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官凡四十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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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鼎中，博士徐偃使行风俗，矫制，使胶东、鲁国鼓铸盐铁，还，奏事，徙为太常丞。御史大夫张汤劾偃矫制大害，法至死。有诏下终军问状，军诘偃：“胶东南近琅琊，北接北海，鲁国西枕泰山，东有东海，受其盐铁。偃度四郡口数田地，率其用器食盐，不足以并给二郡邪？将势宜有馀，而吏不能也？何以言之？偃矫制而鼓铸者，欲及春耕种赡民器也。今鲁国之鼓，当先具其备，至秋乃能举火。此言与实反者非（重问之）？偃已前三奏，无诏（不报听也），不惟所为不许（惟，思也），而直矫作威福，以从民望，千民采誉，此明圣之所必诛也。偃矫制颛行，非奉使体，请下御史徵偃即罪。”上善其请，奏可。
昭帝始元六年，诏郡国举贤良文学之士，问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对愿罢盐铁、酒榷、均输，毋得与天下争利，视以俭勤。御史大夫桑弘羊难，以为此国家大业，所以制四夷，安边足用之本，不可废也。
弘羊言：“往者豪强之家得管山海之利，采石鼓铸、煮盐，一家聚或至千馀人，大抵尽流放之人，远去乡里，弃坟墓，依倚大家，相聚深山穷泽之中，成奸伪之业。家人有宝器，尚犹柙而藏之，况天地之山泽乎？夫权利之处，必在山泽，非豪人不能通其利。异时盐铁未笼，布衣有朐邴，人君有吴王，专山泽之饶，薄赋其人，赡穷乏以成私威，私威积而逆节之心作。今纵人於权利，罢盐铁以资强暴，遂其贪心，众邪群聚，私门成党，则强御日以不制，而并兼之徒奸形成矣。盐铁之利，佐百姓之急，奉军旅之费。不可废也。”文学曰：“庶人藏於家，诸侯藏於国，天子藏於海内。是以王者不蓄，下藏於民，远争利，务民之义，利散而人怨止。若是，虽汤、武生存於代，无所容其虑。工商之事，欧冶之任，何奸之能成？三桓专鲁，六卿分晋，不以盐铁。故权利深者，不在山海，在朝廷；一家害百家，在萧墙，不在朐邴。”大夫曰：“山海有禁而人不倾，贵贱有平而人不疑。县官设衡立准，而人得其所，虽使五尺童子適市，莫之能欺。今罢之，则豪人擅其用而专其利也。”文学曰：“山海者，财用之宝路也。铁器者，农之死士也。死士用则仇雠灭，田野辟而五榖熟。宝路开则百姓赡而人用给，人用给则富国而教之以礼。礼行则道有让，而人敦朴以相接而莫相利也。夫秦、楚、燕、齐，士乃不同，刚柔异气，巨小之用，倨勾之宜，党殊俗异，各有所便。县官笼而一之，则铁器失其宜，而农人失其便。器用不便，则农夫罢於野而草莱不辟，草莱不辟则人困乏也。”大夫曰：“昔商君理秦也，设百官之利，收山泽之税，国富人强，蓄积有馀。是以征伐敌国，攘地斥境，不赋百姓，军师以赡。故利用不竭而人不知，地尽西河而人不苦。今盐铁之利，所佐百姓之急，奉军旅之费，务於蓄积，以备乏绝，所给甚众，有益於用，无害於人。”文学曰：“昔文帝之时，无盐铁之利而人富，当今有之而百姓困乏，未见利之所利而见其所害。且利非从天来，不由地出，所出於人间而为之百倍，此计之失者也。夫李梅实多者，来年为之衰；新榖熟，旧榖为之亏。自天地不能满盈，而况於人乎？故利於彼者必耗於此，犹阴阳之不并曜，昼夜之代长短也。商鞅峭（七叫反）法长利，秦人不聊生，相与哭孝公，其後秦日以危。利蓄而怨积，地广而祸构，恶在利用不竭乎？”於是丞相奏曰：“贤良、文学不明县官事，猥以盐铁为不便。宜罢郡国榷酤酒关内铁官。”奏可。於是利复流下，庶人休息。
