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所接到的妇女的来信之中，有一封信占有突出的地位。其中没有一句话提到要塞防卫战，它同我这本书的主题仅仅有着间接的关系。然而我倒觉得，信中谈到的好多事情就其精神实质而言，同布列斯特要塞保卫者的英雄业绩是那样的相近。我想把这份具有特殊力量的充满人道精神的材料向读者作一介绍。
给我写信的是一个阿塞拜疆女人，家住巴库，名叫阿茜娅·塞拉热季诺夫娜·古谢因扎杰。一位苏军军官的遗孀。她丈夫近卫军少校阿里·盖达尔·伊勃拉吉莫夫是一个炮兵营的指挥官，在前线转战三年，在乌克兰、白俄罗斯、高加索、克里米亚都战斗过，参加过解放敖德萨之役，荣获一枚红旗勋章、两枚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勋章、一枚红星勋章和数枚奖章。
一九四四年夏，伊勃拉吉莫夫少校的炮兵营参加了解放布列斯特的战斗，少校受了重伤。
阿西娅·古谢因扎杰的信同下面的一系列事件有关，所以我把这封信引用在下面，只是稍作删节，但没有任何改动。
她写道：
“一九四四年九月三日，我收到一份由平扎市军医院发来的电报，请我尽快赶往平扎，因为我的丈夫受了重伤。
我立刻请准了假，准备到平扎去探视我的丈夫。一九四四年九月七日，我出发了。一路上我经历了最困难的条件——挤在餐车里，站在过道上，换了好多次车，因为有的地方车站已完全被毁。直到九月十七号半夜两点钟，我才终于到达了平扎市。我在车站上一直坐到天亮，然后走到市内去找这座军医院。车站和医院之间的距离足有五公里。军医院坐落在城市的一头，直到上午九点我才找到医院，打听近卫军大尉伊勃拉吉莫夫在什么地方。
一个没有头脑的护士当即就对我说：“噢，就是那个双目失明的伤员吗？他这一辈子算是再也看不着了。”
对我来说这不啻是当头狠狠一棒。要知道我可是从来没想过我丈夫会是个瞎子呀！痛苦和刺激使我失去了知觉，我昏倒了。醒过来时我已经躺在院长的办公室里，在那里对我进行了抢救。接着把我带到三楼病房，那儿躺着我双目失明的丈夫。
原来我丈夫自从知道他无可挽回地失去视力（也是那个护士说的）之后，便宣布绝食，要求把我叫来。所以我才接到了那份要我去探望的加急电报。
病房里一共躺着十八个军官。有的双目失明，有的截去了下肢，还有的伤在别处。当我被带到丈夫的床前时，我简直认不出他来了。伤痕已把他毁得面目全非，在原来是眼睛的地方，只留下了两个血红的眼窝，里头还化了脓，一个鼻孔被掀掉了，整个下巴已炸得粉碎，用一条金属夹板固定着。一块肩胛骨被炸碎，两只手上的十个手指一个没剩下。全身上下共有十七处伤。整个面部到处嵌着弹片。
我走到他面前，用阿塞拜疆语问：‘亲爱的阿里，这是你吗？’
他回答：‘是。’
我拥抱了他，把他贴在我塞满了万种哀伤的胸前。我感到他在哭泣。我为了自己不哭出声来，拼命咬紧嘴唇，直到今天唇上的齿痕仍然清晰可见。医生们开始催我给他喂饭，因为他已经有十三个昼夜没有吃过一点东西。他们给我送来一杯可可，我就开始用勺喂他喝。接着，他问了我一个问题：我是不是来接他的？会不会把他这么个伤得不成形的人扔掉？
我回答他说，我过去爱他，现在更加倍地爱他，非常可怜他。我说，他是为全体苏联人民受的苦，为我们亲爱的苏维埃祖国受的苦，我是一个爱国者，因此即使他是个瞎子，即使他缺胳膊少腿，我也决不会把他抛弃。我对他说，他是我最可宝贵的人。他开始高高兴兴地喝可可，他出现了赶快回家的愿望。
