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哈里一吵，教授就几乎给忘了；突然，我讨厌他了，我赶忙摆脱开他。”我久久地看他怎样迈着一个理想主义者、一个信徒的善良而有些可笑的步伐，沿着光秃的大道逐渐远去。我的内心掀起了一场大战，我机械地反复屈伸僵硬的手指，与暗地里使人疼痛的痛风病搏斗着，我不得不承认，我受骗上当了，我已经接受了七点半去吃饭的邀请，这样，就把这次邀请连同一切客套的繁文缛节、科学的闲谈、对他人家庭幸福的观察全都承担了下来。我恼火地回到家里，把白兰地和水掺和到一起，就着水酒吃下镇痛药，然后躺到长沙发上看书。我终于读了一会儿《索菲氏梅默尔——萨克森游记》，这是一本十八世纪的图书，写得十分动人，突然我又想起教授的邀请，我还没有刮脸，还得穿衣服。天烧得，我为什么这样跟自己过不去！哈里。起来吧，放下书本，抹上肥皂，把下巴刮得血淋淋的，穿上衣服，去享受与人打交道的乐趣吧！我一边擦肥皂，一边想起墓地上的那个肮脏的土穴，今天，一位不认识的死者被放进这个墓穴。我也想起那些基督徒兄弟姊妹感到无聊而紧皱着的脸，可是我却笑不出来。那里，在那肮脏的默士墓穴里，在牧师发表愚蠢而令人难堪的演说时，在送葬人又笨又窘的表情里，在所有这些铁皮、大理石的十字架和墓碑构成的不能给人以慰藉的景象里，在所有那些铁丝或玻璃做的假花里，我觉得，不仅那位陌生人在那里结束了他的一生，不仅我明后天会在那里结束我的一生，在送葬人的窘态和谎言中我会被草草埋进土穴里；世上的一切都会这样结束，我们的全部追求，我们的全部文化，我们的全部信仰，我们的全部生活乐趣，所有这一切都已病入膏肓，很快就会被埋葬到那里。墓地就是我们的全部文化，在那里，耶稣基督和苏格拉底，莫扎特和海顿，但丁和歌德都只不过是刻在锈迹斑斑的铁板上的黯然失色的名字，四周站着那些窘态百出、说谎骗人的致哀人，如果他们还能相信这些一度非常神圣的铁板，他们一定会付出很高的代价，如果他们对这已经灭亡的世界哪怕能认真地说一句公平话，表示哀悼和绝望，那么他们一定会付出很高的代价，可是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不知所措地狞笑着，在墓旁站立。我恼火地搔破下巴那块老伤口，并用盐水烧灼了一会儿，接着又把戴了不久的干净领子换下。其实，我根本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对赴约没有一丝一毫的兴趣。但是，哈里身上的某一小部分又逢场作戏起来，称教授为可亲可爱的人，渴望闻到一点人的气味，渴望与人往来，一起谈天说地，回忆起教授的漂亮夫人，认为到友好的人家消磨一个晚上的想法从根本上说是振奋人心的。凡此种种促使我在下巴上贴了一张药膏，促使我穿上衣服，结上一条雅致的领带，我对自己好言相劝，打消了留在家里的愿望。同时我想，我违心地穿上衣服，出门拜访一位教授，跟他互换或多或少是骗人的假殷勤，我想，大多数人也都像我一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被迫违心做事，违心生活，违心行动，他们探亲访友，聊天交谈，到机关上班办公，做所有这些事情都是被迫的、机械的、不是心甘情愿的，这些事情也可以由机器做，也可以根本不做；正是这种永远运转不休的机械妨碍他们——如同妨碍我一样——批判地看待自己的生活，妨碍他们看清并感觉这种生活的愚蠢、浅薄、可疑、毫无希望的悲哀和空虚。噢，他们是对的，这些人完全正确，他们就这样生活，演戏，追名逐利。而不像我这种脱离正常轨道的人那样反抗那些使人愁闷的机械，绝望地凝视虚空。即使我在这短短几页自述中有看不起人、嘲弄人的地方，但不要以为我要把责任转嫁给他们，我要指控他们，要让他们为我个人的困苦负责。但是，我现在已经沦落到这个地步，我已经滑到生活的边缘，再迈一步就会掉进黑暗的无底深渊，如果这时我还企图自欺欺人，还说生活机械在为我运转，我还是永远运转的天真可爱的世界的一页，那么我就是在说谎，在做坏事。
