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漕船的修造与管理
这是《漕船志》记述的重点，包括漕船数目以及船式船号、漕船的损毁和使用年限、漕船木料和漕价银等，系统地反映了明代漕船修造制度。
1．漕船的修造
洪武、永乐年间，河海运船无定式也无定数，据《漕船志·船纪》记载：“国初用南京、南直隶、浙江、福建等处各卫所官军海运，后改漕运。所谓河船即今之浅船也；所谓海船即今之遮洋船也。当时船数、船式未经定议。每年会议粮运合用船只临时派造，以为增减。”天顺以后，始定天下船数为一万一千七百七十五艘。其中隶于清江提举司的有：南京卫分浅船原共一千七百四十只，到嘉靖二十二年（1543）增至二千一百三十只，每年该造船二百一十三只；江北直隶各卫所浅船原共二千六百九十六只，增减不同，嘉靖二十二年共有船二千五百四十二只，每年该造船二百五十四只二分；中都留守司共有船八百十七只，每年该造船八十八只七分。隶于卫河提举司的有：山东都司浅船共七百七十六只五分，每年该造船七十七只六分；遮洋总海船原共五百一十二只一分，嘉靖时增至五百四十八只一分，每年该造船五十四只八分。从《漕船志》记载的历年造的船数来看，嘉靖六年（1527）后卫河提举司并于清江提举司。另外，浙江都司浅船二千四十六只、江西都司浅船八百九十九只、湖广都司浅船七百五十九只、南直隶浅船一千二百五十八只分散到各原卫所打造。
《漕船志·船纪》对浅船、遮洋船的尺寸式样、用料和料价规定得很详细，而且按造船地点、方式编为船号，有军字号、民字号、运字号。永乐、宣德年间，“造于湖广者为湖字几号，造于江西者为江字几号，造于浙江、徽州等府者仿此。天顺间始照各总类编，原系民造者为民字几号，旗军自造者为军字几号，又有运字号者，则造于提举司者也”，到嘉靖时“船只军、民、运字号虽存，而皆造于提举司矣。”
漕船多由楠木、杉木、松木、株木、杂木等打造，使用一定年限就需要修理改造。据《漕船志·船纪》记载，漕船按使用的木质确定年限：“正统以前，所造船只或用杉木，或用杂木，小坏则修理，大坏则改造。景泰以后，始有松木者五年一造，杉木者十年一造，或有株、楠、杂木者七年一造。自成化十六年（1480）以后，停止各处解木，清江厂俱用楠木十年一造。”但这是针对江北情况而言的。明代漕船使用年限还根据地域划分，以是否经过瓜洲坝为标准。“清江、卫河二提举司成造浅船、遮洋船，每年俱于瓜（洲）、仪（真）二处湾泊，各雇江船于各州县水次兑运，回至瓜仪上载不经过坝，故十年一造”，而“江南直隶、浙江、江西、湖广卫所为外江船，因其往回经坝二次，故五年一造”。
2．船料和船价银等的征派
据《漕船志·料额》记载，明初漕船派造于诸省及各提举司，“每岁应用运船造于各省者，皆有司自行派料成造。其造于提举司者，合用杉、楠等木俱派四川、湖广、江西出产处所，浙江、江南直隶不出木者买办送纳。福建亦有油铁等料，无灾之年全派，有灾之年减派”。天顺六年（1562）以后，“诸省罢造，止解料赴二提举司厂”成造。而江南漕船由各卫所成造者，照例派料，如“江南直隶、浙江、湖广、江西船只，除旧船外，民出银七十两，军办三十两，每年征解司府收贮”。漕船的料额，天顺八年（1464）以前，规定“各处派纳杉、松、楠、柏、钉铁等料，每船用新杉篙木六十二根，松、樟、榆、槐二十余段，油、麻、铁、炭等料三千余斤”。成化元年（1465）至成化十五年，“各处灾伤，料价日缩”，“由司派纳物料数少……每船只得杉、株、樟、榆、槐木十三四根段，枋板二三块，油、麻、铁、炭等料二三千斤，止值银三四十两。每船约用银一百二十两，比与天顺以前，每船欠价银六七十两，其余皆军旗自陪完造”。
