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床掉一个头，从另一个窗口，你可以看到那座城市，城市的上空有一平淡淡的烟雾，还有峰峦起伏的道森山，在冬雪覆盖下看上去象是真正的高山。既然事实证明坐②轮椅还太早，那就只能看这两个景致了。你要是住在医院里，说真的，最好是卧床；因为从一间温度由你控制的房间里，有充分的时间看两个景致，比从那些炎热的空房间里看几分钟景致要好得多——尽管从那些空房间里可以看到许多景致——何况你还得坐着轮椅在那些等着病人搬进来或者病人刚搬走的空房间里进进出出。要是你在一个房间里待久了，不管什么景致都有重大的价值，变得很重要，你不会去改变它，连改变一个角度也不成。就象听收音机那样，有些东西你已经喜欢了，你就高兴听，对那些新东西你就讨厌。那年冬天，他们听到的最好的曲子是《唱一件简单的事情》、《歌女》和《没有恶意的小小的谎话》。弗雷泽先生觉得，其他的曲子就没有那么叫人满意。《女同学贝蒂》也是一支好曲子，但是那些不可避免地传到弗雷泽先生脑子里去的、滑稽的模拟歌词，总是越来越叫人讨厌，以致没有一个人会欣赏它，他终于不听这支歌，重新收听橄榄球比赛。
约摸早晨九点钟，他们开始使用X光机，这时候收音机只能收听海利的广播，变得毫无用处。许多有收音机的海利人抗议医院里的X光机破坏了他们早晨的节目，但是从来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尽管许多人认为医院起要在人们听收音机的时候使用X光机，真是太不象话。
到了必须关收音机的时候，赛西莉亚修女走进来。
“卡耶塔诺的情况怎么样，赛西莉亚嬷嬷？”弗雷泽先生问。
“啊，他的情况很糟糕。”
“他神志昏迷了吗？”
“倒还没有，可是我怕他快要死了。”
“你觉得怎么样？”
“我很为他担心；你知道吗，压根儿没有一个人来看他？所有的墨西哥人都不管，让他象一条狗那样死去。他们真可怕。”
“你今天下午想上楼来听橄榄球比赛吗？”
“啊，不来了，”她说，“我会太激动的。我要待在教堂里祈祷。”
“咱们应该可以听得很清楚，”弗雷泽先生说，“他们在太平洋沿岸比赛；由于时差关系，比赛的时间在这儿已经相当晚了，所以咱们能够听得很清楚。”
“啊，不成。我不能来听。上回世界垒球锦标赛差一点要了我的命。运动员队①击球的时候，我马上大声祈祷：‘啊，主啊，指引他们击球的眼光吧！啊，主啊，但愿他击中得分！啊，主啊，但愿他有把握击中！’后来，他们在第三局跑到第四垒，你记得吧，我简直受不了啦。‘啊，主啊，但愿他把球打出场地！啊，主啊，但愿他把球一下子打过围墙！’后来，你知道该红雀队击球了，这简直可怕。‘啊，主啊，但愿他们看不见球！啊，主啊，让他们压根儿看不见球！啊，主啊，但愿他们打空！’而这次比赛更事关重大了。是NOrteDame。②圣母队。不成，我得待在教堂里。为圣母队祈祷。他们将要为圣母比赛。我希望你哪一天为圣母写一点东西。你写得出的。你知道自己写得出的，弗雷泽先生。”
①运动员队是宾夕法尼亚州费城的垒球队。红雀队是密苏里州圣路易斯的垒球队。
②法语，意即圣母。
“我不知道自己能写什么关于她的东西。大多数已经写出来了，”弗雷泽先生说。“你不会喜欢我写作的那种方式的。她也不会在意的。”
“你早晚会写出关于她的东西来，”赛西莉亚修女说，“我知道你会的。你一定要写关于圣母的东西。”
“你还是上楼来听比赛好。”
“这我会受不了。不成，我得待在教堂里做我做得到的事情。”
那天下午，比赛约摸开始了五分钟光景，一个见习护士走进房间，说：“赛西莉亚嬷嬷想要知道比赛进行得怎么样？”
“告诉她，他们已经有一次持球触底得分。”
一转眼，那个见习护士又走进房间。
“告诉她，他们把对方打得手忙脚乱了，”弗雷泽先生说。
