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这位护士的事迹，战后发表的首批纪念布列斯特要塞保卫战的文章已经作过介绍。据说，护士阿巴库莫娃曾冒着炮火和枪弹从战场上运下伤员，最后饮弹殉职。
后来我找到的许多布列斯特要塞英雄都回想起这个年轻的妇女。她身材修长，容貌俊俏，是个出色的运动员，经常参加俱乐部的业余活动，能歌善舞。不过，人们所记得的都是战前时期她的情况，还知道她那时的职务是助理军医——一军装的领章上有三个“小方块儿”——在第一二五团卫生所任职。战斗期间她在哪个防御地段，很长时间一直无法查明。只是在找到东堡的第一批保卫者之后，才得知阿巴库莫娃当时就在加夫里洛夫少校那支队伍里。他们介绍了她的许多动人事迹。其中有些人多亏她才保住了性命。阿巴库莫娃不顾个人安危，冒着战火爬到防御前沿，运回伤员或者把他们送到掩蔽部。当时，在堡垒的一间掩藏部——从前的马厩里，临时开设了医院，她是医院的组织者和“主治医生”。在她领导下，妇女们忘我地护理伤员，并在最艰苦的条件下千方百计地减轻伤员的痛苦，挽救他们的生命。凡是向我介绍阿巴库莫娃的，无不称赞她是真正的女英雄，并对她的死深感惋惜。
一九五五年，我在莫斯科郊区沙图尔斯基区找到医生加夫里尔金，直到这时，阿巴库莫娃以身殉职的说法才被推翻。战前加夫里尔金是第一二五团的军医，也就是阿巴库莫娃的直接上司。加夫里尔金非常热情地回忆了她，不过他所介绍的也是战前的情况，因为要塞保卫战期间，他不在东堡，而在一栋军官宿舍楼里，和沙布洛夫斯基大尉等人留在一起，后来又和他一起被俘。
可是，当我在谈话中提及阿巴库莫娃殉职时，加夫里尔金耸了耸肩。
“您搞错了，”他说，“阿巴库莫娃没有牺牲。敌人占领期间，我妻子住在布列斯特，在那儿经常见到阿巴库莫娃。”
这消息使我感到兴奋。也许，要塞女英雄还活着？可是为什么时至今日她依然默默无闻呢？关于布列斯特要塞保卫战的文章屡屡见诸于报刊，每一篇都介绍过她本人和她牺牲的情况。莫非她从来未见过这些报刊？
不管怎样，应该查明阿巴库莫娃的下落。不过要想发现她的踪迹，首先要顺蔓摸瓜，一个人一个人地打听。
第一个人是护士米哈莉丘克，我是在布列斯特找到她的，她给了我列宁格勒医生彼得罗夫的地址，后者战前在要塞医院工作。原来，彼得罗夫同自己以前的同事——助理军医邦达列夫有书信来往。
邦达列夫在一封信中，把要塞的另一位医生——扎宁的地址告诉了我，后者现居莫斯科。扎宁还知道阿巴库莫娃的挚友、护士拉耶夫斯卡妮的住址。
拉耶夫斯卡妮现居奥廖尔州姆岑斯克市，正是以她那里我得到了期待已久的消息。阿巴库莫娃健在人世，在该州克罗梅市的区医院工作。
稍后，我在莫斯科见到阿巴库莫娃时，问她是否知道许多文章和特写都把她当作阵亡者予以介绍。原来有一次，她曾得到一期〈星火〉，上面登有兹拉托罗戈夫的特写，文中说她已经英勇牺牲。读后，她苦笑了一声，暗自说道。“好吧，阿巴库莫娃，愿你永垂不朽！”
由于谦虚，她甚至没有想到给编辑部写信，更正自己牺牲的说法。
战争前夕，阿巴库莫娃和六十岁的老母同住在布列斯特要塞一栋军官宿舍里。战争前一天夜里，她几乎没睡觉：晚上，她同女友去市里公园游玩，回家时已过午夜。三点半就该起床——布列斯特地区的演习一大清早就要开始，而她则应该参加这次演习。
