤良方正也。
孝武建元元年，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
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後百数，而董仲舒以贤良对策（仲舒，孝景时为博士），天子览其对而异焉，乃复策之，对毕，复策之，遂以为江都相。辕固，帝初即位时，以贤良徵，诸儒嫉毁，言固老，罢归之。
帝初即位，诏天下举方正贤良文学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事，言得失，自衒鬻者以千数，其不足采者，辄报闻罢
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
先公曰：“此行仲舒之言也，卫绾特使之书奏耳。建白大义，岂绾所能辨哉！武帝年未二十，而奋然知所决择如此，可谓英主矣。然辕固以老而见弃，庄助以容悦见录，仲舒虽殷勤三策，而不能引以自近也。以举贤良一事考之，帝终身之得失皆可推矣。”
元光五年，诏策贤良。帝初即位，招贤良文学士，时公孙弘年六十，以贤良徵为博士，使匈奴，还报，不合意，上怒，以为不能，弘乃移病免归。至是，复徵贤良文学，菑川国复推上弘，弘谢曰：“前己尝西，用不能罢，愿更选。”国人固推弘，弘至太常，上策诏诸儒，弘奏对。时对者百馀人，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对为第一，召入见，容貌甚丽，拜为博士，待诏金马门。
按：《武帝本纪》言元光元年策贤良，所载制策与《公孙弘传》所载文小异。弘对策在元光五年，而本纪又於制策之末称董仲舒、公孙弘出焉。按：仲舒对策在建元元年，俱不在元光元年，本纪误。
弘初以贤良徵为博士，後罢归，再以贤良徵，方对策。然则贤良之未对策者，亦可以为博士欤？董仲舒、辕固亦皆先为博士，後举贤良。
按：西都贤良策之载於史者，晁、董、公孙、杜钦、谷永、杜邺而己。仲舒最醇正，又值武帝即位之始，初心清明，故异其对，而复再三询叩，得以罄其所学。弘素曲学，又值不称旨罢免之馀，宜其姑为平缓无忤之说以取容，自不足责。晁错知治体，善议论，非弘之比，又遇谦恭好问之主如文帝，且己尝受知，辱眷於太子家令，言事之时，又非如仲舒泛泛下僚，猝奉大对之比，乃谆复乎五帝神圣之说，赞颂不容口而略无建明，惜哉！钦、永阿王氏，论益卑矣。邺指陈外戚，讥切丁、傅，稍不负方正之名。王吉、贡禹之正大，朱雲、何武之刚方，必有嘉论，惜史逸其传云。
昭帝始元元年，遣故廷尉持节郡国，举贤良。
五年，诏令三辅、太常举贤良各二人。
六年，诏有司问郡国所举贤良文学民所疾苦，议罢盐铁、榷酤。
有司者，丞相车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也；贤良、文学者，茂陵唐生、鲁国万生、中山刘子、九江祝生与其徒六十馀人也。其建议之首曰：“有诏书，使丞相、御史与所举贤良、文学语，问民间所疾苦。”文学对曰：“窃闻治人之道，防淫泆之原，广道德之端，抑末利而开仁义，毋示以利，而後教化可兴，风俗可移也。今郡国有盐铁酒榷均输，与民争利，散敦厚之朴，成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趋末者众，愿悉罢之。”御史大夫桑弘羊难之，以为此国家大业，所以制四夷、安边足用之本，罢之不便。
按：自孝文策晁错之後，贤良方正皆承亲策，上亲览而第其优劣。至孝昭，年幼未即政，故无亲策之事，乃诏有司问以民所疾苦。然所问者盐铁、均输、榷酤，皆当时大事，令建议之臣与之反覆诘难，讲究罢行之宜，卒从其说，为之罢榷酤。然则虽未尝亲奉大对，而其视上下姑相应以义理之浮文者，反为胜之。国家以科目取士，士以科目进身者，必如此然後为有益於人国耳（贤良及大夫问难本末，见《征榷考》）。
宣帝本始四年，郡国地震，诏令三辅、太常、内郡国举贤良方正各一人。
地节三年，诏令内郡国举贤良方正可亲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