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毋庸讳言,我国有许多人对报章杂志战前揭露希特勒匪徒暴行的做法显然抱着不以为然的态度。“过分夸张!”他们带着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微笑说,”宣传嘛,还不得加加工。不过这些德国人总还是文明人吧?怎么可能这么干呢?”于是举出了伟大的思想家和诗人、科学家和音乐家的名字:康德和黑格尔、’席勒和歌德、巴赫和贝多芬。
然而,这时他们却忘记了德国近一百年来所处的环境和历史条件。自俾斯麦以来,德国的教师在学校一直是以军事实力的思想、侵略征服的思想、相信德国和德国人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优越性的思想来教育青年的。军人阶层成了国内的特权阶层,战争歇斯底里成了统治阶级的旗帜,而德国的将军元帅们,如施利芬、莫尔特克、兴登堡、鲁登道夫之流,则在一片乌烟瘴气的阅兵和演习之中逐渐成了民族思想和整个民族生活的主宰。德国发动了一次又一次侵略战争,其破坏性和规模越来越大。尽管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期间那次全球规模的较量使它惨遭大败,但德国的军阀们却善于把这次失败转变为未来新的一跃的跳板,作为点燃国内卷土重来的报复情绪的引火物。
不,在十多年时间里席卷德国全国的法西斯疯狂,绝不仅仅是这个民族历史上悲剧性的偶然。希特勒主义的麦种撒进了德国军国主义早就深深翻耕好的土地。从这些种籽中,不仅很快长出了起麻醉作用的大规模军事狂热的毒草,而且还长出了二十世纪见血封喉的安查尔树——象可怕的秘密警察、党卫军和冲锋队这样的东西。冲锋队员的大皮靴无情地践踏了多少个世纪以来德国文化的成就,在德国精神生活中开始了一个黑暗时期,它最主要的科学竟是种族歧视的理论,哲学的使命仅在于肯定强权暴力和强者可以无视法律的思想,而法学则是为暴力寻求法律根据,一首土匪赞歌《党卫军之歌》竟成了诗歌和音乐的顶峰。希特勒主义放纵人身上最兽性的东西,而且看来希特勒分子史无前例的残忍竟成了同众所周知的德国温情主义、感伤主义并存的民族性格新特点,并且当着全世界的面同上述感情结成了荒谬的矛盾统一体。这是一种比中世纪的恶梦更为可怕的残忍,原因就在于事情发生在二十世纪,而且使用了最新科技和工业组织的一切成就。
那些口口声声不离德国文化传统、德国人道主义传统的人,随着敌人侵略的滚滚浪潮越来越深入我国国土而开始清醒了。康德和黑格尔、歌德和席勒的后人们把妇女和老人赶上战场,把他们作为进攻的盾牌,把孩子们扔进烈火,枪杀手无寸铁的伤员,把俘虏们慢慢地折磨致死,以罕见的规模集体屠杀和平居民,对游击队员、地下工作者和共产党员严刑拷打。从战争打响的头几个小时起,在布列斯特周围,在其他一切边境区,我国人民很快就认清了敌人凶恶的嘴脸,于是,人们的鲜血和痛苦所换取的对德国希特勒分子的真正认识,便在全国口耳相授,不径而走了。
布列斯特要塞的保卫者们也看清了敌人的凶恶嘴脸,他们看清的时间甚至要比其他人更早。他们亲眼看到冲进兵营医疗间的德军坦克在隆隆的马达声中,在混凝土的地面上旋转不停,用履带把受伤的同志们碾为肉泥。他们在地下掩蔽部不止一次观察到,希特勒匪徒怎样毒打和枪杀当了俘虏的战士,怎样命令从要塞出去的妇女儿童双膝跪倒在瞄准他们的机枪前。
