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仅鲁缅采夫，而且全世界都关心着希特勒的下落。大概，甚至阿比尼西亚山村里任何地方的人们也都在暗暗地思忖：希特勒逃到哪儿去啦，现在他在什么地方呢？
在柏林会战的日子里，苏联士兵们都很难想象阿道夫·希特勒本人就在大约二、三公里之内，正是这个人，全世界的母亲们用他的名字吓唬孩子，他的整个容貌——垂在前额的一绺著名的头发，尖尖的鼻子，下垂的下眼皮，微驼的背，引起了全世界深刻的憎恨和无限的厌恶。
可是希特勒的确是在柏林，在他的新官邸的避弹室里。
这所仿照“第三帝国”笨重、丑陋和雄伟的风格而建造的大厦，占了从威廉广场沿着福斯大街，直到赫曼·戈林大街整整一个街区的面积。
正当苏军攻打柏林的时候，在希特勒的避弹室里演出了一幕丑陋而又可笑的悲剧，如果可以把强盗集团的垂死挣扎称做悲剧的话，关于这个悲剧，甚至不能说：“这个强盗集团遭受了挫败，”而必须说：“它垮台了。”
差不多每个人都已经确信它“垮台了”。谁只要有机会，就逃出首都，还在四月初里宾特洛甫就失踪了。希姆莱以必须整顿西部事务为借口，出发到跟他的神秘主义的“先驱者”亨利一世的坟墓更接近的地方去了。
固然，他曾经试图通过他的医生杰勃哈特怂恿希特勒离开柏林。戈林悄悄地溜了。
爱里赫·科赫顺利地从东普鲁士逃出来以后，到柏林来见元首，可是，他嗅到情况不妙，又溜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固然，没有人想起他——归根结底他是个小嘍罗。也没有人想起已经离开到西部去的劳勃脱·里依或者东方领土部部长阿尔弗列德·罗森堡，他不愿意等到跟曾经在他管辖下的东方居民会面。最高统帅部的将军们凯杰里和约德尔，还有海军大元帅邓尼兹都奉希特勒命令，离开柏林去收集兵力，以援救首都。
跟希特勒留在一起的只有他的国家的两个魁首：戈培尔和波尔曼。他们还希望能够在柏林近郊挡住俄国人，可是戈培尔被一种听天由命的心理所控制，这种心理代替了他的本能的恐怖。他给他自己和他的家属预备了几瓶毒药，他常常在地下室里坐上几个钟头，象一只兔子一样，不断地打着哆嗦。
至于希特勒，他坐立不安，活像一只落网的野兽。
十二年来差不多接连不断的成功、冲昏头脑的、最初连他自己也莫名其妙的胜利，使他中了夸大狂。他绝对相信自己的天才和自己的万无一失。
对自己万能的神秘信念把他克服了，所以他差不多到最后的时刻还希望会有一种立刻把事态改变得有利于他自己的奇迹出现。
这种癫狂对他左右的那些经过严格挑选的党卫队员们和钠粹分子们，也起了一定的催眠作用，在二十年中他们都被训练成绝对服从他。在穷途末路的局面下——不过他们并不知道已经到了穷途末路——他们自己也有时侯受到他的对某种超自然的东西的荒谬期望的传染。
这种象通俗剧一般鄙俗的互相欺骗，赋予元首官邸地下室里的生活一种经常性的歇斯底里的味道，这些脑满肠肥的党卫队的猪仔们的歇斯底里表现得尤其丑恶。
有时候，在寂静的傍晚，希特勒觉得生活、历史、时间在上面，在避难所八公尺厚的混凝土顶上的什么地方进行着，他必须很安静地坐在这里，然后一切都会变好。生活、时间将过去和消逝，而他希特勒又将出世，那儿一切仍旧跟从前一样：俄国人在他们的俄国，美国人和英国人都被逐出大陆。他只要坐着，挨过时间就行了。
“不，”当人们建议他离开柏林和避难所，以便继续进行斗争的时候，他总是这样简短而又断断续续地回答。他害怕跑到光天化日之下，因为他在心灵深处总意识到一切都毁了，他自己也毁了。而在这儿地下室里阴暗而又安静，可以坐着等待，挨过时间。
在地下几乎听不见的炮弹和炸弹的爆炸声，迫使他回到了现实，他的各种希望具有更具体的，已经不是神秘的，而是不久就可实现的形式了：他必须坐着，同时在那儿，在上面，美国人将跟俄国人发生冲突，他们会象爱采特的武士们和白尔甘迪的王子们一样互相撕杀。那时候他希特勒又要出世，叫全世界服从他的意志。
有时侯许多大老鼠在避弹室的走廊里奔跑，它们是怎样钻进屋子里来的，不得而知。虽然地板完全是用瓷砖铺砌的。
希特勒喜欢老鼠，他还在慕尼黑暴动失败后被拘禁在监狱里的时候，就跟它们交朋友了，他因此而自豪，把自己比作汉姆林的捕鼠者。
