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里温科沿着柏油路边往前走，他那钉着铁的鞋后跟敲得直响，他走得越远，就越觉得有可能在这个小庄园里找到他的女儿，他用乌克兰语念着“女儿”这个词，是把重音放在最后一个音节上的。
诚然，有一个聪明的斯里温科在他的脑海深处，仿佛是在一座小岛上似的，嘲笑着那个认为一切都有可能的空想着斯里温科。
“斯里温科，你真是一个怪人！”聪明的斯里温科一面说，一面挖苦地冷笑。“你怎么可以肯定加丽雅就在这儿，在这个小庄园里呢？你这个老矿工已经活了四十多岁，见过世面，而现在忽然相信，在这个有着成千上万的小庄园和村庄的德国，你马上会找到你的女儿——你还是回到字的弟兄们那儿去睡觉吧……”
但是斯里温科固执地往前走。他回想着他的女儿加丽雅。当德寇入侵的时候，她刚满十六岁，刚读完七年级。她是一个高高的、漂亮的、肤色黝黑的姑娘。但是在她的父亲看来，最可贵的却是她那机敏的带着讥刺的智慧，而这种智慧又是隐藏在一种和她年龄相称的、在人们面前谦恭地沉默里面的。当斯里温科跟女儿谈话并在她身上发现新的品质——对人的了解、坚强的意志和卓越的才能的时候，他觉得非常愉快。当然，他也竭力不放纵父亲的情感：他对她相当严厉。
斯里温科懊悔地想起那些他现在才感到不公正的找碴儿的事件，为了她跟伏洛奇卡·奥赫里姆楚克——一个可爱的、爱说笑的、后来在战争中牺牲了的小伙子的童年恋爱而大惊小怪，是愚不可及的。
当战争迫近顿巴斯的时候，斯里温科参加了那个调往斯大林格勒的共产主义营。他在这次战争中受了伤，在夜里由一辆颠簸的卡车送进了陆军医院。
当然，在伤势痊愈后，他尽可以说自己的职业是一个矿工——挖煤手，这样，他就未必会被征入伍，因为后方，比如说卡拉刚达，都需要矿工。但是斯里温科并没有隐瞒自己的职业，不，他不过没有把自己的职业说出来而已。这时候他想：因为他在军事方面缺乏经验，他一定会被派到他所中心向往的地方——伏罗希洛夫格勒去，他要把德国人逐出他心爱的顿巴斯。但是他失望了：他被派到驻扎在一个偏僻遥远的、有几座汽油库的哥萨克村子里的一支高射炮队里，斯里温科常常苦闷地眺望着草原上无边无际的秋夜的天空，可是心里却渴望着西方，想念着故乡的矿井和小屋。可是他随即安心了，因为他意识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家，从整体来说大家都共同地为祖国而作战，而从个体来说大家都为自己的家而作战。
顿巴斯解放了，斯里温科第二次受伤后（那时他已经一是个步兵），有机会到故乡的煤井小作盘恒。他跨进家门，就跟他的妻子拥抱起来，在房间中央站了好久。他不明白她为什么哭得这么伤心，他隐隐约约猜到了她哭泣的原因，这是跟加丽雅有关系，但他不敢问这是怎么回事。加丽雅不在家里，因此家好象是空洞洞的，而且好象谁也不需要这个家。
后来邻居们都跑来了，这时候他才知道加丽雅的遭遇。他开始安慰自己的妻子，末了他堆起毫无信心的笑容，答应她说，他一到德国，就会找到女儿的。虽然妻子不愿意相信他的话，可是她一句话也没有回答，只是低低地哭泣着。
现在他到了德国，而且还活着！而且他的女儿可能就在这儿，离他一公里的地方。
随后一个悲痛的念头涌上了他的心头，他老是不能把它赶开：“女儿是个漂亮姑娘，哪一个男人会不看她一眼？谁不会朝她亲切地笑一下？如果这样一个漂亮姑娘做了奴隶，而主人是个德国人……”
小庄园出现了。这是一所大房子，围着一道紧密的石墙，宛如一座城堡。这道墙上的拱形小门也跟城堡的门一模一样。这些门都是用厚厚的木板做成的，还钉着铁档。小门紧闭着。