然而,只有在当了俘虏之后,他们才最终亲身体验到,敌人的残暴是多么肆无忌惮,多么令人发指。当了俘虏之后,首先是一顿毒打,枪托对着肋骨一阵猛捣,然后是自动步枪僻僻啪啪短促地响上一梭子,就要了那些重伤号的命。接着俘虏排上队,犹太人、政治委员和共产党员被叫了出来。这些自动出列的或被叛徒检举的人们当场就被带到一旁枪杀。戴边防军绿领章的士兵——枪杀,政工干部——枪杀,他们从军上衣袖子上缀的星形标记来辨认这一切。有时还不让你死个痛快,而是让你活遭罪。
被要塞保卫者送出去当俘虏的妇女们回忆起她们被押出要塞围墙时看到的一个场面。几十名被俘苏军战士在自动枪手的监押下站在一旁。希特勒分子命令他们紧紧围成一圈,不知从何处带来一个打得遍体鳞伤、血肉模糊的政治指导员。德国人把他推进这个人圈,几个法西斯士兵开始当着我军战士的面嘲笑政治指导员。女人们站在人圈外头,看不清怎么对待他,只听受折磨的人不时在人圈里头发出一声声惨叫,而周围的俘虏们眼看着酷刑,也发出一声声可怕的暗哑的呻吟,这种情况足够说明场面是多么令人难以忍受。
再往后又把俘虏排成长长的纵队,加强警戒,赶往战俘营。这是一次在自动步枪连发声伴奏下完成的死亡行军。谁要是无力再走下去,谁要是敢于从跪到路上来的农妇手中接过一块面包,谁要是迟慢半步,停止不前,或者朝旁边迈上一步,卫兵就要当场把他枪毙。于是,一种无法消除的灾祸感,一种前途暗淡、绝望无助的心情,就愈来愈强烈地握住了人们。
希特勒匪帮在布列斯特郊区设立了两个大战俘营。如今,拉上铁丝网、用重兵警戒的南镇中无数砖砌的兵营,就成了这样一座集中营。接纳各战线送来的几十万俘虏的主要集中地就是波兰境内的所谓三〇七战俘营,它位于布格河以西数十公里,同比亚拉波德利亚斯卡相距不远。
那只是一片广无垠的田野,被三、四道铁丝网分割成许多一格一格的”地块”。每一块里头都羁押着三千名左右囚徒。除了一处作集中营医疗处(既医院)的木棚及一处办公室小房之外,整个旷野上唯一的建筑就是架着机枪和探照灯的木头暸望亭。不论炎日酷暑,还是大雨滂沦,后来一直到秋寒袭来,初雪骤降,俘虏们大部分就是一身单薄的军衣,有的甚至只穿了一件衬农,圈在这毫无遮蔽的旷野之中。人们赤手空拳在地里挖出一个个类似兽穴的窟窿,钻进去躲避一时。可是这片地里的士是沙质,常常容易坍塌,于是这些被折磨得浑身无力、奄奄一息的人们就再也出不来了。加之警卫和由叛徒中招募的集中营警察有时还故意在这样的洞穴上头跺脚,把它们弄塌,从而变成了一座座埋葬活人的坟场。
整个集中营到处是一派令人心酸的景象。在这片广阔无边的田野上,无时无刻不是臭气冲天,在这片用铁丝网围起的空地上,几十万人在蠕动着。战俘们鹑衣百结,蓬头垢面,身上虱子成团,甚至沙地上也到处是虱子在钻爬,空中盘旋着遮天蔽日的绿豆蝇群,不停地向人们进攻,人们缠着肮脏的绷带,伤口早已化脓生蛆,成百上千地死于饥饿和疾病。每天给他们发放一百五十克掺锯末子的代用面包,一勺浑酱酱的菜汤,汤里放的是连洗都不洗的烂油菜或者土豆皮,目的是要让人们都患上胃病。染上传染病的人们就这么躺在地里死去,伤寒病患者则被送到不知什么地方,一去就不再回来。枪杀、毒打、嘲笑、集中营里的全部野蛮制度,都服务于一个目的——赶紧把这一大群人消灭光。自己死的和被他们打死的刚刚从铁丝网里被抬出去,而一批新的囚徒又从前线被赶了进来。布格河以西的这片土地上,死亡传送带在不停地运转,巨型杀人工厂在不停地工作。
