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言者云：“今之诗赋，虽未近古，然亦贯穿六艺，驰骋百家，拘以骈俪之制，研精覃思，始能成章。惟经义一科，全用套类，父兄相授，囊括冥搜，片言只字，不脱毫分，溢箧盈箱，初无本领，旅进场屋，鲜有出於揣拟之外，天下士子，谁务实学哉！望令有司，所出《六经》题目，各於本经摘出两段文意相类者，合为一题，庶几实学得尽己见，而挟册雠伪者或可退听。”从之。
嘉泰元年，起居舍人章良能陈主司三弊：一曰沮抑词赋太甚，既暗削分数，又多置下陈；二曰假借《春秋》太过，诸处解榜，多寘首选；三曰国朝正史与实录等书，人间私藏，具有法禁，惟公卿子弟，或因父兄得以窃窥，有力之家，冒禁传写，而有司乃取本朝故事，藏匿本末，发为策问，寒远之士，无繇尽知。请自今诗赋纯正者，寘之前列，《春秋》卓异者，不妨巍占，若所作无异诸经，自当杂定高下。其策题并须明白指问。诏从之。
开禧二年，诏诸道运司、州、府、军、监：“凡发解举人合格试卷姓名，类申礼部，候省试中，牒发御史台，同礼部长贰参对字画，关御药院内侍照应。廷试字画不同者，别榜駁放。”
旧制，秋贡、春试皆置别头场，以待举人之避亲者。自缌麻以上亲及大功以上婚姻之家，皆牒送，惟临轩亲试，谓之“天子门生”，虽父兄为考官，亦不避。是年，始因议臣有请，诏自今在朝官有亲属赴廷对者，免差考校。
开禧元年，检详毛宪为考官，其子自知以迎合用兵冠多士。韩侂胄既败，乃用言者奏，夺宪次对，而降自知为第五甲末。
嘉定十五年，秘书郎何淡言：“祖宗旧制，诸科举人问大义十道，能以本经注疏对，而加之以文辞润色者为‘上’；或不指明义理，但引注疏及六分者为‘粗’；其不识本义，或连他经文义乖戾、章句断绝者‘否’。夫经本注疏，则学有源流；文先义理，则士有器识。而今之时文，束於命题之短长，狃於立说之关键，而有司强裂句读，专务断章，是在我者己先离绝旨意，破碎经文，则何以责其尽合於大义哉？望诏有司革去旧习，使士子去机巧而深义理，考注疏而辩异同，明纲领而识体要，则实学之士出矣。”诏从之。
新进士旧有期集，渡江後，置局於贡院，特旨赐之餐钱，集英殿赐第之三曰赴焉。上三人得自择同升之彦，分职有差。朝谢後，拜黄甲，其仪：设褥於堂上，东西相向，皆再拜；拜已，择榜中年长者一人，状元拜之；复择最少者一人，拜状元。所以侈宠灵、重好会、明长少也。又数日，赴国子监谒谢先圣、先师，用释奠礼。遂赐闻喜宴，侍从已上及知举官、馆职皆预焉。
试刑法者，亦自熙、丰间始。旧附铨试院，兵火後权停，绍兴三年始复，後又降敕别差试官二员，专撰刑法问题，号为假案。其合格分数，例以五十五通作十分为率，五分以上入第二等下（系二十七通七釐半），四分半以上入第三等上（系二十四通七釐半），四分以上入第三等中（系二十二通以上），凡试入二等者，选人改京秩，盖赵忠简为相，以刑名之学其废日久，故白请优之，今遂为大理评、丞之选。四年制置司请每三年就类省试院别差刑法官二员校试。从之。
新科明法者，熙宁间改旧明法科为之。崇宁初废，取其解省额归礼部。建炎二年正月，大理少卿吴瓌言：“法官阙人，请复此科，许进士尝得解贡人就试。”从之。
绍兴十一年，始就诸路秋试，每五人解一名，省试七人取一名，皆不兼经。明年御试，御药院请分为第二等，第一等本科及第，第二等本科出身。十四年七月，言者以为滥，请解、省试各递增二人（解试七人取一，省试九人取一），所试断案刑名通粗，以十分为率，断案及五分、《刑统》义文理俱通者为合格，无则阙之，仍自後举兼经。十六年二月，遂罢之，迄今不复置矣。
新科明法，始就诸道秋试，每各五人解一，省试十取其一。御药院又拟恩例，第一等赐本科及第，第二等本科出身。後三岁，议者谓得解人取应，更不兼经，白身得官反易於有官试法。乃诏自今断案、刑名通粗以十分为率，断及五分、《刑统》义文理全通为合格，及虽全通而断案不及分数者勿取，仍自後举兼经。