那个晚上天气挺不错。我在熟人的楼前停了片刻，仰视着窗户。我心里想，他就住在这里，年复一年地做他的工作。看书，写文章，探索西亚和印度神话之间的联系，他在做这些事情时觉得其乐无穷，因为他相信他的工作的价值，相信科学（他是科学的奴仆），相信纯知识的价值和知识积累的价值，因为他相信进步，相信发展。他没有经历过战争，没有经历过爱因斯坦给迄今为止的思想基础带来的巨大震动（他想，这只跟数学家有关），他看不见在他周围一场新的战争正在孕育中，他认为犹太人和共产党人都该憎恨，他是个善良、没有头脑的、快乐、自大的孩子，这真使人羡慕。我振作了一下。走了过去，一穿着白围裙的使女接待我，我从某种预感中准确地注意到她会把我的帽子和大衣放到什么地方。使女把我带进一间温暖明亮的房间，请我稍等片刻。我没有祷告，也没有合眼略事小憩，而是听从某种想玩儿的本能，顺手拿起离我最近的一样东西。那是一幅小小的镶框的画，背后有一个硬纸片支架，把画斜支着放在圆桌上。这是一幅蚀刻版画，刻的是诗人歌德，一位性格鲜明、发式出众的老人，脸部造型非常漂亮，脸上既不缺乏那众所周知的神采奕奕的眼神，也不缺乏那一丝宫廷大臣的庄严所略略掩盖的孤独与凄楚。艺术家在表现孤独与凄楚这一特点上特别下了功夫。他成功地赋予了这位非凡的老人以克制和诚实这样一种教授的、也可说是演员的特征，同时又无损他的深度。总而言之，他把他塑造成一位确确实实很漂亮的老先生，每幢市民住宅都可以把它作为摆设。勤劳的手工艺家创作了一系列形象可爱的救世主、耶稣十二信徒、英雄、思想巨人和政治家的画，我手里这幅画大概并不比这些画更令人不适，也许只是由于这幅画画技高超才刺激了我；不管怎样，我已经受了足够的刺激，恼怒万分，有一触即发之势，而老歌德那自命不凡、沾沾自喜的形象还用预示不幸的刺耳的声音冲着我喊叫，向我指出这里不是我呆的地方。这里是温文尔雅的先师和民族英雄的家，而不是荒原狼的家。
假如这时主人走进来，我也许就会成功地找出可信的借口撤退。可是进来的是他的夫人，我只好听凭命运的安排，我预感到大难临头。我们互相问候，不协调的事儿接壤而来。夫人祝贺我气色好，而我自己非常清楚，我们上次见面后的这些年里我老了很多；她跟我握手，我那患风湿病的手指一阵疼痛，我就知道我老了。然后她问我的妻子可好，我只得老实告诉她，我妻子已经离开我，我们离婚了。教授跨进房间，我们两人都很高兴。他也热烈地欢迎我。很快就表明情况是如何可笑。他手里拿着一张报纸，这是他订阅的，是军国主义和主战派的报纸。他跟我握过手后，指着报纸对我说，报纸上读到了一个政论家，他与我同姓，也叫哈勒尔，他肯定是个讲小子，是个不爱祖国的家伙，他曾拿皇帝寻开心，他声言。他的祖国和敌国一样要对战争的爆发承担责任。这是什么混蛋！哎，这儿够他瞧的了，编辑部把这个害虫狠狠批了一通，驳得他体无完肤。他看我对这个题目毫无兴趣，我们就谈起别的问题。他们夫妻两个事先真的都没有想到，那个可恶的人会坐在他们面前，而且如此可恶的人就是我本人。当然，干吗要大声张扬，使他们不安！我暗自发笑，但我已不抱任何希望，今晚我还会有什么愉快呢。当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当教授谈起卖国贼哈勒尔的一瞬间，我心里升起一种沮丧和绝望的难受感觉，自从目睹了那一幕出殡情景后，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越来越浓郁，最后变成了强大的压力。变成了身体（下半身）感受得到的痛苦，变成了非常可怕的命运所系之感。我觉得，有什么东西在窥视我、有什么危险悄悄地从后面向我靠近。幸好仆人报告说晚饭准备好了。我们走进餐室。我搜索枯肠，尽力说点无关痛痒的话，问点无关紧要的事情。我边说边吃，比平时吃得多，我觉得自己越来越可怜了。我不断地想，我的天哪，我们干吗要这样折磨自己？我清楚地感到，我的主人也并不觉得舒服，不管是由于我给人一种麻木迟滞的印象也好，还是他们家里本来就有不高兴的事，我觉得他们是费很大劲儿才装出这么活跃的。他们也问了我一些事情，我却无法给予诚实的答复，很快我就说了一大通谎话，每说一个字都得拼命忍住恶心。最后，为了引开话题，我讲起我今天目睹的安葬仪式。可是我的语气不对头，我的幽默一开始就让人扫兴，我们越来越谈不到一起，荒原狼嘴牙咧嘴地笑，等到了科点，我们三个人都不怎么说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