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开枪打伤你的人呢？”
“也是个蠢货。我赌纸牌赢了他三十八块。这根本不必杀人嘛。”
“那三个人告诉我，你赢了许多钱。”
“可还是比别人穷。”
“怎么回事？”
“我是一个可怜的理想主义者。我是幻觉的受害者。”他笑起来，接着咧开了嘴，拍拍肚子。“我是个职业赌徒，可是我喜欢赌钱。真正地赌。小规模的赌博都是凭欺骗手段的。可真正地赌博，你需要凭运气。我没有运气。”
“一直没有？”
“一直没有。我一点运气也没有。唉，就说不久前开枪打伤我的那个混蛋吧。他会开枪吗？不会。第一枪他打空了。第二枪打在一个可怜的俄国人身上。看起来我似乎运气还不坏。结果呢？他在我肚子上打了两枪。他是一个幸运的人。我没有运气。他要是踩着马镫，连马也踢不到。全起运气。”
“我原以为他先打中你，后打中那个俄国人。”
“不对，先打中俄国人，后打中我。报上报道得不对。”
“你干吗不开枪打他？”
“我从来不带枪。我运气这么不好，要是带了枪，一年里会被绞死十回。我是一个糟糕的牌手，就是这样。”他停了一下，又接着说下去：“我弄到一笔钱，就赌；我一赌就输。有一回我在骰子上输掉了三千块，还是扔不出六点。用的是好骰子。还不止这么一回。”
“干吗还要赌呢？”
“要是我活得够长，运气会变的。到现在为止，我已经交了十五年坏运了。要是我有一天交上好运，我就会发财。”他咧开嘴笑了。“我是个好赌徒，我真的会享受发财的乐趣的。”
“你不管赌什么运气都不好吗？”
“不管赌什么，还有跟女人打交道，运气都不好。”他又微笑了，露出坏牙。
“真的吗？”
“真的。”
“那有什么办法吗？”
“慢腾腾地继续干，等时来运转。”
“可是跟女人打交道呢？”
“没有一个赌徒跟女人打交道是幸运的。做赌徒的思想太集中了。还得在夜晚干。夜晚他是该跟女人待在一起的嘛。没有一个在夜晚干活的人能跟一个女人始终保持关系，要是那个女人有点身份的话。”
“你是一个哲学家。”
“不是的，伙计。是个小城市里的赌徒。到一个小城，接着到另一个，又换一个，然后到一个大城市，然后又出发。”
“然后肚子上挨了两枪。”
“这可是第一回，”他说，“这可只有一回。”
“我跟你说话，让你累了吧？”弗雷泽先生提醒他。
“没有，”他说，“准是我让你累了。”
“那条腿怎么样？”
“那条腿我没有多大用处。有没有那条腿，我都行。反正我会有办法流动的。”
“我真心地，而且全心全意地希望你交好运，”弗雷泽先生说。
“我也同样希望你，”他说，“还希望你不痛。”
“当然不会一直痛下去。会停止的。这没什么大不了。”
“希望你很快就不痛。”
“我也同样希望你。”
那天夜晚，墨西哥人在病房里演奏手风琴和其他乐器；一片欢乐的气氛；闹洋洋的手风琴开合声、铃声、打击乐器声和鼓声顺着走廊传来。在那个病房里，有一个飞车走壁的摩托车驾驶员，他在一个灰尘蒙蒙的炎热的下午，在“午夜游艺场”表演的时候，当着大量观众的面从斜坡道上摔下来，摔断了脊骨，等他的伤好得可以出院，今后只得改行，学做皮革制品和藤椅了。还有一个木工，他是同脚手架一起摔倒的，手腕和脚踝都摔断了。他象猫那样落到地上，但是没有猫的弹力。他们能够把他的骨头都接好，使他能重新工作，但是这需要很长的时间。还有一个从农场来的小伙子，约摸十六岁光景，他那条断腿接坏了，得重新弄断。还有卡耶塔诺·鲁伊斯，一个小城市里的赌徒，一条腿瘫痪了。顺着走廊，弗雷泽先生能够听到，警察叫来的那些墨西哥人演奏的音乐逗得他们兴高采烈哈哈大笑的声音。那伙墨西哥人玩得挺愉快。他们非常兴奋地进来看弗雷泽先生，想要知道他有没有什么曲子要他们演奏；后来，他们主动在晚上又来演奏了两回。