一星期后，我带上他和一个二十岁的阿塞拜疆战士——一格奥克恰伊市的阿塞拜疆庄员，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到了莫斯科。我们在莫斯科整整呆了一个礼拜。我多方奔走，终于请到季霍米罗夫院士给我丈夫看了一次病。他安慰我丈夫说，十四个月之后他的视力将有所恢复。对我却说，我的丈夫已不可能重见光明，让我把他带回去继续养伤。
我把他带回巴库，送进医院，他在那儿住了整整一年。我又接他出院回家，带他到敖德萨，想请费拉托夫教授看看，尽管我十分清楚，他再也不可能看到这个世界。但为了安慰他，我牺牲了一切，把家里什么东西都卖光了。
等我们到了敖德萨，却发现费拉托夫教授不在，到加格拉的乌克兰疗养院休养去了。我们又赶到那边。由于我带着所有的证件，我争取到费拉托夫给他检查的机会。
费拉托夫教授在检查过我丈夫的眼睛之后，立刻开诚布公地告诉他，恢复视力是不可能的。我对费拉托夫教授说，我愿意献出一只眼睛来挽救我丈夫的一只眼睛，这样我们俩各有一只眼睛，也就都能看见了。
教授把两手搭在我和我丈夫的肩头，回答我说：‘要是有这个需要，我一定能为他找到一只别的眼睛。’又对我丈夫说：‘伊勃拉吉莫夫，现在你的眼睛就是你的妻子。你们彼此为了对方，应该好好活下去，要珍惜自己。科学在前进，不要丧失信心。’
后来我们告辞出来。我好不容易才说服了他在加格拉哪怕小住它一个月。我们留下来了。每天我都要领他到海边去洗海水澡。
他原来是一个运动员，很喜欢游泳。但一个瞎子是难于辨别方向的。于是我买了条绳子，拴在他腰上，把他放进海里，手里捏着绳头。他只要一游得太远，我就拽拽绳子，让他知道该往回游了。这样我们试了有三、四天。
我很难描写自己的心情。丈夫在水里游，我坐在岸边哭。
一天，一位中校来到我面前说：‘这位女公民，我观察了您好几天了。请允许我天天陪您的丈夫洗海澡吧，以后别再把绳子带来了。’
我把他介绍给我丈夫，他们于是天天一块去洗澡。
我们在加格拉呆了整整一个月，后来又到了巴库，我的丈夫这才开始学习过一个盲人的生活。
作为一个盲人，他生活了九年，可在这九年之中，他又从来不甘心过盲人的生活。他的神经受到很大刺激，脾气越来越暴躁。他常常神经病发作，于是我就只好也装腔作势，跟他演戏，什么东西都哄着他。假如他说这是黑的，尽管我明明知道那是白的，我也得说是黑的，为的只是给他一个安慰。他干不了体力劳动。我只好给他想出各种各样的体育活动来让他做。我把一个口袋装上十六公斤沙子，放到他肩上，领着他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或者绕着桌子转。再不就由他扛着我们的女儿在房里走，这也得出我领着他。
我只是把我们两个人各自受到的痛苦向您说了一部分。他变得内向了，从不到剧院或者音乐会去。只有一次我带他去听贝布托夫的演唱会，当那位演唱家唱到《盲丐之歌》时，他一边听一边恨得把自己的衬衫撕成了条条，因为他看不见演唱者，看不见观众。
这一切对他、对他的心脏当然会产生不良后果。我尽量为他创造一切条件，好让他过上安静的生活。但在这种情况下度过的九年，对他的影响太大了。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六日，就在过节的前一天，由于心脏麻痹，他在二十五分钟之内就离开了人世。我最亲近的人在四十八岁上去世了。”
阿茜娅·古谢因扎杰在信的末尾请我帮她一个忙，请有关部门能在她丈夫的坟上为他立一块碑，安放一座胸像。