淳熙七年，秘书郎李巘言：“汉世仪、律、令同藏於理官，而决疑狱者必传以古义。祖宗朝，诏学究兼习律令，而废明法科；後复明法，而以三小经附，盖欲使经生明法，法吏通经。今所试止於断案、律义，断案稍通，律义虽不成文，亦得中选，故法官罕能知书。谓宜使习太法者兼习经义，参考优劣，以定去留。”上曰：“古之儒者以经术决狱，若用俗吏，必流於刻。宜如所奏。”乃诏自今第一、第二、第三场试断案，再场各三道；第四场试大经义一道、小经义二道；第五场试《刑统》律义五道。明年，诏断案三场，每场止试一道，每道刑名十件，与经义通取，四十分已上为合格。经义定去留，律义定高下。
嘉定二年，臣僚上言：“棘寺官属，颇难其人，狱案来上，致多差舛，其原在於习法之不精，试法之不详也。自昔设科，本以六场引试，内断案五场，各以刑名八件计四十通，律义一场计十通，断案以试其法令，律义以试其文理。自後有欲便其所习，始增经义一场，而止试五场，律义又居其一，断案止三场而已，殊失设科之初意。金科玉条，琐密繁碎，自非终日研究，未易精熟，乃牵於程文，以移其功。考试主文，类多文士，轻视法家，惟以经义定去留，其弊一也。法科之设，正欲深明宪章，习熟法令，察举明比附之精微，识比折出入之错综，酌情法於数字之内，决是非於片言之间。政和、绍兴案题字不过五七百，多不满千；比年不求题意之精密，专务繁冗以困人，敷衍支离，动辄二千字。自朝至於日中昃，仅能誊写题目，岂暇深究法意？其弊二也。进士考官，凡有出身皆可充选；刑法考官，不过在朝曾中法科丞、评数人，由是请托之风盛，换易之弊兴，其弊三也。臣以为宜罢去经义，仍分六场，以五场断案、一场律义为定。所问法题，稍简其字数，而求精於法。试官各供五六题，纳监试或主文临期点定。如是，则谳议得人矣。”从之。六年，议者云：“今止试《刑统》，是尽废义理，而专以法律为事，杂流进纳之人皆得就，又可径除职事官，非所以重科目、清班缀也。请复试经义一场，以《尚书》、《语》、《孟》题各一篇，与刑统大义通为五场；所出经题，不必拘刑名伦类，以防预造。杂流入赀人毋得收试。”
文武杂试‖高宗建炎元年，追复祖宗故事，於科举之外有文武杰特者，试而官之。时郡国荐士四人適至，命中书省各试策一道。何烈对策，依廷试礼称“臣”，上以其寒远，一体推恩。既而有言其疏者，於是降充末名，补下州文学，考官汪藻等皆坐黜。而军中便宜借补者众，诏内有武勇之人，委诸道提刑、安抚司依弓马所格法比试，合格人赴御营使司审试，拟定名目，上大省部，给进武、进义校尉两等文帖换授。既而上言者云：“立功之人色目不一，或输家财助国，或赍蜡弹，冒险阻，或以进言献策。今率试以弓马，而旧补授至升朝官、大使臣者，例得校尉，未为允惬。宜令借补文臣，试兵书战策，以为殿最，馀并验实免试注官。”
东莱吕氏曰：“取士科目，自夏商以前，不见於经，其可见者，至周始有。自周後数千载，凡其间废置、沿革、轻重，就所偏者看，皆自可考；然而考论须见得所以废置、因革、轻重之所以然。以大略观之，大抵向前重，向後愈轻。且如《周礼》以乡三物教民，谓之宾兴，只看‘宾’之一字，当时盖甚尊士。详考前一段，他是一个本末度数精详具备，固不必说；只看他‘宾兴之，三年大比，献贤能之书於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内史贰之’，如此其重。及至後世，如饮墨水，如夺席、脱容刀，如棘围，如糊名，若防奸盗然。为士者须深思其故：何故古如此重，後世如此轻？须当深究之。三代之时，士一个进修之至，惟上之人自求之，故如此重。又须看当时之於士，待之甚重，而考之则甚详；後世待之既轻，考之又略。且如《王制》论乡秀士升於司徒，曰选士；司徒又论其士之秀者而升之学，曰俊士，然後方免其徭役；大乐正又论造士之秀者升诸司马，曰进士，这里方可受爵禄。司马，政官也，以其可使从政也。凡经四级，然後始可从政。然犹未也，司马又辨论官材，论其贤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论，论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待其位定，始与之以禄。一人之身，未入仕之前凡经四级，已入仕之後凡经三级。经七级，然後始得禄。其考之之详如此。成周之时，见得官爵皆天位天禄，不敢轻授。