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前面似乎讲到皮罗戈夫跟可怜的皮斯卡略夫分了手，急忙去追金发女郎的地方了。这金发女郎是长得体态轻盈、相貌相当漂亮的妞儿。她在每一家商店的门前都要驻足一会儿，出神地端详橱窗里摆着的宽腰带、三角头巾、耳环、手套以及别的精巧饰物，不停地扭着身子，东张西望，又频频回首。“宝贝，你可跑不出我的掌心了！”——皮罗戈夫十分自信地说，继续紧追不舍，竖起大衣的领子来遮着脸，免得撞见熟人难堪。说到这里，不妨让读者了解一下，皮罗戈夫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
不过，在说到皮罗戈夫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之前，不妨谈谈皮罗戈夫所属的那个社交圈子。那里有一些军官，他们在彼得堡构成社会的一个中产阶级。在经过40年的惨淡经营才爬上去的五等或四等文官举行的晚会或宴会上，你总可以遇见其中的一个人。几个脸色苍白、有如彼得堡一样暗淡无光的少女（有的已错过佳期）、茶桌、钢琴、家庭舞会——这一切总是跟一个戴着灯光下闪闪发亮的带穗肩章的人难解难分，而他又总是被贤淑的金发女郎和身着黑色燕尾服的弟兄或者亲友簇拥在中间。这些生性沉静的姑娘本是很难逗得开心和发笑的；真要做到这一点，要说难确是很难，要说不难也一点不难。说话既不要过于高深，也不要过于滑稽，只须处处添点儿女人爱听的零星琐事即可。在这一点上，倒是要给上面提到的先生们说句公道话。他们有一种特别的本领，可以让这些黯然失色的美人儿听他们说话，笑声不止。又喊又笑，此起彼伏：“啊呀，别说了！羞不羞，把人逗死了！”——这常常是对他们最好的报偿。他们很少跻身到上层阶级中去，或者说根本就无缘高攀。他们是被这个社会称之为贵族的人们从那儿排挤出来的；话又说回来，他们算是有学问和有教养的人。他们喜欢谈论文学，对布尔加林①、普希金②和格列奇③赞不绝口，却以蔑视和挖苦的口吻抨击奥尔洛夫④。他们从不放过一次公开讲演的机会，即便是讲讲簿记或者植树造林也欣然应允。无论剧院上演什么剧目，你总可以见到其中有的人到场，除非是上演的《傻瓜费拉特卡》之类的闹剧败坏了他们那爱挑剔的口味。他们是剧院的常客，是给剧院的老板们带来滚滚财源的人。他们尤其喜欢剧中插进一些精美的诗句，也喜欢大声吆喝着给演员们捧场；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在公立学校执教或者辅导学生投考公立学校；终于攒得一笔钱购置一辆双轮轻便马车和一对马匹。这样，他们的交游圈子就越来越广了；他们终于能够娶上会弹钢琴的商人的女儿为妻，带来十万卢布左右的现金作为陪嫁，还联上一大堆满脸大胡子的亲戚。不过呢，他们起码要爬到上校官阶才能得到这份殊荣。因为俄罗斯的大胡子们尽管浑身散发着白菜味儿，非要把女儿嫁给将军不可，至少也得嫁个上校才行。属于这一类型的年轻人的主要特点大抵如此。不过，皮罗戈夫中尉有许多独具的才干。他朗诵起《德米特里·顿斯柯依》⑤和《聪明误》⑥中的诗句来悦耳动听，还有一种特殊的本领，从烟斗中一下子吐出十来个环环相接的烟圈。他说起笑话来十分风趣，说是山炮和独角兽炮就是大不一样。然而，要一一列举命运赐予皮罗戈夫的才干是不大容易的。他喜欢对女戏子和舞女评头论足，但不像一个年轻准尉谈论她们那样尖刻刺耳。他对于不久前才提升的官阶踌躇满志，虽然有时躺到沙发上连声说：“唉！唉！瞎胡闹，全是瞎胡闹！我当上了中尉又怎么样呢？”——然而，他却因为得了这个新头衔而暗自觉得十分的快意，他跟人交谈总要拐弯抹角地暗示这一点，有一回，他在街上遇到一个他认为举止粗俗的录事，便立刻叫他站住，只说了短短几句十分尖刻的话，就让对方明白了，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个中尉，而不是别的下级军官。这时，正好有两位长得不错的女士打旁边路过，他就格外说得娓娓动听。皮罗戈夫向来热心于附庸风雅，一再鼓励过画家皮斯卡略夫；不过，这或许是因为他很想看到一张画有他的勃勃英姿的肖像。关于皮罗戈夫的品格谈得够多了。一个极好的人是难以历数其所有的美德的，越是细加详察，就越会发现其更多的新的特点，那么一一描述出来就会无尽无休了。