设在布列斯特南镇兵营的集中营情况也并不见得好多少。这里的战俘虽说可以住在石头房子里,头上有块屋顶遮身,但生活条件可以说同比亚拉波德利亚斯卡并无二致,死亡率也同样是那么高。
在这些集中营里,人们不仅被从肉体上加以消灭,而且也从精神上加以消灭。希特勒分于是干这种勾当的行家里手,他们在俘虏中千方百计地纵容最卑劣的感情,让无耻、叛卖和民族歧视为所欲为。
从最初的日子开始,一些“二鬼子”——半德国人,还有乌克兰人、俄罗斯人和白俄罗斯人中的直接参加叛卖活动的败类,就成了法西斯警卫部队的十分卖力的帮凶。这些人并不比希特勒分子好,往往比他们更凶残,——一大家都知道,叛徒总是要比敌人走得更远。有些行为暖昧的人总在俘虏们身边转来转去,想要发现隐藏下来的共产党员、政治委员、犹太人,他们同俘虏进行挑衅性的谈话,然后又为了多得一份面包,多得一勺菜汤,而把这人出卖给秘密警察。集中营当局为了在俘虏中引起民族仇恨,对乌克兰人和当地的西白俄罗斯人在生活上稍加照顾,并打算在他们当中招募警察和特务。
这些个敌人的走狗,这些个贱价出卖了苏联人荣誉和良心的家伙,为数并不太多。但他们的作用极坏。他们在集中营造成了一种互相猜疑、不相往来的气氛。人们都自我禁铜起来,彼此互不信任,对自己的过去讳莫如深,不愿和同志们交流思想感情。
布列斯特要塞的保卫者们就更要小心了。秘密警察不久就开始在俘虏中搜寻这次保卫战的参加者。看来,希特勒匪徒由于在要塞中遇到如此激烈和长期的抵抗,便认为在那里战斗过的官兵对自己来说也是极其危险的。因此人们都不把自己属于要塞卫戍部队的事说出来,审问的时候诡称是在布列斯特郊区别的什么地方被俘的。“布列斯特要塞”这几个字,敌人一听就恨之入骨。
我记不得要塞保卫者中是谁对我讲过这么一件事。它发生在一九四二年他居住在北高加索一个山村的父母家中。村子沦陷之后,只有他母亲还守在家里。一大,四个德国兵住进了这位保卫战参加者的家。当他们看到墙上悬挂着家人照片时,便对一张年轻红军战士的照片发生了兴趣。女人说这是她儿子。有个德国人会说两句俄国话,便问这个人现在在哪里。
“不知道,”母亲叹了一口气说,“恐怕早就死了。战前他在国境上当兵,驻在布列斯特要塞。”
德国人把这个回答告诉了他的伙伴。只见其中一个士兵气得脸色登时发白,朝女主人扑了过来,对她拳打脚踢,嘴里还嚷嚷着什么。其他三个人好不容易才把他拉开,他骂骂咧咧地走了出去。其他几个人告诉吓坏了的母亲是怎么回事。原来这个士兵于一九四一年攻打过布勒斯特要塞,受过重伤,这回他喊,所有在那里打过仗的苏联兵都是疯狂的布尔什维克,他们的父母也应该毫不留情地统统枪毙。
不论希特勒匪帮在布勒斯特集中营的制度多么森严可怕,不论法西斯刽子手如何想利用非人的待遇来消除俘虏心中的一切希望,扑灭俘虏心中的一切抗议和反抗的火花,但这个目的他们却始终难以达到。集中营经常出现逃跑事件。南镇兵营一连出现了几起战俘结伙钻下水道竖井逃跑的事。在比亚拉波德利亚斯卡几乎天天都有人逃跑,有时是在由集中营上工的途中,有时是半夜,无论什么样的铁丝网和障碍都难以阻挡。
那些被抓回来的人,当着整个集中营的面极其残酷地被处以死刑。逃跑者有的被枪杀,有的被绞死,有的拖出去让狗一块块撕碎,还有的被装在用带刺的铁丝网编成的笼子里,用饥渴把他慢慢折磨致死。一次,三个逃跑后被捉回的战士竟被塞进集中营的大锅里活活煮死。