读起这封信来，嗓子不由得就要发紧。这是一篇悲怆壮烈的故事，它讲的是两个以充满人道的伟大情谊、爱和忠诚紧紧联成一体的生命。我不仅产生了一种愿望，想帮助阿茜娅·古谢因扎杰，满足她那小小的请求，还想把她这激动人心的故事向尽可能多的人们讲述。我决定把她的来信编进我的一次关于寻找布列斯特要塞英雄的广播讲话。
一九五八年十月，当我在播音机前讲话的时候，我宣读了这封来信，接着又直接向她简短地说了几句：
“亲爱的、我深深尊敬的阿茜娅·塞拉热季诺夫娜！我在广播中宣读了您的来信，为的是阿塞拜疆政府的同志们能听到它，好帮助您为您的丈夫建立一座纪念碑。但我之所以宣读它，还有另一个目的。我认为，您本人，阿茜娅·塞拉热季诺夫娜，完全够得上生前就为您树立一座纪念碑。您所做的一切——这是一个苏联妇女的真正的丰功伟绩。这是伟大的爱和友情的功绩，它毫不比伟大卫国战争英雄们的任何一个功绩逊色。对于一个英雄，一个建立了丰功伟绩的人来说，最高的奖赏莫过于人民知道他，人民把他铭记在心头。我希望我国人民、我们的苏联妇女和姑娘们知道您的这种杰出的功绩，它无愧于一个伟大卫国战争英雄的妻子的称号。我相信，阿茜娅·塞拉热季诺夫娜，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每一个人，都会屏气凝神、噙着眼泪来收听您的这封信。我相信许多听众一定会想要给您写信，向您表示同情、友谊和感激，所以现在我把您的地址也向他们宣布一下：巴库，巴希哈诺夫街二栋三门三十六号。”
我的猜想果然应验了。广播第二天，巴库巴希哈诺夫街的住宅就收到了来信，而且与日俱增。给她写信的有大人也有孩子，有男人也有妇女，有从事各种职业的人，信件来自祖国各地，甚至来自国外。
阿塞拜疆的报刊上，出现了关于卫国战争英雄阿里·盖达尔·伊勃拉吉莫夫和他的忠诚的妻子的文章和特写。作家彼得·西蒙诺夫写了一部中篇小说，叫做《两颗心》，详述了这两夫妇的经历。
我的讲话播出后几天，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负责同志访问了阿茜娅·古谢因扎杰。不久，共和国政府又作出了决定。在伊勃拉吉莫夫出生和安葬的比尔加村，经当地学校师生提议，这所学校被批准以英雄的名字命名。有一条街道也冠以他的名字。
一九五八年二月十二日，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命令。
“为表彰阿茜娅·塞拉热季诺夫娜·古谢因扎杰同志对苏联军人、卫国战争中的残废者、解放布列斯特战斗的参加者、近卫军少校阿里·盖达尔·伊勃拉吉莫夫的无微不至的关怀爱护和自我献身行动，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特向阿资仅·塞拉热季诺夫娜·古谢因扎杰颁发荣誉证书。”
又过了十天之后，比尔加村举行了阿里·盖达尔·伊勃拉吉莫夫纪念像揭幕典礼。出席典礼的有马什塔金区的居民、巴库各界人士代表、英雄的亲人和战友。人们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说，帷幕从高高的方尖碑顶轻轻飘落，国家奖金获得者富阿德·阿勃杜拉赫马诺夫创作的青铜浮雕呈现在人们眼前，上面是这位英雄军官的刚毅的面容。
金色的字体在大理石上镌刻着：“这里埋葬着阿塞拜疆人民勇敢的儿子、解放布列斯特要塞战斗的参加者、近卫军少校阿里·库利·奥格拉·伊勃拉吉莫夫”，1908－1953”。
这就是阿塞拜疆妇女阿茜娅·古谢因扎杰同她已故的丈夫——伟大卫国战争英雄和布列斯特解放者之——的故事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