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火星”

我试着回想起来,我的中篇小说卡拉布迦日海湾的构思是怎样产生的。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

我小的时候,在基辅德聂伯河岸乌拉基米尔小丘上,每天晚上,有一个戴着满是尘土的帽子、帽缘下垂的老人。他天天拿来一个脱了漆的天文镜,慢吞吞地把它安在三支弯曲的铁脚上。

人们把这个老人叫作“天文学家”,而且说他是一个意大利人,因为他故意用外国腔调把俄国话说得怪里怪气的。

老人把天文镜安好,然后用机械的单调的声调说:“亲爱的老爷太太们!Buonagiorno!①只花五分钱,您就可以从地球飞到月球和其他星球上去。我特别建议你们看看可怕的火星,它有人类血液的色调。谁要是火星照命,就会在战场上—下子给火枪子弹打死。”

“①意大利文:晚安。”

有一天我和父亲在乌拉基米尔小丘上,从天文镜里看火星。

我看见一个漆黑的深渊和一个微红的小球,这个小球没有任何支柱,大胆地挂在这个深渊中。当我看着它的时候,这个球,开始悄悄地走到天文镜的边上,躲到铜圈后面去了。“天文学家”把天文镜轻轻一转就把火星拉回原来的地方。但它又开始往铜圈那边移动。

“怎么样?”父亲问道。“你能看见点儿什么吗?”

“当然,”我回答说。“我连运河都能看见。”

我知道火星上有人——火星人,而且知道他们不晓得为了什么原因,在自己的星球上挖了许多大运河。

“会有这种事!”父亲说。“别信口开河!什么河你也看不见。只有一个天文学家——意大利人斯恰帕勒利——发现过,而且还是用大天文镜。”

同胞斯恰帕勒利的名字,对“天文学家”没起任何作用。

“在火星左边我还看见一个什么行星,”我没大把握地说。“不晓得它为什么在天上四面乱跑。”

“那哪儿是什么行星!”“天文学家”温厚地扬声说道。“那是什么虫子跑到天文镜上去了!”他摘下了帽子,用帽子赶走了镜片上的甲虫。

火星的景象使我浑身发冷,有点害怕。离开天文镜之后,感到很轻松;基辅的街道上幽暗的灯光、来往马车的辘辘声、正在雕谢的栗子花混着轻尘的香味,这一切都使我觉得舒适而安全。

不,在那个时候我一点儿也不想从地球飞到月亮或者火星上去!

“为什么它跟砖一般红?”我问父亲。

父亲告诉我说,火星是一个正在死去的星球,火星曾经和我们地球一样美丽一—有过海,有过山脉和茂密的草木,可是海和河逐渐干涸了,草木枯死了,山脉整个儿风化了,于是火星就变成了一个大沙漠。大概火星上的山是由红岩石组成的,所以火星上的沙子有点发红。

“就是说,火星是一个由沙子作的星球?”我问道。

“是的,大概是,”父亲同意说。“火星上发生的一切,地球上也可能发生。地球会变成沙漠的。不过这要在多少亿万年以后。所以你不要害怕。人到那个时候,总会想出办法来改变这种岂有此理的情况。”

我回答说,我一点也不害怕。但是说实在的,当时我既害怕,又替我们的地球担忧。而且,在家里,我从哥哥那儿打听到,现在沙漠已经占有地球的一半面积了。

从那个时候起,对沙漠的恐怖(虽然我还没看见过沙漠),时时刻刻萦绕在我的脑际。而且纵使我在环游世界杂志上,读了叙述撒哈拉沙漠、沙漠的热风和“沙漠上的船只”——骆驼等等的出色的文章,但这些东西都没能够诱惑住我。

其后不久,有一个机会我尝到了第一次接触沙漠的滋味。这一次,更加加强了我对沙漠的恐怖。

我们全家到乡下祖父马克西姆·格利高里耶维奇家去消夏。

是一个多雨而暖和的夏天。杂草繁茂。篱畔的荨麻长得一人多高。田里庄稼都抽了穗。从菜园子里飘出来一阵阵浓厚的茴香的气味。一切都预示着丰收。

但是,有一次,我和祖父坐在河岸上钓白杨鱼,祖父突然间慌忙地站了起来,用手掌打着遮阳,往河对岸的田地上望了好半天,然后激愤地啐了一口吐沫,说道:“刽子手、恶魔,滚来了!怎么能够把它永远铲除呢!”