然而,这些惨绝人寰的罪恶并不能摧毁战俘们的意志,窒息他们重见自由、再次进行对敌斗争的强烈愿望。恰恰相反,希特勒分子越是猖狂,战俘们对这群刽子手的仇恨就越加强烈,为死难的战友复仇、为在这活地狱里的一切遭遇复仇们愿望也越是不可遏止。看来,也许正是这样的感情战胜了互不信任和怀疑,把比亚拉波德利亚斯卡集中营里的战俘团结起来准备大规模逃跑。这件事最后发生在一九四一年秋。
九月的一个黑漆漆的夜晚,一声信号,成千上万囚徒同时冲向铁丝网,铺上大衣和军上衣,在雪亮的探照灯照射下爬过带刺的障碍物,冒着暸望台上的机枪火力,钻进了离得最近的森林。他们大部分不久又被捕获,遭到枪杀。不少人在爬铁丝网时即已牺牲,但还是有一些人得以逃脱了。据说,这次大规模逃跑的主要组织者之一是波塔波夫上尉,就是那位在三三三团营区参加布列斯特保卫战的重要人物。当时他究竟活了下来,还是在机枪火力下遇难,至今仍不得而知。
为了惩罚这一次战俘逃跑事件,希特勒匪徒用机枪一连朝集中营地区扫射了几个小时。他们调来了坦克,坦克按地块一块一块地轰击,然后又冲进营区,用履带碾轧躲进地洞的人们。但这种屠杀仍无济于事,一直到冬天逃跑也仍然不断,最后只好把大部分幸存的战俘转押到其他集中营。
有些人到了原波兰要塞德姆勃林。一九四一年冬,这里的要塞土墙旁边又出现了一堵高墙,那是用没有来得及埋葬的尸体堆成的。还有些人则被送到塞德列茨、克拉科夫,或者到了德国本土——哈麦尔斯堡、艾本泽,不是在慕尼黑附近就在不来梅附近。
然而,布列斯特的英雄们不论走到哪里,他们的斗争和反抗精神就带到哪里的战俘营——那是一种贯穿于传奇式要塞保卫战始终的苏军战士的不屈精神。
从战俘营里能逃出来的人并不多,他们要么朝战线走去,要么在白俄罗斯森林中找到了人民复仇者—一游击队员的行列。三三三团的战士伊万·布加科夫就是逃跑后在布列斯特附近参加游击队进行战斗的人员之一。要塞保卫者费奥多尔·茹拉夫廖夫也是这样逃出了集中营,成了游击队的铁路爆破专家。科热瓦托夫手下有一个边防军战士叫格里戈里·叶列梅耶夫,他后来跑到南斯拉夫游击队里,跟他们一起战斗。还有些人不那么幸运,他们的逃跑未能成功。可是,尽管身处集中营,有时即便是落入最令人发指的集中营,布列斯特保卫战的英雄们也仍在寻找、而且能够找到斗争的条件。原政治指导员、政委福明的最亲密助手彼得·科什卡罗夫和在中央要塞混合兵群担任参谋长的祖巴乔夫大尉以涅斯杰罗夫的假名编入哈麦尔斯堡集中营后,成为地下共产党组织的领导者之一。保卫战参加者尼古拉·克荣格曾同八十四团团训练班的战士们一道在要塞南岛战斗,后来到了布亨瓦尔德死亡营,在那里找到了许多志同道合的人,成为国际地下委员会的组织者之一。这个委员会在一九四五年在发动被囚者参加了起义。
他们,布列斯特英雄们,战斗在一切条件下,一切环境中。顿巴斯有一位曾经当过战俘的人叫阿尔丘霍夫。一次,他曾在监狱小禁闭室的墙上看到过一行字。他在信里把这行字告诉了我。一次审讯后他被扔进了四室,迎着地下室小窗透人的微光,他看到灰色的混凝土墙上有一行褐色的字体,看来是用鲜血写成的,“胡说,德国佬!我们是坚不可摧的,因为我们来自布列斯特要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