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雾气弥漫的冬天早晨，充满着乌鸦的鼓噪，这些乌鸦都是沙嗓子、吵闹不休的，就像莫斯科附近它们的同类一样，在道路拐弯处的那边出现了一座整洁的小松林，它跟士兵们刚才通过的那座松林一模一样。可是这里已经是德国了。
不过这一点暂时只有司令部知道。士兵们都是不带地图的普通人，他们错过了一个伟大的时刻，到晚上才知道他们是在什么地方。
那时候他们就眺望着德国的土地——这片老早就有人居住着的土地，它自古以来依靠斯拉夫的卫城和俄罗斯的利剑的护卫，才免受来自东方的野蛮侵略。他们望见了一座座整齐的小树林和一片片平坦的田野，田野上点缀着附有花圃跟庭园的小房舍和小谷仓。甚至叫人难以相信，那威胁着全世界的瘟疫，就是从这片样子很平常的土地上发生的。
“你原来如此！……”一个矮而结实的俄罗斯士兵沉思地说，他第一次当面用“你”而不用抽象的和含着敌意的“她”来称呼德国，在最近的四年中他总是用后者称呼德国的。大家都想到了领导他们并引导他们到这儿来的伟大的斯大林。士兵想到他都互相望着，因为他们自豪地意识到自己无敌的力量，他们的瞳孔都扩大起来了。
“我们是这样的人啊！”
大军在道路上像不绝的洪流似的行进着。步兵、载重汽车、长身炮和炮口朝天的榴弹炮都向西推进着。这支浩浩荡荡的大军，时常由于某个动作迟钝的司机的过失而停住，于是一片不满的叫喊声响起来了。固然，在拥塞的前线道路上这些常有的叫喊声里，感觉不到它们从前所固有的那种愤怒和暴躁的情绪，因为大家更加亲切了。从现在起，他们不是恼怒地而是急不可耐地催人前进了。
纵队又移动了，步兵的口令：“向右转！”又响起来了；交通调度员们挥动着小旗，如果没有“我们到德国啦”这几个字在没个人的头脑里像酒力发作似的喧嚷，在每个人的眼睛里像光似的闪烁，那末一切就会变得很习见和叫人厌烦的了。
如果这一大群人中间有个诗人，那末这许多的印象是会叫他眼花缭乱的。
真的，在道路上前进的每个人都可以成为长诗或小说里的主人公。为什么不描写这对富有画意的士兵呢？他们中间显得突出的是一个身材魁伟的司务长，或许因为他的脸晒得这么黑，以至他的头发看起来象是白的，或许因为他有一头淡黄色的头发，以至他的脸看起来象是黝黑的。
或者，为什么不描写这些象树上的鸟儿一般蹲在他们巨大的炮上的快乐的炮兵们呢？
或者，为什么手描写这个把线框大概从莫斯科附近的乡村一直拖到了德国的、瘦削的、年轻的通讯兵呢？
或者，为什么不描写这些很严肃地坐在满载帐篷和药品的载重汽车上的明丽娇美的女护理员们呢？一看见她们，士兵们的肩膀不知怎的都自动地挺直了，胸膛挺了起来，而眼睛也明亮起来……
在那边的道路上出现了一辆汽车，车中坐着一位威名赫赫的将军。汽车后面跟随着一辆半履带式装甲汽车，车上一挺大口径的机关枪威风凛凛地向上昂起。为什么不描写这位将军，不描写他的那些不眠之夜和赫赫的战绩呢？
这些人们中间的每一个人都跋涉了两千公里的路程，这样遥远的旅途只有在故事里讲讲和在笔下写写的。
现在有一个不平凡的景象引起了士兵们的注意，使他们都眉飞色舞起来。
一辆轿式马车在一条因雪而潮湿的道路上奔驰着。不错，这是一辆漆成深红色的真正的马车。穿号衣的仆役的座位突出在后面。马车的小门上闪现出一颗蓝色和金色的纹章：右边是一只长着多枝的叉角的鹿头，左边是城堡的锯齿形的堞，上面是带甲的盔，而下面是拉丁文的题词：为上帝和祖国。但是坐在高高的车夫座上的却不是伯爵的佣人，而是一个穿棉袄的年轻的士兵，他好象一个真正的俄罗斯马车夫，咂着嘴催马前进。