宣帝地节四年，诏：“盐，民之食，而贾咸贵，其减天下盐贾。”
元帝初元五年，罢盐铁官。
永光二年，复盐铁官。
成帝绥和二年，赐丞相翟方进策曰“百僚用度各有数。君增益盐铁，更变无常。朕既不明，随奏许可”，云云。方进自杀。
东汉郡有盐官、铁官者，随事广狭置令长及丞。本注曰：“凡郡县出盐多者，置盐官主盐税；出铁多者，置铁官主鼓铸。”
明帝时，官自鬻盐。
时榖贵，县官给用不足。尚书张林言：“盐，食之急，虽贵，人不得不须，官可自鬻。”诏诸尚书通议。朱晖等言：“盐利归官，则人贫怨，非明主所宜行。”帝卒以林言为然。
永平十五年，复置涿郡故安铁官。
肃宗建初中，议复盐铁官，郑众谏，以为不可。诏数切责，至被奏劾。众执之不移，帝不从。
按：盐铁官，显宗已尝置矣，今言复，岂中间尝罢邪？
和帝即位，罢盐铁禁。
诏曰：“昔孝武皇帝致诛胡、越，故榷收盐铁之利，以奉师旅之费。自中兴以来，匈奴未宾，永平末年，复修征伐。先帝即位，务休力役，然犹深思远虑，安不忘危，探观旧典，复收盐铁，欲以防备不虞，宁安边境，而吏多不良，动失其便，以违上意。先帝恨之，故遗戒郡国罢盐铁之禁，纵民煮铸，入税县官如故事。其申敕刺史、二千石，奉顺圣旨，勉行德化，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献帝建安初，置使者监卖盐。
时关中百姓流入荆州者十馀万家，及闻本土安宁，皆企愿思归，而无以自业。於是卫觊议，以为：“盐者，国家之大宝，自丧乱以来放散，今宜依旧置使者监卖，以其直益市犁牛。百姓归者，以供给之，劝耕积粟，以丰实关中。远者闻之，必多竞还。”魏武於是遣谒者仆射监盐官，移司隶校尉居弘农。流人果还，关中丰实。
後秦主姚兴以国用不足，增关津之税，盐、竹、木皆有赋。群臣咸谏，以为天殖品物，以养群生，王者子育万邦，不宜节约，以夺其利。兴曰：“能逾关梁通利於山水者，皆豪富之家，吾损有馀以裨不足，何不可？”遂行之。
陈文帝天嘉二年，太子中庶子虞荔、御史中丞孔奂以国用不足，奏立煮海盐税，遂从之。
後魏宣武时，河东郡有盐池，旧立官司，以收税利。先是罢之，而人有富强者专擅其用，贫弱者不能资益。延兴末，复立监司，量其贵贱，节其赋入，公私兼利。孝明即位，复罢其禁，与百姓其之。
时御史中尉甄琛表称：“《周礼》，山林川泽有虞衡之官，为之厉禁。盖取之以时，不使戕贼而已。故虽置有司，实为民守之也。夫一家之长，必惠养子孙；天下之君，必惠养兆民。未有为民父母，而吝其醯醢；富有群生，而榷其一物者也。今县官鄣护河东盐池而收其利，是专奉口腹而不及四体也。盖天子富有四海，何患於贫？乞弛盐禁，与民共之。”录尚书、彭城王勰曰：“圣人敛山泽之货，以宽田畴之赋；收关市之税，以助什一之储。取此与彼，皆非为身。所谓资天地之产，惠天地之民。盐池之禁，为日已久，积而散之，以济国用，非专为供大官之用，宜如旧。”魏主卒从琛议。
致堂胡氏曰：“盐之为物，天地自然之利，所以养人也。尽捐之民，则纵末作、资游惰；尽属之官，则夺民日用，而公室有近宝之害。琛、勰之言，皆未得中道也。官为厉禁，俾民取之，而裁入其税，则政平而害息矣。”
魏自弛盐禁之後，官虽无榷，而豪贵之家复乘势占夺，近池之人又辄障吝。神龟初，太师高阳王雍，太傅清河王怿等奏，请依先朝，禁之为便，於是复置监官以监检焉。其後更罢更立，至於永熙。自迁邺後，於沧、瀛、幽、青四州之境，傍海煮盐。沧州置灶一千四百八十四，瀛州置灶一百五十二，幽州置灶一百八十，青州置灶五百四十六，又於邯郸置灶四，计终岁合收盐二十万九千七百八斛四斗。军国所资，得以周赡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