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诞节过得冷冷清清，隐约透露了不祥的兆头。除夕早晨，喝咖啡的时候，奥尔洛夫出人意外地宣布，说上司派他带着特殊的使命去找一位枢密官，那人正在某省视查工作。
“我不愿意去，可是又想不出借口来！”他烦恼地说。“只好去一趟，没法子呀。”
听到这样的消息，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顿时眼圈红了。
“要去很久吗？”她问。
“五天左右。”
“老实说，你出去一趟，我倒为你高兴，”她沉吟一下，说。
“你可以散散心。你兴许会在路上爱上什么人，那么事后也不妨对我讲讲。”
她一有机会，总要极力让奥尔洛夫明白，她一点也不会妨碍他，他要怎样就可以怎样。这种并不巧妙、一眼就能给人看穿的手段丝毫也不能欺骗任何人，反而又一次使得奥尔洛夫感到他并不自由。
“我今天傍晚动身，”他说，开始看报。
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打算送他到火车站去，可是他劝住她，说他又不是到美洲去，也不是去五年，总共只出去五天，甚至不到五天也未可知。
七点多钟，他们告别了。他伸出一条胳膊搂住她，吻她的额头和嘴唇。
“你乖乖地待在家里。我不在，你别心烦，”他用亲切热诚的口气说，连我都听得感动了。“求主保佑你。”
她凝神瞧着他的脸，好把他那亲切的脸容更深地印在她的记忆里，然后她优美地伸出两条胳膊搂住他的脖子，把头枕在他的胸前。
“你要为我们那些误会原谅我，”她用法国话说。“夫妇如果相爱，就不可能不拌嘴。我爱你爱得发疯。别忘记我。……常打电报回来，写得详细点。”
奥尔洛夫又吻她一下，然后什么话也没说，慌张地走了出去。等到房门关上，门锁喀哒响了一声，他就在楼梯半中腰迟疑地站住，往上看一眼。我觉得，这时候楼上如果传来一点响声，他好象就会往回走似的。可是楼上静悄悄。他理一下大衣，犹豫不定地走下楼去。
雇来的雪橇早已在大门口等着了。奥尔洛夫坐上一辆，我带着两口皮箱坐上另一辆。天气严寒，十字路口的火堆正在冒烟。雪橇跑得快，冷风刺痛我的脸和手，弄得我透不出气来。我闭上眼睛暗想：她是一个多么出色的女人啊！她爱得多么深！现在，就连各个人家的废品都有人来收去，带着行善的目的卖掉，碎玻璃都被认为是好货，可是这样一个年轻、优雅、相当聪明的正派女人的爱情，这么宝贵、这么珍奇的东西，却没有一点用处而被白白丢掉了。一个古代的社会学家认为，各种各样粗俗的激情，只要善于疏导，就可以变为有益的力量；可是在我们这儿，即使有高尚而优美的激情迸发，过后也会变得软弱无力，得不到正确的疏导，不被人们理解，或者给弄成庸俗低级了。这是为什么呢？
雪橇出人意外地停住了。我睁开眼睛，看见我们停在谢尔吉耶夫街上彼卡尔斯基住着的那所大房子旁边。奥尔洛夫下了雪橇，走进大门，不见了。过了五分钟，门口出现彼卡尔斯基的听差，他没戴帽子，因为天冷而生气，对我吆喝道：“你耳朵聋了还是怎么的？打发车夫走掉，上楼去。老爷叫你！”
我什么也不明白，走上二楼。我从前就来过彼卡尔斯基的这个住宅，站在前厅里，瞧着大厅。每次我从潮湿阴沉的街上走进来，这所房子里擦得雪亮、放光的画片镜框、青铜器、贵重的家具就弄得我眼花缭乱。现在，我在这熠熠生辉的屋子里看见了格鲁津和库库希金，过一忽儿又看见了奥尔洛夫。
“你听着，斯捷潘，”他走到我跟前说。“我在这儿住到星期五或者星期六。如果有信和电报，就每天给我送到这儿来。
当然，你回到家里，就说我走了，吩咐你问她好。你现在回去吧。”
我回到家里，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正在客厅里一张沙发上躺着吃梨。这儿只点着一支蜡烛，插在枝形烛台里。
“没有误了火车吗？”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问。
“没有，太太。老爷吩咐我问您好。”
我回到下房，也躺了下来。我没有事情可做，也不想看书。我没有感到惊讶，也没有感到愤慨，只是绞着脑汁，暗自思索：何苦要搞这种骗局？只有十几岁的少年才会这样欺骗情人。象他这样一个博览群书、很有头脑的人难道就想不出一个比较聪明的办法？老实说，我倒并不低估他的聪明才智。我想，假使他需要欺骗大臣或者其他有势力的人，他就会为此花费很多的精力和心机；可是眼前是要欺骗一个女人，显然，那就随便想出一个什么办法来都行。骗局能够成功固然很好，不成功也没有多大关系，不妨再照这样简单快当地撒一次谎，用不着费多大的心思。
午夜，那些住在我们楼上的人迎接新年，挪动椅子，发出欢呼声，这时候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却在书房隔壁的房间里拉铃叫我。她因为躺了很久而变得懒洋洋，此刻正靠桌子坐着，在写一张字条。
“我得打个电报才成，”她说，微微一笑。“您赶快坐车到火车站去，请他们把这个电报发出去。”
后来我走到街上，看到字条上写着：“祝你新年好，得到新的幸福。赶快回电，我寂寞极了。度日如年。可惜电报不能带给你一千个吻和我的心。祝你快乐，我亲爱的。齐娜。”
我发了这个电报，第二天早晨把收据交给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