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离开利夫内已经是深秋时节。在临行之前，我到以前的房东家里去告别。
老太太还躺在床上。老头子不在家。波琳娜一直送我到城边。
是黄昏时分。薄冰在车辙里喀嚓喀嚓地响，花园差不多都雕零了，只在几处苹果树上，还挂着几片淡红色的枯叶。在凝冻的天室中，飘散了最后几朵寒冷的残照中的白云。
玻琳娜和我并肩走着，她信任地挽着我的胳膊。这显得她是一个小姑娘，我的心里充满了对她的柔情，那种孤独而羞涩的柔情。
从城内电影院里飘来一阵听不真切的音乐声。已经是万家灯火。花园上空缭绕着茶炊的轻烟。在疏枝的后面，已经莹然升起了几点寒星。
一种模糊的焦灼，紧压在我的心头，于是我想，为了这美丽的大地，甚至只为了象波琳娜这样的少女，也应该唤起人们为争取欢乐的、理性的生活而斗争。应该铲除所有使人类痛苦、忧伤的东西，一切即使引起人们一滴眼泪的东西。还有沙漠、战争、不义、谎言和对人类心灵的蔑视。
波琳娜和我走到城边。在那里，我和她告了别。
她低下头，开始解开她淡黄色的辫子，蓦然说：“以后我要多读书，康斯坦丁·格奥尔吉耶维奇。”
她抬起那双羞涩的眸子，握了握我的手，急速地回家去了。
我坐在一节拥挤不堪的硬席车上，到莫斯科去。
夜里，到门廊去抽烟，我放下窗子，把身子探到外面去。
火车顺着路堤驰过落叶萧萧的森林。森林几乎看不见。而是听声音猜测出来的——根据车轮在森林深密处产生的急促的回声猜测出来的。枋佛由于飘着大粒雪花，空气变得冷飕飕的，吹到脸上有一股冻结了的树叶的气味。
深秋的太空在森林上面飞驰着，紧跟着火车，给眩目的星光弄得模模糊糊。有时桥在车轮下轰轰作响。虽然火车在疾驰，仍然可以看见星星在桥下黑暗的——不知是沼泽地还是河道——水中倏忽的反光。
火车轰隆轰隆地响着，烟气缭绕。颤动作响的灯笼里，将尽的烛炬，分外明亮。窗外，顺着列车流过紫红色的火花。机车欢呼着，沉醉于它的飞快的速度里。
我深信火车正把我带向幸福。一本新书的构思正在我脑中涌现。我相信我一定能写出来。
我把身子探到窗外，哼着一些不连贯的字眼，歌诵这夜，这世上最迷人的地方——俄罗斯。夜风轻拂着我的脸，好象松散的少女的郁馥的发辫。我满心想吻这辫子，这夜风，这沁凉而湿润的大地。但我不能这样做，只是不连贯地唱着，好象一个中魔的人，惊异于东方天边的美，那里现出了一抹淡淡的、极柔和的碧蓝色。
当我还没明白这是新升的朝霞的时候，我对东方天空的美，对它的澄彻的微光感到惊异。
我在窗外看到的一切，使我心神激荡的种种欢乐，神秘地交杂在一起，使我决定——写，写，写！
但写什么呢？我对大地美丽的赞叹，防止它涸竭、枯萎、僵死的热望，究竟会集拢在什么周围，或者象磁石一样，粘牢在什么题目上，在那一瞬间，对我都是一样的。
过了一些时候，这些思想铸成了卡拉布迦日海湾的构思。但也可以铸成另外一本书的构思，不过也必须充盈着同样的主要内容，充盈着同样的当时占据我心灵的戚受。显然，构思差不多永远是从心里流出来的。
从那个时候起，生活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所谓构思的“酝酿阶段”，说得确切一点，是以现实材料充实构思的阶段。
◎3、地图的研究
在莫斯科我找到了一本里海详图，且久久地徘徊徜徉（当然是在想象中）在它干涸的东岸上。
还是在童年的时候，我就对地图有一种偏好。我能够几个钟头不离开地图，就象看一本引人入胜的书似的。
我研究了人迹稀至的河流，古怪的海岸，深入到原始森林里，那儿只有用小圈圈标示的无名的贸易站，我象念诗一样吟味着那些音调铿锵的地名——尤戈尔沙尔海峡和赫希里底群岛，瓜达尔拉马和印维尔内斯，奥涅加河和科迪勒拉山系。
这些地方是那样清楚地在我的想象中逐渐复活起来，我甚至觉得能够写出不同的大陆和国度的幻想的游记来。