他们最后一回演奏的时候，弗雷泽躺在自己的房间里，房门开着，听着热闹而拙劣的音乐，忍不住思索起来。当他们来问他希望听什么曲子的时候，他点了“柯卡拉恰”，这种①舞曲包含着许多人们喜欢得没命的轻快和活泼的曲调。他们奏得热闹而有感情。在弗雷泽先生心目中这支曲子比大多数这一类曲子好得多，但是效果是一样的。
①“柯卡拉恰”（Cucaracha）：西班牙语，意为蟑螂，此处是指墨西哥的一种流行舞曲。
尽管情绪受到感染，弗雷泽先生继续在思索。他通常尽一切可能避免思索，除非他在写作，但是现在他在思索那些演奏音乐的人和那个瘦子说过的话。
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他相信这话，那个阴郁的小饭馆掌柜。是啊，音乐是人民的鸦片。这位喝了酒会头晕的老兄可没有想到。现在经济问题是人民的鸦片；在意大利和德国，这种人民的鸦片同爱国主义这种人民的鸦片①联系在一起。性生活呢，是不是人民的鸦片？对有些人来说是的。对有些最好的人来说是的。但是喝酒是人民最好的鸦片，啊，呱呱叫的鸦片。尽管有些人情愿听收音机，另一种人民的鸦片，他在采用的一种廉价的鸦片。赌博也得同这些算在一起，一种人民的鸦片，最古老的一种，要是真的有什么人民的鸦片的话。还有抱负，也是人民的鸦片，同这种抱负在一起的是对任何一种新形式的统治产生的信念。你想要的是最低限度的统治，始终是较少的统治。自由，这是我们所信仰的，眼下是麦克法登②的一本出版物的名字。我们信仰这玩意儿，尽管他们还没有给它找到一个新名字。但是，什么是真正的自由呢？什么是真正的、货真价实的人民的鸦片呢？他知道得很清楚。它已经溜到他脑子里那个亮堂部分的角落附近，他在黄昏喝了两三杯以后，它就在那里；他知道，它在那里（当然它不是真的在那里）。那是什么？他知道得很清楚。那是什么？当然喽，面包是人民的鸦片。他会记住这个吗？在白天这会有什么意义呢？面包是人民的鸦片。
①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就是利用意大利和德国的经济萧条，煽动人民的沙文主义，而得以登台的。
②麦克法登（BernardMacFadden，1868－1945）：美国出版商，他出版的《自由》杂志销数很大，非常流行。
“劳驾，”护士进来的时候，弗雷泽先生对她说，“请你去把那个瘦小的墨西哥人找来，好不？”
“你喜欢这支曲子吗？”那个墨西哥人在门口说。
“很喜欢。”
“这是一支有历史意义的曲子，”那个墨西哥人说，“是支真正的革命曲子。”
“请问，”弗雷泽先生说，“干吗不用麻醉剂就给人民动手术？”
“我不懂。”
“干吗所有的人民的鸦片并不都是好的。你想要把人民怎么样？”
“他们应该从无知中被拯救出来。”
“别胡扯。教育是一种人民的鸦片。你应该知道这一点。你受过一点教育嘛。”
“你不相信教育？”
“不信，”弗雷泽先生说，“知识嘛，我信。”
“我不同意你的意见。”
“有许多回，我乐于不同意自己的意见。”
“你下回还要听‘柯卡拉恰’吗？”那个墨西哥人担心地问。
“要听，”弗雷泽先生说，“下回再奏‘柯卡拉恰’。它比收音机好。”
弗雷泽先生想，革命不是鸦片。革命是一种感情的净化，是一种只能被暴政延长的欣喜。鸦片是用在革命前和革命后的。他想得真好，有点太好了。
一会儿以后，他们就会走了，他想，他们就会把“柯卡拉恰”带走了。接着他就会喝一点烈酒，开收音机，你可以把收音机的声音开得很低，使得你自己刚能听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