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到敌人手里当俘虏的人就会觉得，祖国已变得那么遥远，远得几乎不可企及。一根根带刺的铁丝网，集中营警卫队那一挺挺机枪和一支支步枪，还有那遥远的、困难得难以想象的道路。这条路要穿过陌生的、操着别国语言的土地，要穿过秘密警察、宪兵和地方警察那防不胜防、无处不在的暗哨明岗，你无时无刻不在担惊受怕，深恐那放你进门、让你温暖身体、供你填饱肚皮的人，又会突然把你出卖。这时你终于走到了最后离前线只有几公里的地带，这里敌人密集，然后还要越过象一堵墙似的划分着两个世界的火线。一个精疲力竭、犹如惊弓之鸟的囚徒，又怎样才能克服这难以逾越的障碍呢？一个在这条恐惧与死亡之途上能战胜一切障碍的人，又该具有多少刚毅与顽强、机敏与灵活，具有多少无穷无尽的力量呢？！
无沦祖国有多么遥远，她始终在不离不弃、不倦不休地召唤着战俘的心。不论敌人把这些人送到多远的地方——亚尔萨斯的煤矿也罢，鲁尔的地下工厂也罢，奥地利的阿尔卑斯山深谷也罢，被占领的挪威海湾也罢，他们到处都听到了祖国召唤的声音。凶恶的命运无论把他们扔到哪里，他们总还是要往回跑，抓住了，还要跑，即使他们明知刽子手会把痛苦的死亡加于他们之身也在所不惜，因为祖国的召唤胜过了最强烈的生之欲望。对于他们中间的大多数来说，这些逃亡往往以失败告终，而且结局常常是悲剧性的。但也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侥幸得以穿越数百公里，克服了数以百计的障碍，最后终于到达自己人身边。人的机敏和创造力有时会发现最惊人的、最不可思议的回归祖国之路，在永无休止的斗争精神鼓舞下，被折磨的奄奄一息的战俘拖着虚弱得无以复加的身体，竟顺利通过了难以想象的考验，走完了这条道路。
阿列克谢·罗马诺夫中士——斯大林格勒的原中学历史教师、四五五团下级指挥员训练班学员及共青团支部书记——在布列斯特要塞中岛营房遇到了战争的爆发。他在中尉阿尔卡季·纳如伊的指挥下进行了战斗。七月初，几个战士在训练班党支部书记季莫非·格列别纽克的率领下由公墓突围。
不久，格列别纽克牺牲。他所领导的小组被敌人打散。共产党员罗马诺夫被希特勒分子抓住之后，又从敌人的枪林弹雨下逃了出来，参加了一支由我军官兵组成的队伍，穿过敌人的后方走向前线。一星期后，到达了离巴拉诺维契市不远的地方。
德国人在列斯纳亚火车站附近把这支队伍赶进了沼泽地，并包围了他们。展开了一场激战。后来天上又出先了德国飞机。罗马诺夫看到的最后景况就是一颗德国炸弹象一滴黑雨点似的飞快地落下来，一直落向他卧倒的地方。
看来，直到几天以后他才苏醒过来，这时他已躺在比亚拉波德利亚斯卡集中营的一个由铁丝网圈起的地块上。他的军上衣前胸已被烧烂，身体被烧伤。脑袋疼得要裂成两半—一他得了严重的脑震荡。中士恢复得很慢，过了好久他才又会走路。
一九四一年秋罗马诺夫同一群俘虏一道被送往德国，一九四二年春他到了一个很大的菲德尔国际集中营，它位于德国最大的海港汉堡郊区。他在这里同原来的政工干部伊万·梅尔尼科夫、波兰人杨·霍姆卡等人组织了一个地下反法西斯小组。他们搜集飞机上撒下来的传单，撰写对俘虏的号召书，消灭变节分子，进行破坏活动。但集中营的秘密警察并没有睡大觉，几个地下工作者被捕后遭到杀害。他这个‘二九五六三号”战俘也受到了怀疑。秘密警察把他抓去审讯，把他关进单人囚室，但希特勒分子一直没有掌握任何对罗马诺夫不利的直接证据。
