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74年莱比锡秋季博览会开幕时，《少年维特的烦恼》（以下简称《维特》）面世了，它像一块巨石扔进当时一潭死水似的沉寂的社会，激起层层波澜。一代人的心翻腾了，千千万万人的心里燃起炽烈的热情，整个德国都为这位才智横溢、愤世嫉俗的小说主人公——维特的悲剧命运流着同情的泪水。一时间，身穿蓝燕尾服、黄背心，脚蹬长统靴的“维特装”成了当时青年男子的时尚，年轻女子则爱穿绿蒂的服式，尤其是她与维特初次见面时的服式：白上衣，袖口和胸襟上系着粉红色的蝴蝶结。在许多花园里，浪漫的人们为维特竖立了小纪念碑，攀缘植物盘绕在维特式的骨灰瓮上，社会上甚至出现了维特式的自杀。许多人，尤其是妇女，对小说中美妙的爱情描写大为赞叹，更多的人则满怀希望地看到，阴霾即将被驱散，太阳就要升起。也有些人忧心忡忡，认为这种狂热的激情将导致道德沦丧，因而怒不可遏，对《维特》大加挞伐，可是他们未能遏制维特的影响。“维特热”席卷整个德国，并越过国界蔓延到欧洲，乃至遥远的东方古国——中国。《维特》的作者约翰·沃尔夫冈·歌德的名字也家喻户晓，奠定了他一生的殊荣，甚至在他写出一生巨著《浮士德》，成了文学领域里“真正的奥林帕斯山上的宙斯”，人们还称他为《维特》的作者。
一、诗与真
书信体小说《维特》既是青年歌德所处的时代、社会的产儿，也是他青年时代生活的结晶。歌德善于把那些使他“喜欢或懊恼”或使他“心动的事情转化为形象，转化为诗”，从而纠正自己对外界事物的观念，清算自己的过去，使内心得到宁静。维特的命运同歌德的生活有许多相似之处，歌德把他的许多经历化成了诗，但小说并不是作者的自传，歌德曾声称，他所有的作品“只是巨篇自白中的片断”。我们了解了这个“片断”，了解了《维特》中融进的歌德自己的那些经历，对于理解这部小说的构思、产生，认识作品的基本倾向和内涵是大有裨益的。
约翰·沃尔夫冈·歌德（1749—1832）生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一个富裕的市民家庭。1765年歌德到莱比锡大学学习法律，三年后因病辍学。1770年4月到斯特拉斯堡继续他的学业。这座城市哥特式大教堂完美的建筑艺术给他的心灵以震撼，城郊美丽的风景令他陶醉。与赫尔德的结识对歌德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赫尔德激发了歌德对民歌、荷马、品达、莪相以及哥尔德斯密斯等英国作家的兴趣，尤其是点燃了他对莎士比亚的热情，赫尔德体现狂飙精神的美学见解也对歌德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歌德与塞森海姆乡村牧师布里昂的女儿弗丽德莉克的爱情，激发他写出了《欢迎与离别》、《五月之歌》、《野地上的小玫瑰》等脍炙人口的名篇。他与斯特拉斯堡法国舞蹈教师的两位女儿卢琴黛（《维特》中易名为莱奥诺蕾）及其妹妹埃米莉娅的感情纠葛，又在诗人心中留下一片涟漪。姐姐倾心于歌德，而诗人却更钟情于已经订了婚的妹妹，因而引起姐姐对妹妹的醋意。歌德在《维特》开篇第一封信里，就把这段恋情化作了“诗”，半是辩解、半是自责地记述道：
命运偏偏安排我卷入一些感情纠葛之中，不正是为了使我这颗心惶惶终日吗？可怜的莱奥诺蕾！可是这并不是我的过错呀。她妹妹独特的魅力令我赏心惬意，而她那可怜的心儿却对我萌生了恋情，这能怨我吗？不过，我就完全没有责任吗？难道我没有培育她的感情？
1771年歌德获法学博士学位，回到故乡，被聘为法兰克福陪审法庭的律师。翌年他参加了达姆施塔特的一个感伤主义的文学社团，常常一起聚会。《维特》中所流露的感伤情绪，正是当时社会思潮的真实写照。1772年5月，歌德按照父亲的意愿到韦茨拉尔的帝国高等法院实习。当时德国各邦国都在这里设有公使馆，歌德结交了一批公使馆的年轻官员，如凯斯特纳、耶鲁撒冷等。他还常到风景秀丽的城郊村庄加本海姆（《维特》中改为瓦尔海姆）去漫游。一次歌德去参加乡村舞会，认识了韦茨拉尔德意志骑士团的法官布甫的女儿夏绿蒂，并对这位风姿绰约、纯朴端庄的姑娘一见钟情。但是她已同凯斯特纳订了婚。关于歌德同绿蒂的相识，凯斯特纳的遗稿中有一封给友人的信的底稿，给我们留下了详细记载：