斯里温科用铁跟靴子朝门上奋力踢了一脚，嚷道：“开门！”
一只狗凶猛地狂吠起来。
急促的脚步声响了起来。这些脚步声在小门旁停下来，然后又离开了。于是斯里温科用自动枪的枪托在小门上敲了一下。
“开门……俄国兵来啦！”
脚步声更加急促了，那儿已经不止一个人，而有几个人。末了有一个德国人的声音在小门旁畏怯地问：“您有什么吩咐吗？”
“我说，开门！”
小门开启了。
站在斯里温科面前的是一个瘦弱的德国老头儿，手里提着一盏灯。有两个人影紧贴在不远大马棚的门上。他们突然举起手，慢慢地向斯里温科走来。他看出这是德国兵。
“完蛋了，”他们说。
“当然完蛋啦。”斯里温科说。
为了防备万一——出于军事上的计谋——他在寂静的夜里朝门外高声嚷道：“等一等，弟兄们！”
好象还有其他人在那儿。
可是他说这句话，预期说是为了要使这些德国人相信，还不如说是为了免得后悔。
“只有两个吗？”他问，用手指把每个士兵依次推了一下。
“两个，两个，只有两个。”老头儿结结巴巴说。
“向后转！”斯里温科命令，拿着自动枪做出要射击的样子。
德国人明白了，他们掉转身子，穿过宽大的院子，院子里堆满了马粪和稻草，塞满了许多车沿很高的大车。
他们走进了主人的屋子。斯里温科在门厅用俄国兵众所周知的口令“立正”命令他们止步。
“武器在哪儿？”他问，用手在自动步枪枪托上拍了一下，“这个在哪儿，武器？”
“什么也没有，”其中一个德国兵用波兰话回答。
“没有武器，”另一个德国兵回答，“扔掉了，”他做手势解释，仿佛扔掉一件什么东西似的。
“扔掉了……”斯里温科说。
或许，最好的办法就是放一梭子子弹来结果这两个瘦长的、红头发的弗里兹。但是斯里温科不会那么做——不是由于畏惧长官，他们是禁止这种行为的——虽然这永远不会有人知道。不，斯里温科绝不会这样做，这样做违反他的原则。
斯里温科走到一扇门前，推开了它。他把老头子叫到跟前，在灯光下，他看见了一只大炉子、瓷砖地和几只桶锅。两扇窗子都关上了百叶窗。他对这两个士兵指了指厨房门。他们都情情愿愿地走了进去。
斯里温科把他们关进去以后，指着锁眼说：“锁起来。”
老头子着了慌，跑了出去，他的脚步声在一所空屋子里远远的房间的楼梯上响着，他终于拿着一串钥匙跑来了，把厨房的门锁上了。
于是斯里温科问道：“俄国人在哪儿？”
老头子听不懂这句话，他木然站着，侧着白发苍苍的象鸟儿般的脑袋。当他明白了的时候，他挥起手来。
“走了，走了，走了。”他的声音象青蛙叫。
他们都走了，他们被更向西带走了。
“你的主人在哪儿？主人？哦，男爵在哪儿？伯爵？”
老头儿终于明白了，又挥起手来。
“走了，也走了！……”老头儿滑稽地跺着小脚，仿佛是说：逃跑了。他的主人也溜了。
“那么你在替他看管财产吗？”斯里温科问。“看管吧，看管吧……你的老婆在哪儿？孩子在哪儿？孩子。”
老头儿向前走，斯里温科跟在他后面。他们从主人的屋子里走出来。在院子尽头，紧贴墙有一所小屋，好象一个燕子窝。
他们走了进去。斯里温科看见了几张被惊吓扭歪了的女人的脸。一个老婆子和三个女孩。
一种幸灾乐祸的心情涌上了斯里温科的心头。他细细地瞧着这三个德国姑娘，有好一会工夫。
“那么俄国姑娘都走了。俄国姑娘都到西方去了……”斯里温科嘟哝说，“唔，德国姑娘都送到东方去，走……走……”
这时候他惊愕了。这几个德国女人显然都懂得这个比喻，但是她们是作为命令来理解的。她们跟母亲交谈了几句后，就开始准备。她们甚至不大着慌。她们被衣服放进包裹里。母亲一声也不哭。仿佛她们都觉得这是公平合理的。俄国妇女被带走了，现在该轮到德国妇女了。只有那最小的一个打着哆嗦，虽然她使出全部力量克制着，生怕自己的举动会触怒俄国人。后来她们站住了，开始等待。