我往祖父看的那边望了一望,但除了一道长长的模糊不清的波浪而外,什么也看不见。这道波浪很快地靠拢过来。我以为风暴来了,可是祖父说:“这就是热风!万恶的阴间的火!从布哈拉,从沙漠吹来的风。一切都要烧光!你看多大的灾难来到了,柯斯契克!要出不来气了。”

这道不祥的波浪,贴着地面,一直朝我们奔来了。祖父急急忙忙收起了他的胡桃木的长鱼竿,对我说:“快跑回家去吧,不然会迷了你的眼睛。我随后跟着就来。快跑!”

于是我便向小房跑去,但热风在半路赶上了我。旋风打着转,把沙子吹得沙沙地响,鸟雀的羽毛和木屑都吹上了天。四周一片昏暗。太阳立刻变得毛茸茸的,成了紫红色,就跟火星一样。爆竹柳开始摇摇摆摆,发出哨声。从背后喷过来那么一股热气,烫得就好象我的衬衫在背上烧着了似的。满嘴都是沙子,灰沙迷了眼睛。

我的姑母费奥道露·马克莫芙娜站在门坎上,手里捧着绣花手巾包着的圣像。

“上帝呀!救救命吧,发发慈悲吧!”她恐怖地喃喃着。“最纯洁的圣母,别让我们着上吧!”

这时,龙卷风打着转,向小屋刮来了。弥得不好的玻璃哗哗响了起来。屋顶的稻草掀起来了。一群麻雀象黑色子弹似地,从稻草下面,一齐飞出来了。

父亲当时没和我们在一起,他在基辅。母亲显然极其不安。

我记得,最难过的是,热度不断增高。我想,再过两个钟头光景,房顶上的稻草就要烧着了,连我们的头发和衣服也都要冒烟了。所以我哭起来了。

快到傍晚的时候,扶疏的爆竹柳的叶子蔫了,低垂下来,好象一条条灰色的破布。在所有篱笆旁边,都吹拢了一堆堆象面粉一样黑糁糁的沙尘。

第二天早晨,叶子都变色了,枯焦了。把叶子摘下来,可以用手指搓成粉末。风更大了。它开始扫掉枯败难看的叶子。许多树木都已光秃,黑黝黝的,就象在深秋一样。

祖父到田里去了一道,回来的时候,心里很乱,样子怪可怜的。他怎么也解不开麻布汗衫领子上的红绳,因为手在发抖,他说:“夜里要不停下来,庄稼便要整个儿烧光了。小花园和菜园子也在内。”

但风势并没减弱。一直刮了两个礼拜,然后减弱了一点,又重新刮了起来。大地眼看着变成了一片灰色的荒原。

家家户户女人们都大哭大叫。男人们垂头丧气地坐在墙根土堆上,躲着风,用棍子戳着土。偶尔说道:“这是石头,哪儿是土!简直是死神抓住了袍子,没处躲,没处藏。”

父亲从基辅来了,把我们带到城里去。当我絮絮叨叨地问他热风的时候,他爱理不理地回答说:“收成完了。热风到了乌克兰。”

“那么不能想点什么办法吗?”我问。

“什么办法也没有。你不能修一道两千俄里长的高石头墙。”

“为什么不能呢?”我问。“中国人不是修了万里长城吗?”

“那是人家中国人,”父亲说。“中国人都是了不起的有能耐的人。”

这些童年时代的印象逐年淡忘下去丁。不过当然它们仍然留在我的记忆的深处,偶尔还会冲上来。天一旱,我就总是感到模糊的不安。

在我成年的时候,我爱上了俄罗斯中部。其原因可能是那里的自然清新、有无数清凉的溪水,湿润的密林,阴沉沉的蒙蒙细雨。

所以当旱灾象灼热的楔子,插到俄罗斯中部来的时候,我的惊慌便变成了对沙漠的无力的愤怒了。

◎2、泥盆纪石灰岩

许多岁月过去了,又使我想起了沙漠。

一九三一年我到奥尔洛夫省利大内城去消夏。当时我正在写我的第一个长篇,我满心想躲到一个小城市去,最好一个熟人也没有,那样可以专心致意于写作,谁也不会来打扰我。

我以前没到过利夫内。我喜爱这座小城的整洁、无数盛开的葵花、整块石板铺成的马路和那条贝斯特拉雅索斯纳河,这条河在黄色的泥盆纪石灰岩最厚的地方,流出了一个峡谷。

我在城郊一栋破板房里赁了一个房间。这栋板房在临河的悬崖上。房子后面有一个半荒芜的园子,已经成了河岸上杂草丛生之所。

腼腆的老房东在车站售货亭里卖报,他的老婆是一个忧郁、肥胖的女人,他有两个女儿:大的叫安菲莎,小的叫波琳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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