“快啊，宝贝儿……”
战士们用呐喊、唿哨和戏谑送着马车。
“喂，柩车！往哪儿去呀？”
“瞧，运死人！”
“弟兄们！博物馆逃难啦！……”
“马车夫”力持镇静，可是他那没有胡子的涨红了的脸，因为忍的笑而颤动着。
这辆奇怪的马车里的乘客们，都是偶然的同路者。他们不是去追赶自己的部队，就是奉命去履新的。这辆马车，是一个年轻的沉默寡言的上尉丘霍夫在地主的庄园门口找到的。据一个在领地服务的波兰老头儿说，因为缺乏汽油，男爵老爷打算坐这辆马车逃往西方去，可是来不及了：已经有许多俄国坦克驶过去了，于是男爵老爷改了装，就徒步逃走了。
丘霍夫上尉答应了那个波兰老头儿，如果在路上碰到那个逃跑的男爵，他一定把他捉住并加以惩罚。然后坐着马车追赶他奉命去报到的那个部队去了。
顺路的汽车很多，可是丘霍夫上尉是喜欢不受拘束的。路上他带了两个士兵同行，但是他们三个人行驶了不多久，在下一公里的路上就有一个佩着上尉肩章的、体态匀称的女医生来请求搭车，过了半小时，又有一个手上包扎着绷带的中尉来请求搭车：他是轻伤痊愈后从医院里出来的。
谈话开始了，但立刻就被一位生客打断了：一个阔肩膀、蓝眼睛的少校轻快地跳上了马车的踏板。他滑稽地向缎子垫套瞥了一眼，取笑地说：“红军向可敬的伯爵家族致敬。”
没有人注意到那个女的轻轻地响了一声，她那双突然显得明亮的灰色大眼睛凝视着少校。少校也没有注意到这个，他继续说：“我什么都坐过：小船、木筏、飞行橇和鹿橇，可是没有坐过马车！我决定来试一试！”
他那生动而充满诙谐乐趣的语句，立刻打破了偶然聚在一起的人们所常有的那种拘束。大家都笑了起来，并且像玩了不许玩的恶作剧而给捉住的孩子们一样，亲切地互相望着。在少校的蓝眼睛里闪烁着亲切而愉快的光，这大概是表示：“我爱你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不分性别、年龄和民族，因为你们都是我的朋友，虽然我们并不认识，你们都是我的亲戚，虽然都是远亲，因为我们都是从苏联来的，而且我们大家都干着共同的事业。”
眼睛里闪烁着这重光彩的人都是孩子和士兵们所热爱的。
这个年轻的集体农庄庄员所驱策的那几匹封建时代的马儿，飞跑得更加有劲了。少校几乎跌倒在座位上，就在这个时候，他向那个女的瞥了一眼，大叫起来：“哦！是您，塔尼亚？”他紧紧地握住了她的手，突然变得严肃了。
大家不知怎的都为了这两个人的以外相遇而高兴起来，他们也许还是从战前很早的时候就相识的。可是因为猜疑到这里面某种浪漫的内幕，大家说过了在这种场合通常所说的话语（“怎么啦？碰见了熟人？”“碰得真巧啊！”等等。）以后，就都识趣地掉转了头，让少校和这位女医生畅谈一会，甚至接吻。
但是他们没有接吻。近卫军少校谢尔盖·普拉东诺维奇·鲁缅采夫和军医上尉塔吉亚娜·弗拉基米罗夫娜·科尔切娃的相识虽然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但那是偶然和短促的：他们曾经在值得纪念的一九四一年，一同在一支从维亚季马附近和莫斯科之间的包围中冲出来的部队里行军过六天。
那时候鲁缅采夫是中尉，他还很年轻，只有二十二岁，那时候他也是爱说笑的，虽然这种外表的乐观要他作了不少意志上的努力。但是他认为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抱着乐观态度，是青年团员的天职。
他带领他那一排里剩下来的几个人走着，使时时有个别的战士和失散了的自己部队的小队战士来加入他们的队伍。其中有些人是垂头丧气的，许多人是不惯于军事劳动的。他必须鼓励他们，安慰他们，最后还得叫他们在许多危险前面准备战斗。