她穿好衣服，洗完脸，母亲张罗着准备早饭。突然，附近响起了爆炸声，窗台上的花盆被震落到地板上。随后稍远的地方又接连传来了两声轰鸣，紧接着好象在中岛上，可怕的爆炸声急促地响了起来，随后又传来飞机俯冲撕心裂肺般的吼声。
母亲急急忙忙拾起花盆。
“这是什么演习？”她唠叨着，“干吗这样使劲儿打炮？花盆都给震碎了……”
阿巴库莫娃仿佛恢复了知觉，惊恐地谛听着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唉呀，唠叨些什么，妈妈！这哪是演习啊！”她大声说。“这是打仗啊！快找个地方躲起来，我马上去卫生所。”
她冲出家门，跑向通往穆哈维茨河桥的那条大路。爆炸的轰鸣愈来愈频繁，弹片时而尖啸着飞过头顶。周围浓烟翻滚，充斥着一种怪异的焦糊味——可能是爆炸引起的。
河桥被烟雾笼罩着，从那里传出急促的射击声。
一个战士从烟幕中冲了出来，他看见阿巴库莫娃，喊道：“医生，别往那儿去——会打死你的！”
说完他摔倒了。
阿巴库莫娃冲到他跟前。战士牺牲了——弹片打碎了他的后脑勺。
这时，阿巴库莫娃想到，她没把常用武器——卫生包带来。
第一二五团卫生所的二层小白楼就在飓尺之间的路旁，她向那里跑去。
楼里只剩下一个卫生员，她在往自己的卫生囊里塞个人急救包。阿巴库莫娃抓过挂在钉子上的红十字卫生囊，和卫生员一起跑了出去。卫生员转向北门，直奔要塞出口，可是阿巴库莫娃想到了母亲和留在军官宿舍里的其她妇女，于是匆忙赶往那里——应该把她们从宿舍里带出来，在土墙里找个可靠的掩蔽部安顿下来。
一路上她不时地需要停下来——到处都有受伤的人在呻吟，她还没跑到家，卫生囊已经空了。
母亲已经不在房间里。不过在下面的楼梯底下，一些带着孩子的妇女惊慌地挤在一起。
“跟我来！”阿巴库莫娃招呼了大家一声。“在这儿要被砸死的！”
东堡的土墙离得很近，可是要跑过这二、三百米的路，并不太容易。孩子们吓得大声啼哭，附近每响起一声爆炸，妇女们都要高声惊叫，一个个吓得呆若木鸡。她们跟不上阿巴库莫娃——她总要停下来，等待落在后面的人。最后大家总算到了最近的土墙跟前，跑进了离得最近的掩蔽部。
那里是马厩，约有二十匹军马拴在马栏里。听到爆炸声，它们发疯似地乱蹦乱跳，惊惧地嘶叫着。
厩舍里集中了不少人。邻近几栋军官宿舍的妇女和儿童都隐蔽在里面。阿巴库莫娃见到母亲也在人群中，感到很高兴。这里还坐着几个没有武器的受伤的战士；阿巴库莫娃立即检查了他们的伤势，把他们的衬衣撕成绷带，为他们作了包扎。
时近中午，以一名少校为首的指挥员来到马厩。这就是少校加夫里洛夫，他担任了堡垒守军的指挥，正在巡视各掩蔽部。
他鼓励唉声叹气的妇女，说敌人很快会被击溃，当发现阿巴库莫娃时，把她叫到跟前。她象军人那样，正规地作了自我介绍。
“助理军医同志，我委派您在这里组建卫生所。让妇女帮助您——我们要把伤员送到这地方来，”少校说。
“可是我这儿一无所有，少校同志，”阿巴库莫娃恳求地说。“绷带用光了，药品一点儿没剩。”
“我们要设法为您搞到一些，”少校答应说。“暂时您就尽力而为吧。”