成化十五年（1479），“停止各处派料，议取抽分木价以充造船之需”。“先时，各处解纳杉、楠等木远自川广，经涉江湖，有在途漂流者，有尺寸不及者，监收官拘泥成法必求合式，致令解户经年往复，不获实收，至有鬻妻卖子捐躯荡业者”。在派征物料困难、民苦征解的情况下，“工部会奏，始于荆、杭二处设厂，以充造船之需，民困始苏”。成化十六年（1480），平江伯陈锐议准，“照先年旧例，将兑军民粮每石加耗一斗，准作造船料价”。成化十六年取荆、杭木价银各四千两，成化十七年取荆州木价银四千两、杭州木价银五千两，成化十八年取荆州木价银六千两、杭州木价银七千两，船价银屡有增加，直至弘治四（1491）年以后，“银有定数”，但“船日加多，官军每有借贷之患”。据成化二十三年（1487）御史谢文、郎中洪汉所奏，“每年仍造船五百三十三只，实领银四百七十四只之数”，弘治十四年（1501）“因军余办料不前，以致缺银完造，困苦日蹙，漕政渐坏”，漕运衙门会议“照江南军三、民七事例”，每船增收木价银。嘉靖三年（1524），工部尚书赵璜又议准，“将卫河提举司原额芜、杭木价及人匠班银悉归清江厂，以供造船之需”。
对于造船军三、民七之例，即以十分为率，民出七分，运军自办三分，用以购买材料和工匠工食。据《漕船志》卷四记载，清江造船厂民七料银由芜湖抽分厂、杭州抽分厂、荆州抽分厂税银，以及清江提举司抽分厂税银、各地人匠银组成，所谓“民七大料，以供买木造船之需”。每年在芜湖抽分厂取用木价银一万八千七百七十两，杭州抽分厂抽取木价银一万四千四百四十两，共三万三千二百一十两，称为“芜杭岁办”。景泰年间，淮安设抽分厂属清江提举司，“凡竹木等物应干造船者三十税一，以为供造漕船之需，视芜杭十税其一者减三之二……税无定额，每岁以货之多寡为舒缩”。清江提举司抽分厂抽分之物有木、竹、铁、钉、麻、油等，不属于船料者不在其例。人匠银是清江、卫河造船厂原设匠役纳银而来，“旧例俱二年一班，每班三个月，无力者上工，有力者每班纳银一两八钱，以为造船木价额料之需”。清江厂人匠银由淮安府、苏州府、扬州府承担；卫河厂人匠银包括山东济南府、兖州府、青州府、东昌府，河南开封府、河南府、彰德府、怀庆府，以及南直隶凤阳府、庐州府、扬州府、徐州、滁州。
清江漕船厂“军三”小料银包括军余工办和减存料银。军余工办是由各卫旗军余丁自办，“将各军月粮抵扣，类解漕运衙门，转发淮安府寄库，以为改造旗船军三小料之需”。《漕船志》卷四《料额》。《漕船志》卷四记载，减存料银“乃旗造漕船额料也。先年议准，凡遇灾免之年，粮改折色，各卫所空闲者令歇役，运军每名办减免料银二两四钱……惟以歇役运军多寡为盈缩。其京卫运军歇役者少，议于江浙纲运过江脚米银内，扣除银共四千六百六两有零，以补减存料银之数”。此即所谓“军三小料以供造船钉、灰、油、麻诸费之需者”。
该志不仅记载了船料及船价银的征派、来源情况，还指出船料及船价的变化所带来的影响：“成化以前其病在民，时派料各省，民苦征解故也；成化以后其病在军，免民解料，拘于芜杭抽分银数，军士每有赔补之患；嘉靖以后其病在厂，船归厂造，军免赔补，但船日增，而料日缩，致将别项银两借造。”并指出产生这些弊端的原因“委任不得其人，征解不及其数”。提出救治的办法：“究利弊之源，申综核之令，严征解之法，俾额料不减于旧，而后可以纾杞人之深忧矣。否则，积逋相因，而燃眉莫救，所谓七年之病而求三年之艾也，嗟何及也哉！”
三、《漕船志》的“法例”与“兴革”
卷六《法例》、卷七《兴革》是《漕船志》记录的重点，不仅约占全志五分之二的篇幅，而且详尽记载了漕运政策的变化，可补《大明会典》、谢纯《漕运通志》、王在晋《通漕类编》、《明史》等书的缺略。与前面各卷相比，此二卷更是反映了明代漕政动态的内容，“夫治艘以漕粟，国之重计，兴利以除害，漕之永图也”，《漕船志》卷四《料额》。说明明朝政府整顿漕船的目的，也充分体现了该志的文献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