过了一会，他按铃叫病房的值班护士。“麻烦你亲自下楼到教堂里去一下，告诉赛西莉亚嬷嬷，或是托人转告她，在第一个四分之一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圣母队以十四比零领先，这太好了。她可以停止祈祷了。”
几分钟以后，赛西莉亚修女走进房间。她非常激动。“十四比零是什么意思？我不懂这种比赛。在垒球比赛中，这是稳赢的压倒优势。可我一点也不懂橄榄球。也许这算不了什么。我马上下楼回到教堂里去祈祷，直到比赛结束。”
“他们已经把对方打败了，”弗雷泽说，“我向你保证。待在这儿，跟我一起听吧。”
“不。不。不。不。不。不。不，”她说，“我马上下楼到教堂里去祈祷。”
圣母队每次得分，弗雷泽就把消息托人传到楼下去，最后，他托人转告比赛结果，这时天已经黑了好久。
“赛西莉亚嬷嬷怎么样？”
“她们都在教堂里，”她说。
第二天早晨，赛西莉亚修女进来。她非常高兴，信心十足。
“我知道他们不能够打败圣母队，”她说，“他们不能够。卡耶塔诺也好一点了。他好得多了。他快要有人来看望他了。他眼下还不能看到他们，可是他们快要来了，这会使他好受一些，让他知道他还没有被自己人忘掉。我刚才下楼去，遇到警察总局那个小伙子奥布赖恩，告诉他该找几个墨西哥人来看看可怜的卡耶塔诺。他今天下午会叫几个来。那么，这个可怜人会好受一些。老是这样没有一个人来看他，太恶劣了。”
当天下午约摸五点钟光景，三个墨西哥人走进房间来。
“能喝一杯吗？”个子最大的那一个问，他嘴唇很厚，人相当胖。
“这还用说？”弗雷泽先生回答，“坐吧，各位先生。你们都喝一点吗？”
“非常感谢，”大个子说。
“谢谢，”皮肤最黑、个子最小的那一个说。
“谢谢，我不喝，”那个瘦子说，“喝了头晕。”他拍拍脑袋。
护士拿来几个玻璃杯。“请把酒起递给他们，”弗雷泽说。
“这是从‘红人棚屋’买来的，”他说明。
“‘红人棚屋’的酒最好，”大个子说，“比‘大栅栏’的好得多。”
“这是明摆着的，”个子最小的那一个说，“价钱也比较贵。”
“‘红人棚屋’里的酒是名贵的，”大个子说。
“这收音机是几管的？”不喝酒的那一个问。
“七管。”
“真美，”他说，“这要多少钱？”
“我不知道，”弗雷泽先生说，“是租来的。”
“你们各位是卡耶塔诺的朋友吗？”
“不是，”大个子说，“我们是打伤他的那个人的朋友。”
“是警察叫我们上这儿来的，”个子最小的那一个说。
“我们有点小地位，”大个子说，“他和我，”指指那个不喝酒的。“他也有点小地位，”指指黑皮肤的小个子。“警察告诉我们得上这儿来——所以我们就来了。”
“你们来，我很高兴。”
“我们也高兴，”大个子说。
“你们再来一小杯吗？”
“那敢情好，”大个子说。
“承蒙你招待，”个子最小的那一个说。
“我不成，”那个瘦子说，“喝了头晕。”
“酒很好，”个子最小的那一个说。
“干吗不试一点，”弗雷泽先生问那个瘦子。“不妨有点头晕。”
“接下来会头痛，”瘦子说。
“你没法叫几个卡耶塔诺的朋友来看他吗？”弗雷泽问。
“他没有朋友。”
“人人都有朋友。”
“这个人，没有。”
“他是干什么的？”
“他是个牌手。”
“他纸牌玩得精明吗？”
“我认为是精明的。”
“从我这儿，”个子最小的那一个说，“他赢了一百八十块。一百八十块就此无影无踪。”
“从我这儿，”瘦子说，“他赢了二百十一块。你想想这个数目。”
“我从来没有跟他玩过纸牌，”那个胖子说。
“他一定很有钱，”弗雷泽先生提出看法。
“他比我们穷，”那个身材矮小的墨西哥人说，“除了身上那件衬衫，他什么也没有。”
“那件衬衫现在也不值钱了，”弗雷泽先生说，“已经有了窟窿。”
“确实是这样。”
“开枪打伤他的那个人是个牌手吗？”
“不是，他是个甜菜工人。他已经不得不离开这个城市了。”
“你想想这件事吧，”个子最小的那一个说，“在这个城里，原来数他吉他弹得最好。弹得最出色。”
“真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