在这整个期间，逃跑的念头在他的头脑里始终没有谈纪过。但位于这样一个重要港口附近的集中营，防卫特别严密，看来任何逃跑计划都将注定非失败不可。可是这样一个计划终于还是产生了，而且是一个大胆得不可思议的计划。也是一个实现起来难度非同小可的计划。
那正是一九四三年的十二月。几乎每天晚上汉堡都要遭到空袭——英美空军从英国机场起飞前来轰炸。城市和港口已经遭到很大的破坏，一到天黑就吓得马上沉静下来。它陷入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之中，人心惶惶地等待着响起令人心惊胆战的警报声。白天，菲德尔集中营的战俘们被赶到港口去干活——卸船。港口的装卸工人手不够：东部战线象个填不满的无底洞，希特勒的部队减员的越来越多，德国人也动不动就来一个全国“总动员”。如今实在没法子，好多过去根本不许俘虏干的工作，如今也只好交给他们去做了。
罗马诺夫同他的战友们早已摸熟了海港的地理状况，弄清了它的所有泊位和码头。他们甚至对许多货船的情况也了如指掌，在这些船上他们都干过活。在这些常在汉堡码头卸货的轮船当中，有一些瑞典船。瑞典是一个中立国，它同反希特勒的同盟国进行贸易，也向法西斯德国供应后者所迫切需要的铁矿石。
罗马诺夫和梅利尼克想出来的计划，粗看之下似乎觉得很简单——从集中营跑出来，夜里钻进港口，藏到瑞典船上，然后航行到一个瑞典港口。从那里可以乘一艘英国轮船去英国，然后再跟同盟国船队回摩尔曼斯克或阿尔汉格尔斯克。然后就可以重新拿起自动步枪或机关枪，走上战场去同希特勒匪帮算帐，让他们偿还这些年在俘虏营里所遭受的一切。这几年来，这些战俘们心里积满了数不清的仇和恨，只要能找到一个手握钢枪同敌人决一死战的机会，即使是须要绕地球游一周，他们也在所不惜。
然而，在设想与把设想变成现实之间，还隔着一条深不可测的鸿沟。怎样才能躲过为数众多而警惕性又极高的集中营警卫队的眼睛呢？即使这一点侥幸得以成功，又怎样能躲过追捕呢？至少在两三天之内，党卫军一定会带着警犬到处搜寻他俩的踪迹。还有，怎样才能游过易北河呢？在入海口一带，这条河是那样的宽，而进入与世隔绝、防守严密的港区又是那样的困难。不仅港区本身有人把守，而且每一艘外国船都有党卫军哨兵昼夜不停地把守。用什么办法能骗过他们，混上船去呢？最后还有，怎么才能隐藏起来，使船员和党卫军都无法发现你呢？战俘们都知道，党卫军的执勤队带着警大，他们要把每一艘离开德国的轮船从上到下仔仔细细搜查两遍，一次是在汉堡出发之前，还有一次是在由基尔市直接开赴瑞典之前。
他们把事先凡能预见到的一切都考虑研究过，其余就只好听天由命了。他们知道这次冒险意味着什么，——仅在一个月之前，集中营里就有两个人因逃跑失败被抓住处了绞刑。
他们决定只能两个人一道逃跑。这样比较容易隐蔽。他们甚至还准备了武器：两把自制的小刀，是趁在港区干活的时候用两块铁偷偷磨成的。他们互相明誓：如果谁要是不敢逃跑，成了胆小鬼，那另一个人就应该用这把刀去把他干掉。这阴沉沉的誓言根本不是由于对浪漫主义偏爱才提出的，因为他们几乎已是准死无疑，他们已经用无法解脱的绳索双双绑在了一起，这个人要是一胆小，那个人就会跟着遭殃。军事正义的严峻法则说明，这样的措施是完全必要的。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这是一个风雨如晦的坏天气。天早就黑了，俘虏们下班被带出港区时，到处已是一片漆黑。队伍在回集中营的路上，要穿过一个不甚宽阔的伸手不见五指的隧道。逃跑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队伍刚一进入黑漆漆的隧道，罗马诺夫和梅利尼克立刻跳出队伍，一动不动地贴在一个突出的石头墙垛后面。卫兵从身旁走了过去，没有发现这两个战俘突然闪到一旁的身影。木头鞋跟踏出的震耳的脚步声在远处沉寂了，他们单独留了下来。