阿巴库莫娃确实想尽了办法。她带领妇女把干净的干草靠掩蔽部墙边铺好，安排好未来的医院。伤员运来时，她们把自己的衣服撕成绷带。还用木板和被击毁的步枪枪托代替夹板，包扎伤员的断手断腿。食物匮乏，供应又不及时，只好首先分配给儿童和伤员。搞到水的时侯，也同样处理。
第二天，只好将马匹放出去。它们得不到水喝，渴得发疯了。马匹被赶到堡垒的小院子里，惊恐地嘶叫着，挤在一起跑向穆哈维茨河平日饮水的地方。观察员从土墙上发现，德国鬼子用机枪把它们射杀了。
按照阿巴库莫娃的要求，战士们在马厩里挖了一个不深的水坑。可是里面满是马圈里的尿和粪，渗出来的是一种散发着异味的黄水——即便干渴难耐也难以入口。开头，战士们爬到穆哈维茨河打水，以便多少减轻一下孩子和伤员的痛苦。后来通向河边用道路也被切断了，幸好在邻近的土墙里发现了贮冰的冰窖。
现在阿巴库莫娃亲自爬去取冰了。总共只需要爬四、五十米，可是德军机枪不知从哪里对准这个地区的部分地段不住地射击，子弹不时在身边呼哨，打在地上发出扑哧扑哧的响声，吓得阿巴库莫娃心都要不跳了。可是大家等着水喝，于是她一次又一次地冒着危险去取冰。
一次，负责整个后勤工作的捷列霍夫中尉奉加夫里洛夫之命率领战士搞到了一部分绷带和药品。阿巴库莫娃非常高兴，因为坏疽病已经在威胁着他们。最令人高兴的是药品中有漂白粉片。现在她可以把水坑的黄水烧开，再加上漂白粉片，这样，这种象药似的水就能喝了。贮藏的冰块快用尽了，经过漂白的水总算帮助大家保存了体力。
阿巴库莫娃在堡垒里经受了各种考验：德国鬼子施放了烟雾——于是，包括儿童和伤员在内的全体人员只好一连数小时戴上防毒面具，或者捂上浸湿的手帕呼吸；敌人还开来坦克进行炮击；当一千八百公斤的重磅炸弹爆炸时，掩蔽部砖砌的拱顶好象马上就要塌落下来，头上数吨重的土墙似乎眼看就要成为埋葬人们的坟墓。
后来，面容憔悴、骨瘦如柴的加夫里洛夫少校来到他们这里，下令妇女带着孩子去当俘虏。他不容别人反驳，所以妇女都嚎哭着进行准备。少校发现阿巴库莫娃躲在一边，便训斥了她一句：“你怎么，需要单独下个命令吗？”
“我哪儿也不去。少校同志，”她说。“我是助理军医，我的岗位就在伤员身边。”
少校明白，争论是无济于事的，只好默默地点了点头。甚至当阿巴库莫娃的母亲提出她也不离开女儿时，少校也没有表示反对。这样，母女俩一老一小，就和战士们留在一起了。她们决心同这支兵力微薄的守军生死与共，坚持到底。
两天以后，她们和伤员一道被俘。一名德军军官发现，阿巴库莫娃军装上有卫生勤务的浅绿色领章，断定这个女人是边防军人，打算立刻枪杀她，但是一名通晓德语的伤员向德军军官解释说，她是医生。
阿巴库莫娃母女同其他战俘隔离开来，她们被押往布列斯特。在当地的一间地下室里，她们被关押了几天几夜，后来母女俩逃走了。阿巴库莫娃自己弄到了一套便服，便和母亲在市里定居下来。
在敌人占领的恐怖岁月，她们经历了无数艰苦考验。母女俩被迫在大田和菜园里打短工，累伤了身体；被迫坐法西斯牢房，染上了肺结核。当我军逼近布列斯特时，德国鬼子把他们母女和数百名其他妇女、儿童逮捕起来，押往西方。直到西德彻底战败，她们才返回祖国，在故土奥尔洛夫希纳居住了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