①法·维·布尔加林（1789—1859），俄国作家，反动刊物《北方蜜蜂》的创办人。
②亚·谢·普希金（1799—1837），俄罗斯伟大的诗人、作家。
③尼·伊·格列奇（1787—1867），与布尔加林一道创办《北方蜜蜂》，是当时红极一时的文人。
④阿·阿·奥尔洛夫是当时低级趣味的庸俗小说的作者。
⑤是剧作家弗·亚·奥泽罗夫（1769—1816）写的一出悲剧，是当时颇为流行的平庸之作。
⑥是著名作家亚·谢·格里鲍耶陀夫（1795—1829）所写的一部有名的喜剧，极其尖刻地讽刺和抨击了当时的社会政治制度。
且说皮罗戈夫一直在陌生女郎后面穷追不舍，不时地向她问这问那，而她则生硬地、有一句没一句地、含含糊糊地应付他。他们走过了昏暗的喀山大教堂的大门，拐进了平民街，那是烟草店和小货摊林立、德国手艺匠和芬兰女人聚集的一条街。金发女郎一阵小跑，轻快地闪入一幢脏兮兮的房子的大门里。皮罗戈夫尾随而入。她沿着又黑又窄的楼梯跑上楼去，进了一间房里，皮罗戈夫也大胆地挤了进去。他置身于一间大房间里，只见四壁黑糊糊的，天花板上挂满了烟子。桌上摆着一堆螺丝钉、钳工用具、闪亮的咖啡壶和烛台，地板上撒着铜屑和铁屑。皮罗戈夫立刻猜着了，这儿是一个工匠的家。那陌生的女人又飘然进了一个侧门。他沉思了片刻，然而，按照俄罗斯人的规矩，还是决定往前走去。他进了那间房里，它一点也不像刚才看到的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说明这里的主人是一个德国人。他看着眼前这十分奇怪的景象怔呆了。
当面坐着席勒，不是那个写《威廉·退尔》和《三十年战争史》的作家席勒①，而是平民街上有名的焊洋铁壶的工匠席勒，站在席勒身旁的是霍夫曼，——也不是作家霍夫曼②，而是从军官街来的一位好鞋匠，席勒的好友霍夫曼。席勒喝得醉醺醺的，坐在椅子上，顿着脚，激动地说着什么事儿。皮罗戈夫倒也不觉得有什么稀罕的，令他深以为异的是这两个人的稀奇古怪的姿势。席勒坐在那儿，伸着那只大鼻子，仰着脑袋；而霍夫曼则伸出两个指头儿，捏着那只鼻子，用修鞋刀的锋刃在鼻子上刮来刮去。两个人都说着德语，所以只懂得一句“古特一莫根”③的皮罗戈夫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不过，席勒的话大抵是这么个意思：
①席勒（1759—1805），德国著名的诗人和剧作家。
②霍夫曼（1776—1822），德国著名的小说家、画家。
③德语：早安。
“我不想要了，我不要鼻子！”他挥动着胳膊说道。“我光是鼻子每个月就得用掉3俄磅①鼻烟。我得付钱给倒霉的俄国烟铺，因为德国烟铺不卖俄国鼻烟，我给倒霉的俄国烟铺每磅付40戈比；一个月就是1卢布20戈比；12个月就是14卢布40戈比。你听明白吗，我的朋友霍夫曼？光鼻子就得花掉14卢布40戈比！逢年过节，我得闻拉比烟，因为我不想在逢年过节的时候去闻糟糕的俄国鼻烟。一年闻两磅拉比烟，一磅2个卢布。6加14——光是烟钱就是20卢布40戈比②。这是敲诈！我问你，我的朋友霍夫曼，不是么？我是士瓦本公国③的德国人；我有国王在德国，我不要鼻子！给我割掉！喏，我的鼻子！”
①一俄磅等于409．5克。
②席勒喝醉了，前言不搭后语，把两磅拉比烟值4卢布说成6卢布。
③中世纪日尔曼的一个公国。
要不是皮罗戈夫中尉突然闯了进来，那么，毫无疑问，霍夫曼不管三七二十一就会把鼻子割掉了，因为他已经拿好了刀子，就像是要裁截鞋掌一样。
席勒很不痛快：忽然有一个不请自来的陌生人闯了进来，不合时宜地碍了他的事。虽然他又喝啤酒又喝白酒弄得醉态醺然，倒也懂得这样一副样子且又当着外人的面干这种事情不大体面。趁这时候，皮罗戈夫微微俯身，以他那特有的亲切语调说道：
“请你们原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