他们拔腿拼命往回跑，跑到易北河畔。那里紧靠水边矗立着几座过去的仓库，已被空袭时投下的炸弹炸成了砖壳。他们要在这样一座仓库的灌满了水的地下室里呆上两天两夜，这样警犬就会迷失他们的踪迹，党卫军也将停止搜查。
对于这两个浑身筋疲力竭的人来说，十二月在冰凉的水里泡上两天两夜，简直是一种无法忍受的酷刑。最令人难以忍受的就是海里涨潮的那几个钟点。易北河口的水位这时开始上涨，地下室的水平面于是也跟着升高。梅利尼克身体比较虚弱，有时甚至会失去知觉，于是罗马诺夫便扶持着他，等到水一退去，便开始给同伴按摩。
他们咬牙挺到了预定的时间。第二天夜间，他们心存侥幸，希望对他们的搜捕已经停止，于是这两个逃亡者便从隐身之处爬了出来，进到仓库，马马虎虎烘干了衣服，走了出来。
港口在易北河对岸，黑暗中隐隐约约，根本看不清楚。但他俩明白，这地方河道非常宽阔。他们更明白，要想游过去那是根本没门儿：在冰水里泡了两天两夜，一口东西没吃，消耗的体力太大了。那边不远是一座长桥，一直通向海港大门。但他们也知道，桥上有哨兵看守，要想神不知鬼不觉地溜过桥，绝对办不到。只有出现某种机会，才可能对他们有所帮助。他们在内心深处虽然不相信会有什么奇迹，但还是朝桥的方向慢慢走去。
他俩在距岗亭几百米之外的路旁隐蔽起来，岗亭里的哨兵守卫着通向桥头的入口。远处城郊某处，探照灯正在天上搜索，传来了高射炮声，天空有英国和美国飞机。
忽然；远处响起隆隆的马达声和履带轧在石头路面上的金铁交鸣之声，逃亡者看见了一窄条一窄条蓝色的灯光。那是一队小坦克开进港去装货，受到控制的灯光极暗。
罗马诺夫早就看到过这些轻便坦克，他还记得它们的后装甲板上焊着两只钩子，看来是为牵引用的。行动计划在刹那间就延生了。他用一两句话对梅利尼克作了说明。这真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也许是他们进港的唯一机会了。
要做的事情是在坦克开动之中追上它，挂在它屁股后头的钩子上。坦克之间的距离有五十至一百米远，那道蓝光却只允许驾驶员看到两三米之内的地方，他们是不会发现这两个俘虏的。危险又在于桥上的哨兵有可能用手电筒把每辆车照上一照．那时就会发现逃亡者。不过，这工夫哪顾得考虑那么多：其实他们的逃亡本身岂不就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冒险，或者是一系列偶然的巧合吗？
罗马诺夫第一个朝马路上冲了过去。他一边跑一边摸到了那只钩子，吊了上去，脚底下还找到了一个放脚的地方——钢板上有一道没有多宽的平台。梅利尼克也吊到了下一辆轻便坦克上。
万幸，哨兵的手电只亮了一下，便把打头的坦克放了过去。天上机声隆隆，卫兵不敢再亮灯了。罗马诺夫和梅利尼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能交上这样的好运，巴望着好赶快把这履带下石砌的马路一米一米地走完。他们终于驶入了港区大门，罗马诺夫看好了两座货栈之间的一条黑黢黢的小巷，便朝那里跳了过去。一分钟后，梅利尼克也到了他身边。