至後世，与之甚遽，全以文字高下为进退，盖有以一日之长而决取终身之富贵者。当时考之甚详如此，然论其大略，汉唐以来，大抵自重而渐轻，自缓而渐速。由汉以来，虽不能如三代拜受之礼，然犹州长身劝为之驾，虽以当时号为谄谀如公孙弘者，犹是乡人劝勉而来，未尝自进。到得後来，唐始令投牒自进，而士始渐轻，此所谓‘自重而渐轻’。自汉至唐，进士登第者尚未释褐，或是为人所论荐，或再应皆中，或藩方辟举，然後始得释褐。至本朝始，放进士及第即放释褐，此所谓‘自缓而渐速’。科目虽多，其间历代常行自有数。自汉至隋以前，惟孝廉与秀才常行；自隋唐至本朝，惟进士、明经常行；至熙宁後，王荆公用事，改取士之法，自是进士独存，明经始废（熙宁四年，明经科废罢），此其大略可见。其次便是制科。制科却历代常行不废，汉则因事而举，六朝亦间举，至唐及本朝亦未尝废；到得熙宁间，王荆公得政，孔文仲对策议新法，制科始罢。至元祐初，又再复得两三举，至绍圣初，章惇为相，欲行荆公法，又再罢（景德四年，帝曰“比设此科，欲求才识，若但考文义，苟有济时之用安得知？今策问宜用经义，参之时务。”熙宁二年，贤良孔文仲考入第三等，诏“毁薄时政，不足收录，告示发付本任。”天圣八年，茂才富弼，景祐二年，体用吴育；景祐六年，贤良苏辙、苏轼）。大抵三代之时，不专是语言文章，至汉以来，则有所谓射策、对策，是时已成科举之习，虽然，尚理会经义，又与时议。到隋炀帝之时，风俗浮华，始有进士之科，方有律赋。自唐以来，孝廉、秀才之科尚在，但只是明经、进士二科盛而秀、孝衰。是时，有记问者则得明经，有辞藻者则得进士。当时南北未分，两边各自设科。既分之後，後周进士未设，尚自理会秀、孝二科。是时，南人高南师，北人高北师，各守家法，莫之能定，当时主司有欲优劣之者，反为所难。隋炀帝时，风俗浮华，进士科始立。至唐初间，进士、明经都重；及至中叶以後，则进士重而明经轻，盖当唐之时，文华之士多了，故如此。到得本朝，待遇不同，进士之科往往皆为将相，皆极通显；至明经之科，不过为学究之类。当时之人为之语曰：‘焚香取进士，嗔目待明经。’才设进士试时，便设香案，有拜跪之礼；才到明经试时，则设棘监守，惟恐他传义。当时进士却有帖经之制，他文士都不屑去记这传义，於是有赎帖。才是进士科试帖经，不知是或作一篇文，或作一赋，便可赎帖经。及至熙宁间，荆公罢词赋，帖经、墨义并归进士一科，齐、鲁、河朔之士往往守先儒训诂，质厚不能为文辞，所以自进士科一并之後，榜出多是南人预选，北人预者极少。自哲庙以後，立齐、鲁、河朔五路之制，凡是北人皆别考，然後取人南北始均。庆历中，范文正公、富公、韩魏公执政，欲先试论策，使工文辞者言古今治乱，简其程式，使得以逞，问以大义，使不专记诵，自是古文渐复。一年而三公皆罢政，此制遂停。王文正公为相，南省试进士《当仁不让於师论》，贾时边、李迪皆有名场屋，及榜出，二人不与。试官取其文观之，李以落韵，边以‘师’为‘众’，与注疏异，特奏令御试。王文公以为落韵者不审尔。若舍注疏而立说，不可许，遂取李黜边。前辈之守注疏如此严。至王荆公始以注疏不可用，作《三经说》，令天下非从《三经》者不预选；罢词赋，又以《春秋》有《三传》难通，罢之。至元祐间，始复词赋，增《春秋》。又至绍圣，章惇执政，欲复介甫法，遂复罢词赋，去《春秋》。後来至钦宗，又始复元祐制（太平兴国三年，诏律赋以平仄次用韵。天圣五年，诏参考策论。庆历四年，宋祁等言“使士皆土著，而教之以学校。先策论，则文辞者留心於治乱；简其程式，则宏博者得以骋；问以大义，则执经者不专於记诵。赋许依放唐人赋。”诏颁下。庆历五年，诏进士诸科如旧制考校注云。先是，颁行宋祁等新制，上封者言非便，熙宁四年，诏进士罢诗赋、帖经、墨义，各令占一经，并《论语》、《孟子》。诸科稍令改进士科）。大抵须是有乡举里选底风俗，然後方行得乡举里选之制。所以杨绾复乡举里选，未几停罢，缘是未有这风俗。今已为士，须思所以为风俗者何由，又须深察三代之所以厚而後世之所以薄者何故，则亦庶乎复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