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布列斯特要塞保卫者中的唐波夫老乡，这里有必要单独谈上一谈。这支“卫戍部队”的故事同一位妇女密切相连，难怪唐波夫市和唐波夫州的保卫战参加者都把她叫做“妈妈”。
一九五六年，我接到唐波夫市的退休金领取者奥莉加·米哈伊洛夫娜·克雷洛娃寄来的一封信。她在信中讲了她自己的情况：孤苦伶订，疾病缠身，境况颇为凄凉。
战争一开始，她的独生子便在布列斯特附近阵亡。奥莉加·米哈伊洛夫娜的丈夫也上了前线，胜利后回来时身体全垮了，不久即去世。
奥莉加·米哈伊洛夫娜是唐波夫某机关的会计。丈夫死后，工作成了她生活的唯一内容，只有在同事们当中她才觉得自己是一个有用的、具有完美价值的人。空荡荡的房间总是要勾起她对幸福的往日的回忆，于是她就尽量不在家里呆。
看来，命运之神早已决定对这个女人狠心到底了。她又患了重病，病魔经常使她卧床不起，起初是一个星期两个星期，接着是一个月两个月。于是只好退休，离开单位，这对她又是一个新的打击。她不是住院就是在家里躺着，一病就是好久，只好什么事都求邻居帮忙，有时甚至会以为自己准会一病不起。一个一生中同人打惯了交道的人，根本就受不了这种孤独和无所事事，她觉得自己已彻底被生活所抛弃，谁也不需要她了。
她躺在病床上，听到了我关于布列斯特保卫战的广播讲话。这篇讲话深深打动了她，更何况十五年前她的爱子正是在布列斯特城下献出了生命。不久，当她病情稍有好转后，她就给我写了一封信。“我能不能在寻找布列斯特要塞英雄这件事上对您有所帮助呢？”她问。”我是多么希望还能为人们尽点力量啊。”
这时。有两名居住在唐波夫的要塞防卫战参加者对广播讲话有了反响。我把他们的地址寄给了奥莉加·米哈伊洛夫娜，请她去看望这两位，把他们的谈话记录下来，再转寄给我。她立刻满足了我的这一要求，她的记录真同会计的帐目一样，准确无误，一丝不苟。
但奥莉加·米哈伊洛夫娜并没有就此止步。她自己又开始在唐波夫市和唐波夫州寻找别的要塞保卫者。原来这里还真住着不少过去的要塞保卫者，主要是三九三高炮独立营的战士，战前这个营主要是在唐波夫地区招兵。前面已经表过，这个营构成了加夫里洛夫少校指挥下进行防卫的东堡守军的核心力量。
在已经掌握的要塞保卫者的帮助下，奥莉加·米哈伊洛夫娜找到了他们的战友，而且还主动记下了他们的回忆，寄给了我。不久，唐波夫的布列斯特老战士人数已超过十名。这些人的遭遇一般都很不幸。其中有的在从俘虏营释放后很不公正地遭到了审判，前几年才刑满释放，至今仍未恢复名誉，心灵受到难以平复的创伤。有的则在战争中搞垮了身体，马上需要休息和治疗。还有的住房条件十分恶劣，或者好长时间也申请不到救济金，再不就是需要得到物质上的帮助。
奥莉加·米哈伊洛夫娜急这些人之所急，把他们的痛苦当成了自己的痛苦。她成了替布列斯特要塞英雄办事的通讯员。
如今这位妇女不是今天跑州委，就是明天跑市委，再不就跑市苏维埃、市检察院、民政机关、武装部、市卫生局的各个机构。在她的努力之下，案件得到了复审，错判的人恢复了名誉；她为需要住宅的人争取到了新房；跑来了免费疗养的证件，办妥了贷款和退休金。一个孤身妇女在突然之间竟变成了一个连自己也意想不到的角色——她成了一个大家庭的母亲，在这个家庭里有着许多尖锐迫切的需求，有着几十件各种各样要去忙、要去办、要去推动的事情。唐波夫的要塞保卫者也果然都亲亲热热把她称做“我们的母亲”，不管是忧是喜，什么事都愿意跟她谈，就象是跟亲生母亲谈一样。她成了这些人家里最亲近的人，成了他们家务事的好顾问、好参谋、好帮手。这回她再有病躺到床上，这些新朋友、新孩子和他们的妻子、母亲马上全都上门来了，空荡荡的房间马上又沸腾起来，奥莉加·米哈伊洛夫娜一点也不觉得自己孤独，没人需要了。