有一次在灌木从生的沼地上休息的时候，一个由于疲累而轻轻地呻吟着的人问道：“我们或许通不过去吧？”
这时候鲁缅采夫正在用一把短刀切断一根粗棒：他在给一个两腿受伤的坦克兵做一副担架。听到这句问话，他答道：“唔，我们或许通不过。”沉默了一会儿后，突然补上一句：“可是这没有多大关系。”
听到了怀疑的抱怨。鲁缅采夫故意装出毫不介意的样子，解释说：“我们就留在德军后方打游击。难道我们不象一支队伍吗？我们连医生都有了。”他朝塔尼亚点了点头，“武器会够用的……”
在这些艰难的日子里，他从哪儿取得了那样的信心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呢？他生长在黑龙江畔的大森林里，能够刻苦耐劳，善于识别方位，并知道生活在森林里所必需的许多有用东西。但是重要的不在这里。在中尉心里怀着一个终必战胜任何敌人的坚定的信念。这个信念甚至使那可怜的、由于长途跋涉、由于过不惯的艰苦生活和沉痛的思虑而筋疲力尽的塔尼亚也常常为之惊愕不置。
她从医学院里毕业出来就参加了作战部队，而且她刚刚在一个步兵团的卫生科里开始她的职务的时候，德军坦克就突破了我们的防线，向莫斯科挺进了。
不久，这个年轻的中尉就对塔尼亚，对他的部队里唯一的妇女，特别注意起来了，包含在这种注意里面的不只是普通的怜悯。
他非常怜悯她。她是那么苍白，眼睛那么大、那么忧郁，以致他情愿在这些围着潮湿的红灌木的、泥泞而坎坷的秋天村路上，背着她走。她默默地走着，不诉苦，也不左顾右盼，她的这种沉默和她的在场对其余的人起了良好的影响。她当然不知道这一点，可是鲁缅采夫是知道的，有时候他呵斥掉队的人们：“你们至少得向这位姑娘学习！……”
每天早晨，水洼都盖着一层薄冰，天空晦暗而阴沉。德国人就在附近。塔尼亚觉得很痛苦，她的两只手都冻得是她不能梳头发、编辫子和洗脸了。除了这个思想：“哎呦，我多糟呀！”以外，她的全部思想也都冻结了。可是这个中尉却每天用保安剃刀刮脸，他抱怨没有皮鞋油，他的眼睛却在微笑，有一次他竟在一条小河边洗脸，一直洗到了腰。一瞥见这种情形，塔尼亚的牙齿就格格地打起战来。
她感谢他的种种帮助：在休息的时候，他特地为她生起了小堆篝火——他绝对禁止生篝火，因为这是危险的；他教她怎样缠好包脚布，并同情地望着她，有时候还说几句勉励的话：“您刮刮叫！您可以当一个士兵。”
他是勤勉的、不知疲劳的、很了解人情的；他不仅鼓励塔尼亚，而且也鼓励每个人。由于他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和冷静沉着，大家都觉得更安定和更有信心了。
他常常在天亮前带领两个战士出去侦察。有一次他回来的时候脸色阴沉而且心神不定。他报告说，在邻村里有许多被俘的俄罗斯战士，他们大多数受了轻伤。据他可能做到的调查，德国人把重伤的俘虏都在路上枪杀了。
“有人守卫着俘虏，”他沉默了一会儿后说，”但是只有十五个卫兵，没有放哨。”
他探问地向他周围的人扫了一眼，继续说：“他们的通信联络——只有一根线……割断了——就完了。”
一片沉默。突然有一个穿皮衣领的农民羊皮外套的人走到前面来了。这个人直到现在老是默默地走路，眼睛尽望着地上，什么事也不过问。
“不必参加这种冒失的行动，”他慢吞吞地令人信服地说，“这是我们不能胜任的任务。您说，他们是十五个人，而我们有五十个人。对的。可是他们是正规的军队啊……德国人！”
中尉皱起眉头说：“这儿不是在开工会会议，而是军队，虽然他是凑合起来的。”
