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场赛马之后，老头儿有了一大笔钱，他就开始经常上巴黎去。如果特伦布莱有赛马，人家开车回梅松去时，他就要求顺便在城里让他下车，他跟我坐在和平咖啡馆前，看着人来人往。坐在那儿真有趣。路过的人川流不息，各种各样的家伙上来要向你兜售东西，我就爱跟老头儿坐在那儿。那是我们感到其乐无穷的时候。有人上来兜售有趣的兔子，你一捏一个球，兔子就会跳，他们一上来，老头儿就会跟他们开玩笑。他会说法语，说得象英语一样好，所有那些家伙都认识他，因为骑师总是一看就认出来了——当时我们老是坐在同一张桌子边，他们看见我们在那儿也习惯了。有些家伙兜售征婚广告报纸，有些姑娘兜售橡皮蛋，你一捏就会从蛋里钻出一只鸡来，还有一个面目可憎的人路过兜售巴黎明信片，见人就拿给人家看，当然，谁也不买，于是他又回来，拿出那叠明信片的反面给人看，原来都是内容淫秽的明信片，于是不少人就会乖乖掏腰包买下。
哎呀，我还记得经常路过的那些有趣的人。吃晚饭时刻，姑娘就来找人带她们去吃饭，她们跟老头儿说话，他用法语开她们玩笑，她们拍拍我的头就走了。有一回有个美国女人带着她小女儿坐在我们邻桌，母女俩都在吃冷饮，我不断看着那姑娘，她长得好看极了，我对她笑，她对我笑，但是事情也仅此而已，因为我天天都在盼她们母女，我想出种种办法，打算跟她说话，就是不知我能不能认识她，她母亲让不让我带她去奥图或特伦布莱，可是母女俩从此一个都没见到过。我想，不管怎样，这不会有什么用，因为回顾一下，我记得我想出跟她说话的最好办法至多只是说，“请原谅，也许我今天可以在昂恩帮你买中头马。”然而，说到头来，她会当我是个赛马情报员，不会认为我真的想帮她买中头马。
我们父子俩坐在和平咖啡馆里，我们同那招待大有交情，因为老头儿喝威士忌，一杯要五法郎，清点小碟结帐时就意味着有一笔不小的小费。我从没见过老头儿喝得这么多，不过他如今根本不当票师了，何况他说喝威士忌还可以减轻体重。不过我注意到他体重仍然有增无减，没错儿。他离开梅松那帮子老伙伴，似乎就喜欢跟我在林荫道上闲坐。不过他每天都在喝酒这方面花钱。自从上回赛马以后，他总感到有些伤心，好象那天输了似的，直到我们坐到常坐的桌边，他喝了第一杯威士忌才好受。
他总是看《巴黎体育报》，总是朝我打量一下说，“你女朋友呢，乔？”我把那天坐在我们邻桌的姑娘那事讲给他听了，他就总拿这话来开我的玩笑。我一听就脸红，可我喜欢他拿她来开我的玩笑。这话让我听了心里挺好受。“眼睛可得盯住她，乔，”他总说，“她会回来的。”
他问我一些事，有些事我说了他就笑。于是他就开始讲起往事来，讲到在埃及赛马的事，讲到我母亲没死那时在圣莫里兹冰上赛马的事，讲到大战期间，法国南部的一般赛马，没有奖金，没有赌注，没有观众啊什么的，只是保持纯种马的繁殖而已。一般赛马的骑师都拚命赶着马跑。哎呀，我可以听老头儿讲上个把钟头，尤其是在他喝了两三杯之后。他会跟我讲他小时候在肯塔基打浣熊的事，以及美国老早一切没出毛病之前的好时光。他总说，“乔，等咱们赢到一大笔奖金，你就可以回美国去上学。”
“既然美国一切都出毛病，那我干吗还回去上学？”我问他。
“那是两码事，”他总说，说着就叫招待过来，付清酒帐，我们就雇了辆出租汽车到拉扎尔车站，乘火车到梅松去。
有一天在奥图，参加了一次障碍赛马的胜马拍卖后，老头儿花了三万法郎买下头马。他要这骑马就得出高一点的价，不过赛马训练场终于把马脱了手，老头儿一星期内就拿到了这骑马的执照和马主的色彩标帜。哎呀，老头儿成了马主，我心里甭提多得意了。他跟查尔斯·德雷克安顿好马厩的空位，准备到巴黎去，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