……
1772年6月9日，歌德碰巧参加一个乡村舞会，我的未婚妻和我也去参加了。我因有事，是后来才去的。所以我的未婚妻就和其他同伴一起坐车先去了。歌德博士也在马车上，他是在车里才同绿蒂相识的……他并不知道，她已订婚……那天他很开心——他有时如此，有时则很忧郁——，绿蒂完全占据了他的心，尤其是因为她自己毫没在意，完全沉浸于欢乐之中。不消说，歌德第二天就去看望绿蒂，问她参加了舞会身体怎么样。昨天他已经知道，她是位乐天的姑娘，爱跳舞，爱玩纯真的游戏，现在他又了解了她更擅长的另一面——料理家务的本领……
《维特》中描写维特与绿蒂一起坐马去参加乡村舞会的情节，与凯斯特纳信中所述大致上是吻合的，并非完全虚构，只不过歌德把生活化成小说的时候在细节上作了稍许改动，如小说中维特是到绿蒂家的猎庄上去接她的，绿蒂的未婚夫阿尔贝特出差在外，未参加这次舞会等等。这一时期凯斯特纳的日记和书信中对歌德的情况有着极为详细的记载，是研究《维特》和《维特》时期的歌德的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不久，绿蒂就告诉歌德，他们之间的关系不可能越出友谊的范围。她对歌德的态度恰如其分，不让歌德对她萌生非分之想。为了摆脱无望的爱情的痛苦，歌德于9月11日不辞而别，返回法兰克福。凯斯特纳9月10日的日记让我们了解到歌德临行前一天的真实情况：
歌德在花园里同我共进午餐。我不知道这是最后一次……晚上歌德来德意志馆。他、绿蒂和我作了一次很奇怪的谈话，谈生命结束以后的情况，谈到去世和重逢等等，这个话题不是他，而是绿蒂提起的。我们互相约定，我们中谁先死，如果可能，他就应把那边的生活情况告诉活着的人。歌德的情绪十分沮丧，因为他知道，明天一早他就要走了。
《维特》中维特也怀着酸楚、凄凉和忧伤的心情在信中写了离别前的那次类似的谈话。
归途中，歌德顺道到女作家索菲·冯·拉洛歇伯爵夫人在埃伦布赖特施泰因的乡村别墅小住。伯爵夫人的女儿玛克西米莉安娜又使他萌生了新的情愫。这位姑娘的一双乌黑的眸子一直深深地印在诗人心里，直到他生命的晚年。
回到法兰克福以后，旧情未了，一连串新的刺激又灼伤了诗人的心：他亲爱的妹妹出嫁了，随丈夫去了巴登的埃门丁根；玛克西米莉安娜成了富商彼得·勃伦塔诺的妻子；绿蒂和凯斯特纳的婚礼也没有如约通知歌德；韦茨拉尔公使馆的秘书卡尔·威廉·耶鲁撒冷因单恋友人之妻而自杀的噩耗更让他心碎，也使他“找到了《维特》的情节”。歌德自己记述了他构思和创作《维特》时的内部和外部氛围：在内心方面，我想摆脱一切陌生的倾向和思想，对外界则以爱的态度来观察一切事物，自人类以至可以理解的下级的东西，任其各显神通。由此便发生与自然界的各个对象的不可思议的亲密关系与自然全体的默契和共鸣，因此外界每发生一种变动，无论是住所地方的迁换也好，时日季节的流转也好，或任何一种的推移也好，都触动到我的心的最深处。诗人的眼更添上画家的眼，美丽的乡村风景又有宜人的小河点缀其间，加深我的独处之癖，以及使我更得以冷静地从各方面玩味和考察我周围的事物。
生活的体验和创作冲动都有了，一切条件皆已具备，现在歌德要通过文字来倾吐自己的痛苦、感受和对使人窒息的社会的愤懑：
与友人的妻子不幸的恋爱而导致的耶鲁撒冷之死，把我突然从梦中撼醒。我不只静观冥想，我与他共同的遭遇是什么，而且把现在恰好碰到的使我热情沸腾、焦灼不安的同样的事加以观察，因此，我禁不住把正要动笔来写的作品灌上炽烈的热情，以至诗的情景与实际的情景的差别丝毫不能分辨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