穿羊皮外套的人从齿缝里含糊地说：“别用军队纪律教训我，我比您懂得多哩？”
“那就更好啦，”鲁缅采夫温和地反驳道。“我是指挥员，我的命令必须执行。”
“是谁委任您的？”穿羊皮外套的人冒火了。“您知道我是什么人？我是上尉。”
鲁缅采夫突然放声笑了起来。
“您是什么上尉？”他说，“您是羊皮外套，不是上尉！”
穿羊皮外套的人用颓丧的声音，可是仍然挑衅地问：“大概是您把我降职的吧？”
“干么？”鲁缅采夫回答道，他已经转身向其余的人，并补上了一句：“您自己把自己降职了。”
俘虏们很容易地被解放了出来，连鲁缅采夫也觉得这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措手不及地被擒住的守卫们一点儿也没有抵抗。德国人太自信了。枪械整齐地架在村苏维埃的门廊上，鲁缅采夫把缴获的步枪都分给了被解放的受伤的战士们。
塔尼亚用绷到包裹的绷带和向每个人收集来的手帕（因为绷带包不多）替伤员们包扎起来。这些手帕是和平生活中剩留下来的最后的东西了。
队伍以急行军出发，因为鲁缅采夫担心追击。他们都精神勃勃地行走着，仿佛行军是刚才开始似的。他们都快乐地低声交谈着。谁也不想睡觉了，甚至最爱无病呻吟的人也不喊脚痛了。每个人都夸张着自己的胜利，并且都因有这个中尉而高兴。很多人都认为这一夜才是他们真正的争斗生活的开始。
第二天夜里，塔尼亚初次看见了德国人。
大雨如注。队伍到达了大陆附近。有几辆载重汽车在大陆上行驶。起先塔尼亚一点儿没有注意到它们，她漫不经意地向前走，可是这当儿中尉的一只手轻轻地按在她的肩上。
“卧倒，”他轻轻地说，“德国人！”
她惊惶四顾：哪儿有德国人？当她已经伏倒在地上的时候，她这才明白，这些汽车——车头灯明亮地照耀着的普通的卡车——它们正是“德国人”。几辆画着黑十字的小型坦克出现了。带喉音的谈话声传到了塔尼亚的耳朵里。
这一切都是这样的陌生、这样的怪诞和充满敌意，使塔尼亚觉得又惊愕、又憎恨、又恐怖。她感到孤单和颓丧，仿佛这些陌生得叫人憎恶的影子把她和过去的一切生活、一切希望和一切幻想都隔绝了。她握住了鲁缅采夫的手，久久不放，一直握到队伍继续前进的时候。德军汽车的车头灯的闪光微弱地照亮了中尉的脸。雨点顺着他的面颊流下来。现在这个青年人的脸是难以形容的严肃和阴郁。
早晨他们终于到达了自己人那儿。在往集合处去的路上，鲁缅采夫走到塔尼亚跟前，请求把她的莫斯科住址告诉他：
“或许我们有一天会见面的，我上您那儿来喝茶。”
使她对这个请求觉得惊奇的，就是他对歪理和对往后有约会、地点和茶叙的和平生活的那种信心。
地址？塔尼亚在医学院毕业后，就住在莫斯科的姑妈家里，但是问题不在这里。
她说：“我已经出嫁了。”
不用说，这个回答不是挺聪明的——他毕竟不是向她求婚。
“当然，我会把地址告诉您，”她急忙补上一句。
可是塔尼亚在匆忙中忘记了自己的诺言。他们到了集合处，军官们把她围住了，其中有许多医生。他们请她喝甜茶，请她吃罐头肉。当她自己身上暖和起来并满怀着跟母亲与丈夫会面的希望的时候，她不知怎的立刻忘记了在她的生命史上最困难的六天里，这位无畏的、快乐而亲切的中尉，对于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中尉在不远的地方站了一会，就悄悄地走了。后来她打听明白：原来他是被派到某个部队去工作，坐车走了。路上她难过地想念他，并且懊悔没有在临别的时候对他说一句感谢的话。
就是这个中尉，过了三年多，又跟她并排坐在一辆顺着潮湿的柏油路奔驰着的马车里，他现在已经是近卫军少校了。“)