是啊，在他们这绝望的行动中，幸运之神一直在守护着他们。他们闯过了大桥，甚至一下子竟闯进了港区，顺利地过了岗哨。如今前头只剩下最后一关，也是最难的一关了。
他们非常熟悉瑞典轮“阿丽耶尔”号的泊位，菲德尔集中营的战俘们在船上干过活，据他们说，这艘船装货还得停三、四天。“阿丽耶尔”号装的是焦炭，罗马诺夫和梅利尼克准备钻进货舱，藏入焦炭堆中，一直躲到轮船驶出基尔运河。
要想混上船谈何容易！当两个逃亡者沿着货栈墙根冲过开阔地，最后终于偷偷摸到“阿丽耶尔”号停泊的地方时，他们这才明白，这件事办起来有多难！
从船上通到码头的舷梯只有一道，而在这舷梯的中部还站着一名党卫军哨兵，端着冲锋枪。他竖起大衣领，缩着脖子，放下皮帽耳，背对寒风而立。阵阵寒风夹带着一团团湿乎乎的浓密的雪花；急劲地从海上刮来，呜呜地厉叫着，扑打在码头上。然而要想神不知鬼不觉地逼近哨兵，那可是妄想：如果逃亡者想要接近舷梯，哨兵一定会发现。其实他们根本不想杀死哨兵，因为如果发现哨兵失踪，党卫军准会找到逃亡者的踪迹。
他们摸到码头紧边上靠近“阿丽耶尔”号船尾的地方，但船停泊地离码头挺远，在码头的胸墙和船舷之间，还有一段大约四米宽的距离。对于两个饥肠辘辘、疲惫不堪的集中营“逃犯”来说，这么远的一跳简直是无法企及的记录。而机会却只有一次，谁要是跳不过去。等着他的是十到十五米的深渊，以及码头脚下深不可测的黑乎乎的冰水。
在浓黑的夜幕中，他们彼此认真地朝对方打量了两眼。
“咱们跳过去！”罗马诺夫悄声说。
“得跳！”梅利尼克同意道。“你先来．你比我有劲。”
罗马诺夫仔细观察了一番。在甲板上选了一块他觉得最合适的地方，朝后退了几步，留出了一段助跑的地方，然后目不转睛地盯着舷梯上模糊得难以辨认的哨兵的身影。哨兵什么动静也没听见，他照旧缩着脖，背着风，很可能在打盹。
罗马诺夫等到一阵风夹雪沿着码头卷过，周围的一切动静都淹没在它的鸣叫声中时，便飞也似地向前冲去。如今他的整个生命已系于这单腿蹬着码头边沿的疯狂的奋身一跃之中了。
他没有跳上甲板，胸部在钢板的船舷边缘猛撞了一下，双手却攀住了船舷。这一下懂得实在太厉害，他顿时失去了知觉，但两只手却牢牢抓住铁的舷帮。看来这完全是受本能的支配。片刻之后，他又恢复了知觉，于是用足了吃奶的力气扒了上去，抬腿翻过舷帮，上了甲板。
第一件事是再看看哨兵，——不知他听没听见撞出的那一声巨响。但哨兵一动不动，活象个稻草人。梅利尼克弯腰站在码头上朝甲板察看。罗马诺夫挥挥手为他鼓劲，他不见了——朝后退了几步，准备助跑。他跳得甚至比罗马诺夫还好，罗马诺夫在空中一把抓住同伴，将他拉到甲板上。周围没有一个人，船员们全睡着了，值班员看来什么也没有发现。
他们小心翼翼摸到一个往下走的舱口，进入货舱。根据同志们讲的情况，他们了解到“阿丽耶尔”号上有三个舱。下舱似乎已经装好并封死。他们到了第二个船，也就是中舱，其中有一个隔舱，一半已装好焦炭。这会儿应该钻进这堆焦炭里把自己埋起来。
这件事也须要好好算计一下。如果逃亡者藏得过深，明天早晨上头再压上一堆小山似的焦炭，他们可就爬不出来了，就会活埋在这座焦炭坟墓里。可是藏得太浅也不行，很容易被人发现。他们仔细研究了焦炭从上头倒进来并在货舱中散开的情况，终于选中了一个恰当的位置，钻进了焦炭堆。直到此时，当罗马诺夫终于蜷缩着在他那很不舒适的藏身之所躺了下来时，他才感到每喘一口气都那么痛苦，船舷边上那一下看来懂得还真不轻。
他好不容易才睡着，噪音又把他弄醒了。装舱的焦炭轰轰隆从头顶直泻进隔般来。这样继续了大约一小时光景。接着，不远的地方传来了人声和警犬的吠声，有人下到焦炭堆上走了两圈，铁舱盖发出咣当一响——一切都静了下来，货舱封闭了。