这是一幕悲惨的情景。斯里温科明白了发生了什么事情，他突然笑了起来。他那洁白的牙齿闪了闪，只有心地善良的人才会有这么和善的笑，那几个德国女人也明白这一点。她们诧异地和满怀希望地望着这个哈哈大笑的俄国兵，他把手一挥，说：“不到西伯利亚去了……滚开……”
他因为自己不记仇恨而觉得愤恨了，于是对那几个欢乐地喋喋不休的德国女人威吓地吆喝了一声，因此她们立即静下来了。他自言自语：“他们带走了你的女儿，毁了你的家，而你却怜悯她们？”
可是他瞥见了她们那粗大而发红的手——习惯于信心劳动的农民的手，说句老实话，他心里确实怜悯她们：“难道是这些人带走的吗？难道是这些人破坏的吗？”
斯里温科带着这样的想法，跟在他所俘虏的德国兵后面走着，回到自己的连队去。
他在原来的地方已经找不到连队。
师部设在一个村子里。通讯兵们架设着电话线，他们一边不时打呵欠，一边温和地谩骂着。
“他们在这儿还是逃跑，”有一个通讯兵说。“在自己的土地上……他们究竟打算在什么地方停下来？根本不让人休息，混蛋！”
斯里温科把德国人交给了侦察兵，他们驻扎在两小时前第二连所驻扎的那所房子里，他不慌不忙地——带着自知不会误时的那种老兵所特有的从容不迫的神情——向西走着，追赶自己的团部去了。
路上师政治部的一辆汽车追上了他。坐在车中的是普洛特尼科夫上校和加林少校。上校认出了在路上行走的那个士兵就是他的一个连队的党组长，就把汽车停了下来。
“上车吧，我送你去。”
斯里温科坐在少校旁边。
“关于进入德国的事情，你召开过群众大会吗？”普洛特尼科夫问。
“召开过了，上校同志。”斯里温科回答道，并部上了一句：“我准备让三位战士入党，可是党委会现在还没有叫他们去。”
“总是抽不出时间，”普洛特尼科夫负疚地说。“我们老是前进、前进。这也是一种苦恼！”他露出了亲切的笑容。
“上校同志，那么应该怎样对待德国人呢？”
普洛特尼科夫惊奇地跟加林互相使了个眼色，他反问斯里温科：“你认为怎么样？”
“我想，”斯里温科抚摸着自己的唇髭，慢慢地回答道，“现在对他们必须更冷静些，那是说对老百姓。仿佛他们不只是德国人……他们也是……人。”
普落特尼科夫放声笑了起来。
“正确的感情！你看：这才是真正的感情！”他把声音稍微放低些，转脸对加林说，仿佛不让斯里温科听见赞美他的话。接着他又转脸对党组长说：“你说得很对。坚持这个见解。”
于是普洛特尼科夫跟加林谈起维谢尔恰科夫和格拉莎的事情来。军部要求这一事件的最后结论。加林非常生气地说，把这两个彼此相爱的人拆开是不公正的。
“当然，”普洛特尼科夫说。“不过你还是要把结论详细地想一想。你在师部里做什么呢？”他转脸问斯里温科。
“我带来了两个俘虏，”斯里温科回答，接着为了说明事情经过，又补了一句，“我在找寻我的女儿……”
看到上校疑惑的目光，斯里温科用请求谅解的口吻解释说：
“我的女儿。她就在这儿，在德国。他们是从顿巴斯把她带走的。不过在那个小庄园里已经没有人了。她们被更向西带走了……”
上校的目光变得恍惚而阴郁。他没有再说话，开始望着道路。
马匹、汽车和疲倦的人们，在拂晓潮湿的雾气里，沿着道路向西移动。迎面驶来一辆给士兵们运送信件的战地邮车，驶过了许多卸去弹药的空卡车。雪花纷飞。光秃秃的树枝颤栗着。士兵们的防雨披肩飒飒地作响。
人们都默默地走着。机关枪的射击声听起来很近。斯里稳科在十字路口上请求停车——汽车在这儿向右转弯要驶往团部去。他跳下汽车，向上校和少校告别，就朝机关枪狂吼得特别厉害的那个方向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