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戴钢丝边眼镜的老人坐在路旁，衣服上尽是尘土。河上搭着一座浮桥，大车、卡车、男人、女人和孩子们在涌过桥去。骡车从桥边蹒跚地爬上陡坡，一些士兵扳着轮辐在帮着推车。卡车嘎嘎地驶上斜坡就开远了，把一切抛在后面，而农夫们还在齐到脚踝的尘土中踯躅着。但那个老人却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他太累，走不动了。
我的任务是过桥去侦察对岸的桥头堡，查明敌人究竟推进到了什么地点。完成任务后，我又从桥上回到原处。这时车辆已经不多了，行人也稀稀落落，可是那个老人还在原处。
“你从哪儿来？”我问他。
“从圣卡洛斯来，”他说着，露出笑容。
那是他的故乡，提到它，老人便高兴起来，微笑了。
“那时我在看管动物，”他对我解释。
“噢，”我说，并没有完全听懂。
“唔，”他又说，“你知道，我待在那儿照料动物。我是最后一个离开圣卡洛斯的。”
他看上去既不象牧羊的，也不象管牛的。我瞧着他满是灰尘的黑衣服、尽是尘土的灰色面孔，以及那副钢丝边眼镜，问道，“什么动物？”
“各种各样，”他摇着头说，“唉，只得把它们抛下了。”
我凝视着浮桥，眺望充满非洲色彩的埃布罗河①三角洲地区，寻思究竟要过多久才能看到敌人，同时一直倾听着，期待第一阵响声，它将是一个信号，表示那神秘莫测的遭遇战即将爆发，而老人始终坐在那里。
①埃布罗河：西班牙境内最长的一条河。
“什么动物？”我又问道。
“一共三种，”他说，“两只山羊，一只猫，还有四对鸽子。”
“你只得抛下它们了？”我问。
“是啊。怕那些大炮呀。那个上尉叫我走，他说炮火不饶人哪。”
“你没家？”我问，边注视着浮桥的另一头，那儿最后几辆大车正匆忙地驶下河边的斜坡。
“没家，”老人说，“只有刚才讲过的那些动物。猫，当然不要紧。猫会照顾自己的，可是，另外几只东西怎么办呢？我简直不敢想。”
“你的政治态度怎样？”我问。
“政治跟我不相干，”他说，“我七十六岁了。我已经走了十二公里，我想我现在再也走不动了。”
“这儿可不是久留之地，”我说，“如果你勉强还走得动，那边通向托尔托萨①的岔路上有卡车。”
“我要待一会，然后再走，”他说，“卡车往哪儿开？”
“巴塞罗那②，”我告诉他。
①托尔托萨：西班牙塔拉戈纳省城市。
②巴塞罗那：西班牙最大的港市。
“那边我没有熟人，”他说，“不过我非常感谢你。再次非常感谢你。”
他疲惫不堪地茫然瞅着我，过了一会又开口，为了要别人分担他的忧虑，“猫是不要紧的，我拿得稳。不用为它担心。可是，另外几只呢，你说它们会怎么样？”
“噢，它们大概挨得过的。”
“你这样想吗？”
“当然，”我边说边注视着远处的河岸，那里已经看不见大车了。
“可是在炮火下它们怎么办呢？人家叫我走，就是因为要开炮了。”
“鸽笼没锁上吧？”我问。
“没有。”
“那它们会飞出去的。”
“嗯，当然会飞。可是山羊呢？唉，不想也罢，”他说。
“要是你歇够了，我得走了，”我催他。“站起来，走走看。”“谢谢你，”他说着撑起来，摇晃了几步，向后一仰，终于又在路旁的尘土中坐了下去。
“那时我在照看动物，”他木然地说，可不再是对着我讲了。
“我只是在照看动物。”
对他毫无办法。那天是复活节的礼拜天，法西斯正在向埃布罗挺进。可是天色阴沉，乌云密布，法西斯飞机没能起飞。这一点，再加上猫会照顾自己，或许就是这位老人仅有的幸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