有一天夜里，希特勒得到报告说，俄国人已经强渡过泰尔多夫运河，他在惊慌失措的时候，想变成一只老鼠的愿望抓住了他。可是接着他恐惧地想，他具有这么强大的意志力，他真的能够变成一只老鼠，他开始嘟哝说：“不过是暂时的，一个星期或两个星期就够了。”
最近几天，他常常想起他的敌人们。这样看来，他们的关于他终必灭亡的预言是有根据的。他又一次经历和兴登堡第一次会面的屈辱时刻，那时候，这个老元帅拒绝把政权交给他希特勒。他也想起了鲁登道夫，早在慕尼黑的时候，他象一个将军对待一个伍长那样，带着露骨的蔑视对待这个暂时的盟友。如果这两个老人还在世，他们现在一定会说：“对呀，我的顾虑是正确的。”
他咬紧牙关，对全世界充满了忿恨，痛恨他的那些死了的、被打死的或活着的敌人和朋友们。如果卑斯麦和拿破仑还在世，他们会说些什么呢，这个思想甚至也使他痛苦万分。
一想到俄国人胜利，希特勒就气得发疯。他从座位上跳起来，在他的缩到象老鼠洞一样大小的国度里急速地来回踱步。他又开始咆哮、哭泣、威吓，为着他的军队的失败而责骂一切人。
他不愿意明了，他的士兵怎么不能挡住红军的进攻！为什么他，希特勒宣称为堡垒的那些城市都投降了？为什么波兹南、施奈德穆尔、库斯特林和维也纳都陷落了。
他咒骂他所有的将军们、士兵们、甚至他的黑衫队——那些肥头大耳忠心耿耿的党卫队员们。在这个时刻，他凶暴地憎恨德国人民。
晚上将军们带了放着地图的皮包，默默地走进来了。他仇视地斜睨着这些地图，渐渐地憎恨它们，这些可恶地沙沙作响的、绘着标示俄国人突破的红色箭头的纸儿。他把头埋入了地图，并且想：要是没有这些倒霉的地图，一切都不会变得这么糟糕、这么讨厌和这么可耻了。可是红色箭头离帝国的首都越来越近，象利刃一般截断了从前他称做“我的军队”而现在却称做“你们的军队”的那些师和军。
将军们都默不作声。可是布尔什维克的军队不可阻挡地逼近了，这不是一支普通的军队，而是布尔什维克的军队，就是说希特勒用他的全副精神力量所憎恨的、毕生与之斗争的那种思想意识的代表。
只要有点儿胜利的征兆，他就会重新振奋起来。他抛掉身上的麻痹，把两只眼睛中间的皮肤蹙成严峻的皱纹，不断地把头左右转动，仿佛在他的早已逃跑了的摄影师亨利·霍夫曼的镜头面前摆姿势，他发布命令，立刻又取消他们，又发出新的命令。
他的决定是完全没有理由可说明的。在这些决定中，最奇怪的也许是他已经失掉了任何关于事实真相的真实概念。他还在玩弄深谋远虑的战略，虽然他已经只不过是一个玩弄士兵的、残忍的、背有点儿驼的矮子。不错，这些士兵们是在洒真正的热血。
例如，他不容许从波罗的海沿岸撤出被压迫到海边的德国第十六集团军和第十八集团军所属的几个军，原因是，这样一来，瑞典可能向德国宣战。
“为什么呢？”参谋们互相窃窃私语。“瑞典为什么要参战呢？”
“如果它参战，那又会怎么样？”另一些人暗暗地惊异。“这会发生什么变化吗？……”
“元首知道得更清楚，”还有一些人安慰着自己，他们习惯于这样安慰自己了，可是他们也暗自惊异，在灯光微弱的走廊的黝暗中，他们把手一摆，抓着胸口。
这些好久不见天日的人们中间，没有一个人知道实际的情势，他们都认为元首有最详细的消息。而且他们都不敢声张——希特挨的周围都是那些寸步不离效忠他的人们、和“阿道夫·希特勒”侍卫队的阔脸的党卫队员们。
当苏军紧紧地逼近柏林的时候，将军们都建议撤回在奥德河作战的第九集团军右翼部队，来加强保卫首都的兵力。希特勒不准，他说在最近几天内将发动反攻，这次反攻会把俄国人赶过奥德河。
“反攻？！”参谋们在避弹室阴暗的角落里抱住头喃喃自语。
他觉得一切都是由于这个原因而发生的，就是他，阿道夫·希特勒不能够专心一志，不能够把自己的全部意志集中在一个思想上：必须，必须，必须获得胜利。如果能够专心一意并把这个思想完整无缺地和充分地灌输到自己的头脑里，那末世界上的一切都会恢复原状。
他走到自己的寝室里去了，缩做一团，痉挛地抓住了安乐椅的扶手，直瞪着墙壁。
但是某个东西，象一只讨厌的苍蝇，在他的头脑里和他身边回转，它溜脱了，散开了，把他的注意力分散了。打扰他的是一种敌对的、强大的、独立的意志，它粉碎了他的一切计划和打算。它打进了俄国坦克的锲形攻势，用突击攻下了德国的城市，摧枯拉朽地击溃了德军精锐部队，带着轻蔑地冷淡，无视这一个坐在已经陷于混乱的柏林城里八米厚的混凝土屋顶下面、留着一撮小官僚唇髭的背有点儿驼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