甚至我的富有浪漫情绪的父亲，都不赞成我这种过分的对地图的热中。
他说这会使我处处失望。
“假如碰上机会，”父亲说，“你能够去旅行，你会得到一肚子烦恼。你看到的完全不是你想象的。墨西哥可能会是尘土飞扬、饿殍载道的国家，而赤道上面的天空或许是灰暗而愁闷的。”
我不相信父亲的话。我不能想象赤道上面的天空，甚至会有一个时候是灰暗的。照我的想法，赤道上空的颜色是那样浓重，甚至使卡里曼迦罗的积雪都变成了靛蓝色。
不过无论如何我也丢不开这种嗜好。而日后，在成年的时候，才清楚，父亲说的不完全对。
譬如，当我第一次到克里米亚（事先我详尽地研究过地图）的时候，当然，完全不是我所想象的那样。
但正是因为我对克里米亚预先有个概念，所以才能够更敏锐地观察它，这此我对克里米亚一无所知要好得多。
每走一步，我都看到了我想象中所没有的东西，而克里米亚的这些新特点在我记忆中留下了特别强烈的印象。
我觉得这种看法，不论对地方，不论对人都同样适用。
每一个人，譬如，对果戈理都有概念。但假如我们能够在生活中看到他，那便会发现许多和我们的概念不同的特点。而正是这些特点会鲜明有力地铭记在我们的记忆之中。
但假如没有这个预先有的概念，说不定我们就不能在果戈理身上发现很多东西，而把他看成是一个完全普普通通的人。
我们总是把果戈理想象得有点阴郁、敏感、淡漠。所以我们马上就会发现与这个形象大相径庭的那些特点——譬如目光奕奕、活泼，甚至有些局促、好笑、衣着雅致以及很重的乌克兰口音。
这些思想我很难表达得有充分的说服力，但我认为是这样的。
在地图上流浪，在想象中游历各地，可以帮助你们在现实中正确地认识这些地方。
在这些地方，总好象留下你们想象的极轻微的痕迹，留下一抹渲染上去的颜色，一层魅人的光泽，一层使你们不能用寂寞的目光去看它们的薄雾。
就这样，我在莫斯科已经游历了里海的愁惨的海滨，同样读了很多书和科学报告，甚至还念了许多描写沙漠的诗——总之，我差不多读过了我在列宁图书馆所能找到的一切。
我读了普尔热瓦里斯基和阿努钦，斯文。格金和万别尔，马克—加哈姆和格隆—格尔日迈洛等人的作品，谢甫琴柯在曼格什拉克半岛的日记，希瓦和布哈拉的历史，海军上尉布塔科夫的报告书，卡列林的游记，地理调查报告和阿拉伯诗人的作品。
在我面前展开了人类研究欲和求知欲的壮丽世界。
已经是应该到里海，到卡拉布迦日海湾走一趟的时候了，但我没有钱。
我到一家出版社去，向社长，一位白发枯燥的人，提议订立关于卡拉布迦日海湾的书的合同。社长懒洋洋地听完了我的话，然后说道：“要吗是您丧失了所有对苏维埃现实的认识，要吗您对它干脆就没有认识，否则您不会叫出版社出这么一本书。”
“为什么呢？”
“在您的海湾上可以提取芒硝。难道您当真要写一本关于泻利盐的长篇吗？要不然您在跟我开玩笑吧？您是怎么的，指望有这种傻瓜出版家为这个荒唐的想法哪怕花一个铜板吗？”
我费了很大的气力在别处弄到了一笔钱。
我先到萨拉托夫，然后从那里取道伏尔加河，顺流而下，到阿斯特拉罕。于是就困在那里了。我的几个微薄的川资用光了，为了继续往前走，在阿斯特拉罕便不得不给三十天杂志和阿斯特拉罕的报纸写几篇随笔。
为了写这些随笔，我到阿斯特拉罕草原和爱姆巴河去旅行。这些旅行对我写卡拉布迦日海湾这部书很有帮助。
我是在里海上，沿着芦苇丛生的海岸，到爱姆巴河去的。一艘旧式轮船名字很奇怪，叫作“天芥菜号”。和一切旧式轮船一样，到处都镶着红铜。栏杆扶手，罗盘，望远镜，一切仪器，甚至连船舱的高高的门槛，都是铜的。“天芥菜号”好象一只漂荡在波浪上用砖头擦得通亮冒烟的粗腰茶炊。
海豹象些洗海水浴的人，肚皮朝上，躺在温暖的水里。偶尔懒懒地摆动一下肥软的鳍脚。
在捕鱼的浮码头——即渔船——上，有一群皓齿的姑娘，穿着水手的蓝外衣跟在“天芥菜号”后面，又打口哨又哈哈大笑。脸上都粘满了鱼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