最不可思议的事情是就连病都渐渐消失了，如今她觉得自己身体好得多了。她很少躺在床上，住院的事也越来越少见，仿佛如今整天为别人的事奔忙反倒使病况大为减轻，病呀痛听什么的统统都被赶跑了。当身患羊癫风的保卫者、如今是当地的画家萨沙·捷列绍夫病情又严重发作的时候，当她应该帮助伊万·索尔达托夫安排工作的时候，当她应该到邻近的基尔萨诺夫市去访问保卫战参加者瓦西里·索洛佐波夫、帮助他妻子照料刚下生的婴儿的时候，当她还要去催办给谢尔盖·古德科夫恢复名誉的事情的时候，她又怎能在床上躺得住呢？
谢尔盖·古德科夫也是三九三独立营的战士，是奥莉加／米哈伊洛夫娜所发现的最后一个。在要塞中他受到严重震伤，失去了语言功能，经常神经病发作，在这种情况下度过了几年战俘生活。战后贝利亚统治时期，一个看来堪称残忍之极、毫无人性的审判人员很不公正地把这个严重残废、不断抽搐、几乎不会说话的人宣布为敌人的帮凶。古德科夫服刑期满后住在家乡唐波夫市，生活极为困难，心灵创伤无法愈合，这些更加剧了他的病情。
奥莉加·米哈伊洛夫娜竭尽全力投入了纠正他不公正的命运的工作。我们一道争取到检察部门对他的案子进行复查，这样就完全推翻了原来说他背叛祖国的那种莫须有的罪名。接着又给古德科夫办理了救济金，发给了一笔补助，还给他安排了舒适的新住处。这些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奥莉加·米哈伊洛夫娜奔走的结果。有意思的是，这一次病情同她身上的病情一样，竟也渐渐地好了起来：古德科大的健康日趋好转，言语功能逐渐恢复，神经病发作的次数越来越少。生活在周围同志充满友情的关怀和充满人道的爱护之下，他觉得自己仿佛又获得了一次生命。
在奥莉加·米哈伊洛夫娜的帮助下，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要塞英雄。这个人的情况原来我知道，但一直认为他早已牺牲。
在我寻找英雄的头几年里，有几位东堡保卫者对我讲过一个人的事迹，这个人是他们勇敢的战友——第三九三营战士伊万·谢列金。
事情发生在保卫战打响后的第四天或第五天。四管的高射机枪刚把敌人一次进攻压了下去。战斗之后，大约有十到十五名堡垒保卫者集合在独立营营房二楼的一个房间里，正好同架机枪的那间是隔壁。
敌军大炮在攻击不得手的情况下，每次照例要对堡垒轰击一气，这回又开始了。但谁也没进掩蔽部，人们对炮击早已习以为常了。
突然，一颗炮弹从破窗子里飞了进来，一下子正落在房间正中央，象个陀螺似的转个不停。
最初的一瞬间，大家都吓呆了，接着急忙卧倒，把身体紧紧贴在木头地板上，闭上眼睛等它爆炸。
炮弹不转了，躺在那儿微微冒着青烟，温度还相当高。爆炸随时可能发生。
突然，一个趴在地板上的士兵——就是伊万·谢列金——一跃而起，弯腰把炮弹抱在手中，冲到窗口扔了出去。大家趴在地下，屏气凝神，斜眼瞅着他。炮弹在他手上没有炸，摔到楼下院子里石板上也没炸。谢列金皱着眉头，搓着两只被炮弹微微烫伤的双手，对战友们的夸赞报以微笑。人们对我说，伊万·谢列金后来牺牲了。
出乎我的意外，我非常高兴地从奥莉加·米哈伊洛夫娜那儿突然得知，谢列金还活着，在一个汽车场当机修钳工。一九五七年我到唐波夫时，他也同战友们一道去过州委会。战友们当着他的面把炮弹的事讲了一通，这个瘦高个儿、行动慢条斯理、不慌不忙的人听着他们说，自顾在一旁咧着嘴笑，仿佛不明白这么仲“小事”干吗要讲个没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