罗马诺夫和梅利尼克搞不清”阿丽耶尔”号在汉堡又停了多长时间，是一天、两天还是三天，直到他们感到船体在颠簸摇摆时，才爬出了自己的藏身之所。他们出海了！
头一个从焦炭堆里爬出来的是罗马诺夫，他把旅伴也拖了出来。梅利尼克已浑身无力，动弹不得了。在这口铁棺材里，他们喝不上一口水，吃不上一口饭，前头这一段路还不知要花费多少时间。但这是一条自由之路，回归祖国之路。为了踏上这条路，他们准备作出一切牺牲，直至献出生命。
轮船在基尔停泊时，他们又钻进了焦炭堆，捱过了搜查，但后来任凭战友如何呼唤，梅利尼克却再也没有醒来。他昏死过去了，罗马诺夫无法使他恢复知觉。
说不清罗马诺夫后来又坚持了多少时间。饥渴之苦越来越以忍受，后来出现了一种奇特的虚弱感，对一切都变得那么迟钝，那么无动于衷，他什么都记不得了。
在瑞典大港哥德堡，工人们卸焦炭的时候，发现了“阿丽耶尔”号的一个舱里倒着两具尸体，穿着德国集中营的战俘衣服，背上还有‘SU”两个大字。
请来了医生。被发现的尸体中有一具真是尸体，另一具还在微微喘气。他被送进了医院，哥德堡的装卸工人群情激昂地议论着这一事件。这两个俄国人的逃亡是由汉堡到瑞典的商船上发生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战俘逃亡事件。
几天后罗马诺夫才在瑞典政治警察的监狱医院中醒来：中立国对他的态度并不十分殷勤，它惧怕凶狠的德国邻邦。罗马诺夫痊愈得很慢，很不容易。等到他稍有好转，便有几个讲俄语的人来到他的床前转了几次，劝他别回祖国，可以要求在瑞典政治避难。他的回答只有一句话：要求见苏联使馆的工作人员。
他终于达到了自己的日的，最后到了斯德哥尔摩，见到了当时苏联驻瑞典公使、列宁著名的战友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柯仑泰。使他失望的是这位公使竟否决了他经同盟国回国的一切方案。“您的这份仗已经打完了，”她要罗马诺夫在瑞典的苏联侨民区留下来。
一九四四年，在芬兰放下武器后，罗马诺夫回到了祖国。然而，要塞和俘虏营里的经历对他的健康影响极大：到家时他疾病缠身，后来在医院度过不少时光。据说，那常常使他卧床不起的肺结核不仅是布列斯特要塞经受考验和集中营受苦受难的结果，也是他从汉堡码头上最后奋身一跃胸部狠狠撞在“阿丽耶尔”号船舷上的结果。
但他并没有向疾病屈服，他不畏病痛缠身，战后又念完了第二个大学，现在莫斯科某设计部门担任建筑工程师。
一九五七年，当罗马诺夫恢复党籍的时候，在党委他看到了自己作为战俘在集中营拍下的照片。它是在我军所缴获的一套希特勒匪帮的卡片中偶然发现的。卡片上有一张罗马诺夫的相片，穿着战俘的衣服，带着令他永世难忘的号码牌：29563，表格中一丝不苟地填写着他所受到的每一次惩罚和拘留。
最后几行记载上还加盖了一个带四字的公章：“29563号于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由集中营逃跑，未捕获。”
罗马诺夫对着这张照片沉思地端详了许久，脸上忽然舒展开一个明朗的微笑，他说：“这个号码运气不错。集中营里抽彩还没见谁赢过呢。我真走运。”
可是党委委员们知道，问题不在于号码的运气。他们一致同意恢复罗马诺夫苏共党员的党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